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要用艺术的眼光来欣赏作品
对于任何种类的艺术作品的欣赏，都是从形象的感知开始的，例如欣赏绘画雕塑，欣赏戏剧表演，欣赏歌舞音乐，无不是通过欣赏者的视觉或听觉器官，直接感知其中描绘、表现的艺术形象。文学的欣赏也如此，虽然它不能像绘画、雕塑、戏剧等艺术一样，凭借听觉、视觉器官可以直接感知，而是通过语言文字的阅读，把作品塑造的间接形象通过表象的组合，在脑海中再现出来。而这里再现的想像性的艺术形象，也还是感性的、具体的，让人仿佛可以触摸到、感觉到。
但是，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已经不是社会生活纯客观的照相式的再现，而是渗透了作家的审美情感。它来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的原形。阅读欣赏中欣赏对象的这种本质特征，要求欣赏者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必须用艺术的眼光去品味，这样才能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并能在思想上受到启迪。
阅读欣赏中非艺术的眼光有种种的表现。一种情况是把艺术与生活等同起来。晚唐杜牧《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宋人许顗在《彦周诗话》中认为这次战争有关吴国存亡，百姓遭难，而杜牧对这一切都不管，却只怕捉了二乔，显得见识低下，不知好歹。其实，杜牧的诗说要是东风不给周郎帮忙，火攻就会失败。如果被曹操打败，那就连二乔也保不住了，意思是说周瑜的打胜仗是侥幸成功。这里说的“二乔”不是平常的人物，大乔是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小乔就是东吴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的身份和地位，代表了东吴的政权本身。诗的语言不等于生活的语言，这里是用形象的说法比喻国破家亡。许顗没有注意到诗和史论的不同，将二者混为一谈，对杜牧的指责正说明他自己不能正确理解诗人的意图。又如明朝杨慎曾批评唐代诗人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不实。认为“千里”应该做“十里”：“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实际上诗人不是指他站在某个地方看到的景色，而是展开了广阔的想像，指整个江南景色而言的，“千里”才与诗的整体意境相吻合。
在阅读欣赏中还有一种非艺术的眼光，就是用单纯政治的眼光去理解文学作品。如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这是一个南唐亡国之君当了俘虏之后所写的伤心词，如果用单纯的政治眼光去理解这首词，这种没落的帝王的思想意识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欣赏。若用艺术的眼光去欣赏它，会使我们享受到一种独特的艺术美感。当然今人的思想与亡国之君的离愁无法相通，但是今人有时也难免遇上这样或那样的苦恼、伤感、烦闷的时候，也可能处于某种心乱如麻，难以言尽的境况，所以读李煜的《相见欢》时便会获得艺术美感的享受，在思想上受到启迪。如果抛开艺术的眼光去欣赏作品，不但不能领略作品的精妙之处，有时还会曲解作品。正如鲁迅在《诗歌之敌》中所说：“诗歌不能凭信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在阅读欣赏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态度，如消遣猎奇的态度、赶“新潮”的态度、浅薄庸俗的态度等等，这些都是非审美的态度，也就是非艺术的眼光欣赏文学作品。倘若以不正确的态度来欣赏文学作品，就会贬低、歪曲甚至取消作品的社会意义。
3.要用比较的方法去欣赏
事物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总是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对照中来显示出自己本身的特质。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往往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把握事物特点的。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认识当然也必须借助比较的方法。在文学领域，比较的天地是无限广阔的，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与其他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的比较；小至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细节、一个词语等与另一个事件、人物、细节、词语等之间进行的比较。这里以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歌为例，具体谈谈比较的方法。
李杜二人的诗歌，向来被看作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艺术形态的双峰并峙。的确，杜甫的诗歌，现实感太强了。由于深受儒家忠义用世思想的影响，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天下苍生、社会国家。不论是“三吏”、“三别”，还是《丽人行》、《兵车行》；也不论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还是《登岳阳楼》，杜甫所写的无不是那一个时代的民情事态，发的无不是深沉恳挚的家国之慨。而李白深受自由灵幻的道家思想的影响，其诗歌与之明显有异。李白以浓郁的浪漫主义为基本特征，其题材是广阔的，多变的，甚至是离奇的。天上人间、陆上海底、神话历史、梦幻现实，莫非其笔触所及。如组诗《古风》多咏史之作，其中咏怀了秦始皇、鲁仲连、严子陵、燕昭王等各类历史人物；《远别离》写的则是帝舜与其二妃的凄美传说；《日出行》写的又是鲁阳驻日的神话故事；《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写梦境的绝唱；《蜀道难》更是将历史与现实以及上古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为诗歌抹上了神奇瑰丽的浪漫色彩。
