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1860-1911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7)

（2）场所化

事实上，本时期中国新式学堂形态构成中的“架”与现代校园中道路系统主要成为传送人流、物流的脉络而忽视了道路系统所具有的交往载体功用不同；其建筑依附性决定了校园建筑功用在“架”上的延续并由此形成不同的“场所感”。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与建筑群中轴线重合的校园主要道路，营造出传统“礼”制伦理道德观下的礼仪性、控制性场所，其常常与校园主要建筑、仪典空间以及院落中心观赏性景观设置相结合；二是，由校园建筑群落决定的次要道路系统所营造的学习、生活性场所，其常常与校园中的具体功能相结合或廊道一体化，并设置适当的坐椅设施成为吸引师生课余交往的空间，亦可以局部放大演化为较为私密的院落空间，成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或人与环境之间建立密切、稳定关系的地方。另一方面，新式学堂中主要和次要道路系统的交点是位于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这可以认为是“架”之建筑依附性和场所化的集中体现。

（3）实用性

本时期校园形态中“架”的实用性特征主要出现在20世纪初新建的新式学堂形态中。

在从传统书院到新式学堂的变革中，校园形态的转化首先是从现代教学所要求的校园建筑单体开始的，以“间”为单位的传统建筑群组织模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校园形态中“架”的构筑亦开始摆脱对建筑的依附性，可是突如其来的自由、对西学所抱的传统“道”、“器”价值观促使这些新建校园的道路系统组织在无法遵循原有准则的情形下亦没有选择完全照搬西方大学校园形态骨架，而是采用了现实的构筑手段——根据校园教学、人流、建筑功能的实际需要建构。这也是三江师范学堂等中国新式学堂略显随意、不成体系的校园道路系统之成因。

（4）封闭性

“架”之封闭性特征出现在义和团运动后新建的一批真正具有现代大学形态的在华教会大学中，比较典型的如苏州东吴大学，在与中国城市现实隔绝，追求校园形态的自我完善诉求下，向心型、环形校园骨架就成为最理想的校园生长控制系统。

2）核

“核”指的是大学校园中功能和物质形态环境组织的中心，其不仅在校园形象塑造上最具代表性，而且也是大学校园精神架构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因素。

1860-1911年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中“核”有以下特征：

（1）控制性

无论是在传统书院基础上改制而来的新式学堂、借用中国书院形态的教会大学还是新创建的新式学堂和在华教会大学，“羁縻群众”都是其重要价值取向；因此本阶段大学校园形态大多选择政治、行政或宗教职能为核心，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性。同时，校园的几何中心或中轴线成为“核”在校园空间形态上不二的位置。

（2）仪礼性

制度、秩序、文化和政治观念表达是和控制性大学校园形态“核”密切联系的。因此，校园仪礼的举办成为“核”所担负的重要职能；而规则几何形广场以及规模和装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校园建筑是其重要构成要素，对称则成为彰显仪礼神圣性的校园布局原则。另一方面，在三维尺度上校园形态构成中“核”所包纳的主要建筑是校园形态的制高点和控制点。

3）轴

“轴”指的是大学校园形态中决定其内部结构秩序的形式轴和决定校园生长方向的伸展轴。

1860-1911年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中“轴”有以下特征：

（1）异质并列性

异质并列性也可以认为是本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最显着的特征之一，传统书院型制和刚刚开始引入的现代大学模式之初始还没有找到交融的方式，而是在书院模式下以平行轴线引领校园内部出现两种形态、肌理的并列存在，最典型的实例即是国立山西大学堂。

（2）空间性

本阶段依然延续了传统书院以一种直线形态合并主要行进路线的形式进行布局，通过建筑的对称排列和多重院落的封闭围合，形成一进进的序列空间，使行进于此空间的人不能一览无余，而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体味，产生神圣感和庄重感。

（3）单向线性生长

校园基本上是沿南北向轴线自南向北线性单向生长，东西向校园生长也是通过对南北向轴线的复制完成，每条轴线引领的校园空间形态相对独立，彼此间缺乏横向联系，比较典型的如京师大学堂和三江师范学堂校园形态。

4）群

“群”指的是大学校园内具有不同功能内涵和结构模式的建筑群形体空间组织及其相关要素的集合（亦可以认为是大学校园内的功能分区）。

1860-1911年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中“群”的类型有，学生生活“群”、教职工生活“群”、教学“群”和行政办公“群”。其特征为：

（1）同构性

同构性指“群”的不同规模层次间具有相似的形态结构特征。本阶段中国新式学堂校园内不同类型的“群”均采用四合院落为空间形态组织的基本单元，通过平行、规整的校园轴线和道路系统组织相同形态结构不同尺度四合院落的叠加、并列、串联等，进而衍生出“群”以及“群”与“群”之间相似的二维之网络间结构的贯通、衔接，将校园整体形态、不同校园功能统一在其中。

（2）院落空间模式

“群”的院落空间模式本质上是以空间的存在为出发点，通过围合塑造空间，然后在众多尺寸和功能均不相同的校园空间中建立紧密联系。在本阶段主要表现为两种院落空间组织方式：一是，延承传统书院的四合院空间形态，通过数个单向平行的单轴组合而成，一般由主轴线统领教学“群”，次轴线统领学生及教职工生活“群”，形成主次分明的有序格局；二是在一批新建的新式学堂和义和团运动后的教会大学校园中借鉴弗吉尼亚大学校园三合院的形式，并通过三合院空间轴线的延伸在空间开敞端加建建筑，与轴线另一端的主体建筑遥相呼应也形成封闭的四合院。

（3）拼贴风貌

本阶段的大学校园建筑风貌与校园形态构成要素中“轴”的异质并列性相呼应，并具有相同的成因；常常出现不同“群”之间甚至同一“群”内的东西方建筑风貌共存的校园风貌拼贴化，如：三江师范学堂中学生生活“群”呈现传统建筑风貌，而行政办公“群”则采用西方建筑风貌，而在本时期大部分本土大学教学“群”中，传授传统科目的建筑保持中国建筑风貌，而承担新兴现代科学技术传授的建筑则相应采用西方建筑风貌。

5）界面

“界面”指的既包括大学校园与其所处城市空间的交接面，亦包括校园内不同“群”之间的交接面。

1860-1911年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中“界面”有以下特征：

（1）封闭性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传统书院形态还是其后的引自西方的近现代大学都将围墙作为校园空间和城市空间之间的界定（这种局面一直要到20世纪末的中国才有所转变）；校园成为城市中的围地，封闭、自我完善是其追寻的目标，而校园围墙正是隔绝城市诱惑、罪恶的最坚实屏障，不仅是物质形态上的也是精神层面上的。

（2）共享性

本时期大学校园形态构成以封闭四合院空间为基本单元的模式以及大学规模普遍较小的现实，决定了校园内不同尺度、功能、形式的开放空间成为“群”之间的交接面，开放、共享、空间化是大学校园内部界面与外部界面完全不同的追寻目标与特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