（2）消极负面的问题新闻传播比重不断增大
解放初期到1956年，除了舆论监督类问题新闻传播外，负面忧患的问题新闻传播基本上也能按照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对灾难的报道、社会消极面的报道，虽有导向上的侧重，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反右"前夕，问题新闻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在报纸上"鸣放"出许多批评和建议。这些批评和建议从内容看大多是真实的，对帮助党整风有益，应该看作是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体现。即使有一些是偏激甚至是错误的，也是在党报一再鼓动下提出来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且也可以通过争鸣来澄清，求同存异。然而，短暂的"鸣放"过去后，"反右"斗争开始了。报纸像变了戏法似的很快翻脸，认为鸣放者是"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由鸣放内容变成了批判内容，各地报纸大量报道揭发所谓"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反右"对问题新闻传播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58年秋冬到1960年，一些报刊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倾向。实际上这就为新闻界的宣传定下了调子。在这种形势下，政治领域的批判运动殃及到新闻事业，使新闻的基本立场、基本规律受到破坏。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到1966年"文革"爆发，经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学术领域的批判，使得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中的一些观点被扭曲以至发生了畸变，从而使我国的新闻学术水平从根本上受到了伤害。这虽然在当时都是极左政治的产物，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当时新闻媒体上批评意见、负面报道近乎绝迹。经过多次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随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地暗示中，对新闻界的知识分子群体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久而久之，这种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经过"反右"的严重扩大化直至"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在总体上保持着沉默。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媒体"舆论一律"，只能也只准发出一种声音，以上纲上线、政治斗争代替思想论争和文艺批评。
改革开放后，文学创作出现的"伤痕文学"与"反思小说"对社会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如同20世纪初的"问题小说"一样，再一次领先于问题新闻的传播。文学创作的解放，对问题新闻传播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思想文化铺垫作用和间接的促进作用。舆论监督批评类的问题报道和突发性事件、消极负面的问题新闻的传播功能重新被人们理解与认识，新闻媒体上的此类报道也慢慢多起来，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内容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政治方面的有反映决策失误、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抵制改革开放的观念、现象等；经济方面的有表现亏损、债务、破产、偷漏税款、假冒伪劣、下岗、物价波动、市场冷热、经济犯罪活动等；法律方面的有揭露官员受贿行为、杀人越货、制黄贩黄、拐卖人口等各种刑事案件以及司法腐败引发的冤假错案等；伦理道德方面抨击的有种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虐待老人、妇女、儿童，喜新厌旧的行为，见死不救的冷漠等有悖于精神文明的行为；灾难方面的有种种自然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涝、暴雪、塌方以及撞车、沉船、空难、失火、桥塌、矿山瓦斯爆炸、房屋倒塌等事故；生态失衡方面的有水土流失、植被减少、物种消失、废水排放、空气污染、气候异常、水源匮乏等。问题新闻的报道逐步走上正轨。此外，人民群众的呼声、要求、批评、检举、申诉、控告以及贫困、饥饿、疾病等种种困难在问题新闻中也有反映。总之，现实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消极的、负面的行为活动，上至政策不当，下至百姓衣食住行不便在问题新闻中均有报道，并且还进一步挖掘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给人以深层次的启示和思考，从而调动起全社会共同解决各种问题的积极性。
就传播的形式而言，我国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形式，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这样丰富多彩。就传播媒介来说，除了传统的报纸、广播，又增添了许多时事杂志及电视，扩展了传播渠道。现在又新添了互联网传播，传播方式日益现代化。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还根据各自特点，设置了名目繁多的专版、栏目和节目。专门或主要报道与评论问题新闻事件的，如"读者来信"、"听众热线"、"刺玫瑰"、"众生相"、"监督哨"、"百姓话题"、"批评与建议"、"暮鼓晨钟"、"观察与思考"、"道德法庭"、"社会经纬"、"新闻调查"、"热点透视"等。其中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光明日报》的"每日聚焦"、《中国青年报》的"求实篇"等被评选为名栏目。有些报纸内容的重点基本上就以报道问题新闻信息为主，如《南方周末》和《报纸文摘》。许多法制类报刊及广播、电视节目，也是以揭露违法乱纪的新闻事件为重要内容。
（3）解惑释疑、分析探讨类，具有一定传播深度的报道崭露头角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出现许多让人看不懂、想不通、预测不到的新问题、新动向、新情况、新现象、新矛盾，这也意味着新闻事件的内容不再是一个点、一条线，而是复杂的立体问题和事件，信息爆炸、传播工具的现代化、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使事物变成了多棱体，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出现了大量问题新闻报道。过去的"动态"报道，缺乏纵深的交代，横向联系少，一般只能揭示事物的一个横断面，传播的信息有限。而问题新闻报道着眼于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联系，集中提出和解答实质性的问题。全国一些媒体的某些问题新闻报道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向有关部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风行于西方的深度报道姗姗光临中国的传播业。深度报道以理性的深入的分析、思辩见长，主要形式有解释性报道、预测性报道和探究分析原因的系列报道。国外从20世纪60年代流行起来的"解释性报道"，就其对问题的深度加工而言，同问题新闻报道有不少类似的特点。现在"解释性报道"已成为西方报纸主要报道形式之一。所以，时代呼唤着一种能容纳深刻主题，分析探讨深层次复杂问题的报道形式出现。