作为“诗史”，杜诗的长于叙事描写是显而易见的。杜甫善于将深刻的历史事件、人生经历用遒健形象的笔墨描写记录下来，主体的情感就渗透在其叙事的字里行间，显得比较深沉含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功地截取了茅飞、群童抱茅以及夜雨屋漏等几个耐人寻味的场景，进行细致艺术的刻画表现，最后才发出一声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事显情发，戛然而止。《石壕吏》更是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始终未发出一句感叹，最后只写到：“天明语声绝，独与老翁别。”无限悲愤化为一个凄惨的离别情景，而其艺术感染力有增无减。诗人不愿空口指责，而是让触目惊心的事实说话。对统治集团内部黑暗的强烈不满，及对国家命运、苍生疾苦的满怀忧虑之情，在诗人笔下表现得异常深沉婉曲，体现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李诗则是以其强烈的抒情性而动人心魄的。不同于杜甫的深婉含蓄，李白特别喜欢直抒胸臆。他的情感往往像火山爆发一样，直接从笔底倾泻出来。又像滚滚江河一泻千里，给人无限雄浑广阔之感，强烈地激荡读者的心灵。如《蜀道难》一开首就是一声惊叹：“噫嘘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犹如平地惊雷，令人顿时为之精神一振。他的《将进酒》、《行路难》更是直抒胸臆的典范。歌哭笑骂，略无掩饰。而其意气之激越，气势之宏壮，情感之强烈，情绪波动之激烈，与杜诗之稳健深沉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李诗浓郁的浪漫色彩，使李白获得了“诗仙”的美誉；而杜甫则是人中蛟龙，曰“诗圣”。这又是李白豪迈恣纵的习气与杜甫坚毅冷静的性格的不同反映。
从诗歌的意象选择与运用来看，李诗的意象特别的富于变幻和具有多色调。这一方面源于李诗意象范围的开放性；另一方面，李白诗歌意象的奇幻色彩还主要地得益于他的恣意的夸张和奇特卓异的想像。如他写时光的易逝，人生的短暂就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其感染力比经典的“逝者如斯夫”（孔子语）要强烈得多；他写山峰之高就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黄鹤之飞尚不得过”；他写雪花之大就说“燕山雪花大如席”；他写楼台之高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李白似乎特别喜欢以巨额的数量词来作量的夸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类句子在太白诗中真是俯拾皆是。相形之下，杜诗虽也有高妙的想像，然其意象还是显得比较现实，这与他始终关怀现实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最后，从诗歌形式来看，李白最擅长的是灵活机变的歌行，最不出色的是格律谨严的七律；而杜甫独具艺术匠心的往往正是他的近体律诗。这与二人性格特征有很大关系。李白的自由放逸的精神，使他不愿拘束于严谨的格律，一旦遭格律限制，他就放不开手脚。他的创作完全是情感的喷发，随心所欲，兴之所之，诗之所之。而杜甫注重功力，故写起律诗来中规中矩，得心应手，毫不费力。
概而言之，李、杜二人的诗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创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嘘唏欲绝者，子美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而其最本质的原因，乃正在于二人的气质不同。太白飘逸，故诗飘逸；子美沈着，故诗沈着。
4.既要钻进去，又要跳出来
南宋陈善在《扪虱新话》里说：“读书需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盖不能入得书，则不得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这就是古人在阅读欣赏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出入法”，欣赏者在欣赏作品时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入迷”、“忘我”，又要理智清醒。也就是既要钻进去，又要跳出来。
首先，欣赏者要在已经驱动情感体验的情况下，不能沉湎于对作品的情感体验，要有意识地“挣脱”出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否则，欣赏者就容易迷失方向，或者一头钻进死胡同。据说解放初，有一个战士看《白毛女》时，忘记了在看戏，竟举枪向黄世仁射击；还据传，法国曾演出悲剧《奥赛罗》，当奥赛罗愤怒之下掐死美丽善良的苔丝蒂蒙娜时，台下的一个警卫竟端起枪向台上的奥赛罗射击，打伤了扮演奥赛罗的演员。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轰动德国，不少人读后深受教育，也有一些人盲目模仿维特，轻生自杀。有的青少年看了《少林寺》就想去当和尚或练武功，这些青少年之所以成为通俗小说、武打电影的俘虏，这除了与他们的阅历、学历的程度有关外，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入迷”而缺少理智清醒。因此，在欣赏文学作品时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要“上得去”，即脱出来后能够上升到较高的理性层面，足以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试以欣赏崔颢的七言律诗《黄鹤楼》为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还，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欣赏者初读这首被誉为“绝唱”的七言律诗，很自然地会被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旅思乡愁，以及感叹宇宙永恒、人生短暂的情绪所感染，甚至会驱动自身的人生和情感的体验，或遗憾“空有大志，人生无成”，或感叹“江河依旧，人事全非”，渐入诗中之境而流连忘返。但欣赏者不能沉湎于此“诗境”，必须反复吟诵，调整视点，跳出境外，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理解诗的意蕴和内涵。读着，读着，欣赏者把此诗放到当下的文化视野中来“解读”，若有所悟，忽生新感：自然万物均在变与不变之中、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触景生情，见物思事，乃人之常情，然而生何种情，思哪些事，乃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和情绪心境，与其感叹山河不变人事非，倒不如睹物思人，更上层楼。黄鹤楼巍然屹立、白云悠悠缭绕，并不因黄鹤已去而失色。阳光下树木葱郁，青草碧绿，江上烟波迷茫，好一派自然风光，即使因天晚而望不到故乡，有此自然美景，足以慰思乡之情，又何必触景生愁。山河不变人事变，有志者当珍惜时光，努力奋发，不应在无为的忧愁中虚掷时光。这一番感受源于诗又异于诗，充分显示出欣赏者“出得来”、“上得去”的创造性境界和“解读”作品的思想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