我国的深度问题报道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日报》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中国青年报》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悲哀》、《绿色的咏叹》和《命运备忘录》、《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还有近年新华社的《菜价追踪》、《关于物价的通信》，《光明日报》的《黄河如何不再断流》、《人民日报》的《母亲河，你的乳汁还能淌多久？——关于黄河断流的生态思考》等。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深度问题报道有代表性的有《"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新华社北京1991年3月20日电）、《郑州货站街信箱"十月怀胎"竟无人过问》（新华社郑州1991年4月14日电）、《北京西站建设质量堪忧》（新华社北京1998年8月18日电）、《长江上游仍在砍树》（新华社攀枝花1998年8月19日电）等。
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亦有一些优秀的深度问题报道。2000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中由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采写的《铲苗种烟违法伤农》节目，揭露了一起违反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侵犯农民合法权益、危害农民人身安全的严重事件。为了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焦点访谈的两位记者日夜兼程，在危险山路上夜行7个多小时，在高海拔的贫困山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由于采访扎实，画面充满震撼力，点评简洁有力。节目播出后，处于困境中的农民如久旱逢甘霖，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另一篇获一等奖的作品《黑龙江日报》记者采写的《治病？骗钱？——发生在传染病院的怪事》，以详尽的事实说话，进行了环环相扣的连续报道。文章揭露了一件发生在医院里的损害患者利益的事情，深入、细致关注生活，从生活中提取素材，用老百姓的话，贴老百姓的心，讲老百姓的事，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优秀新闻作品。2001年度中国新闻奖作品中获一等奖的《七年上诉冤屈未伸张》、《南丹7·17事故初探》，揭露了当地政府违反国家法令，造成不应有情况和事故的发生。这两篇报道在海内外都引起强烈反响，最终使问题获得了令群众满意的处理结果。此外获二等奖的作品中，《中国新闻出版报》2001年11月30日刊发的《劣质词典频频涉世引发的思考》（郭晓虹、庄建）、《农民日报》2001年1月10日刊发的《湖北省英山县"数字造假"系列报道》（何红卫、胡成）等问题新闻报道也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近几年深度报道进一步发展，催生了大特写、新闻调查、新闻视点等新的样式，进一步满足了受众对一些深层次的热点问题的关注欲。
（4）从泛政治化的人本位到真正意义上的事本位和人本主义的渐变
由于问题报道内容的敏感性和负面因素的客观存在，我国采取了特别谨慎的态度。问题报道遵循着一个特殊发展轨迹的，也就是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报道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泛政治化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各种各样的消极负面问题作斗争，并最终将其解决的角度来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换句话说，问题与矛盾不是新闻，解决问题与矛盾才是新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57年2月上旬上海遇到有气象记载八十年来罕见的严寒，新华社的报道对严寒只在导语中用一句话加以交待，接下来浓墨重彩写上海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不仅战胜了严寒，而且人们还欢乐地欣赏着"晴日高照，雪花在阳光中飞舞"的"瑰丽的奇景"。1961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翻开当时的报纸，具体报道灾情的新闻基本没有，大多都是反映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灾救灾、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文革"期间，我国问题报道向更加偏激、主观和模式化方向发展。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5级强烈地震，《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电讯，其标题是：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
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导语是："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了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主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地震发生后，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北京市委和震区各级党组织，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领导群众迅即投入防震抗灾斗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已带领有关部分负责人，赶到灾区指挥防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队赶赴现场。大量医药、食品、建筑材料等救灾物资正源源运往灾区。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监视灾情。灾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展开抗灾斗争，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新华社的消息，对灾情报道较为简略，对人们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死伤多少人、房屋倒塌多少间，只字不提，只有一句话："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