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章主要是对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现代化”的艰难发展历程所作的一种探讨。这个进程构成了存在以下模式之间的一种四向交互作用，即被中国民族主义者为其特定的目的采用和借鉴的资本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在对西方大学的发现和借鉴中起基础作用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模式。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对中国近代大学的影响呢？同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广泛影响相比较，不同的文化模式在中国大学校园形态中所占的比重各是多少？
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又对不同类型的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起到什么作用？这一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大学在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上少有的多元化时期，这种多样性来自影响者和被影响者双方在文化、政治和历史上的真正不同，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中央政治控制上的薄弱和大学拥有相对多的自治权，当然这一点在“南京十年”期间因为政府的民族法西斯主义统治而有所影响。为了使本章繁杂的内容能够有一条清楚的线索，显然就需要对这个阶段进行年代划分。这样就可以按照年代顺序，把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同多种外来影响和始终存在的中国自身的儒家文化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联系起来加以论述。
2.1民国时期（1911-1926年）教会大学的幻影以及先驱者的探索
1911-1926年，这一时期革命四起，随后整个中国陷入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就给全国各地高等教育在政策、法规及其实施层面上进行实验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发展，与此相应中国大学校园形态上也趋于多元化并存的局面。当然，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外来因素影响着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但通常其中只有一两个因素占主导地位。与1911年前日本明显是中国近代大学最重要的模仿对象不同，在1911-1926年期间，中国高等教育又转而倾向于模仿欧美大学的模式，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大学。后来，中国又对美国大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6年清华学堂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使这股崇美之风达到了极致。而由于美国在华教会学校的昌盛，也让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K.Murphy）有机会在此期间规划设计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学校，并逐渐形成一种运用明确的功能分区规划方法结合中国传统造园手法与建筑风格的校园形态。这一时期还有蔡元培领导下的中国国立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其在“兼容并包”的宗旨下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校园形态。
中国的私立大学中则以北方的南开大学和南方的厦门大学最为有名。此外，还有一些欧洲式的教会大学，如法国创办的天主教大学（由耶稣会传教士控制）和德国传教士创办的同济大学2等。以下将具体探讨中国此阶段不同社会价值取向下的大学校园形态。
2.1.1频繁的社会变革和大学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取向
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经历了1911年资产阶级推翻清政府封建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篡位后开始的北洋军阀割据统治、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第一次国民革命。因此，对于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要而特别的阶段。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全面面向西方改革，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校园的建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军阀割据，缺少强有力的中央统一政权，不但造成各地的教育政策和实施情况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为多元化高等教育模式的探索创造了条件；而且也给封建复古主义教育和教会大学的发展留下了充足空间。以下将分四点研究这个时期中国频繁的社会变革引导下的大学多元化社会价值取向。
1）封建王朝的瓦解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国进入了民国社会。社会政体变化后，要求文化教育亦随之变革。
由于辛亥革命来得非常突然，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还来不及对清末的教育制度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和甄别；同时，由于辛亥革命前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尚无长足的发展，社会尚未提出更深层的改革要求。因此，民初的教育改革集中在剔除清末教育的封建内容上。如废除大学的经学科，废止清末的奖励出身，废止贵胄学堂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于清末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忠君、尊孔，坚决予以否认。
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3他主张以法兰西大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民国高等教育新的灵魂。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它表明了民初教育与清末教育在阶级性、思想性方面的彻底决裂。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大学社会价值取向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决裂才导引了民国时期大学校园物质环境形态构筑不再如清末时期局限于传统书院型制和封建“礼”制束缚，开始较为自由和自主地吸取西方先进经验，重塑中国近代大学。例如：从京师大学堂转化过来的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国立大学推翻封建等级取仕教育模式后效仿德国“洪堡传统”，在“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精神下校园形态构筑的典范。
2）北洋军阀政府的封建复古主义教育
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政权，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复辟称帝，他全面否定资产阶级的新教育，鼓吹尊孔读经，复辟封建主义教育。
1912年9月，他发布了《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宣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要人们遵守封建主义道德标准，企图使其复辟封建主义教育合法化。1915年1月，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了《教育要旨》，指出：“使中华民族为大仁、大智、大勇之国民，则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于智识技能求其阙”；要“法孔孟”，恢复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同时，袁世凯大力倡导尊孔读经，下令恢复祀礼典孔。1915年2月颁布《特定教育纲要》，明令“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由此，袁世凯下令：“高等学校要增加经学院，独立建设，按经分科”，“专以阐明经义，发扬国学为主”。传统书院作为和封建王朝一起没落、消逝的高等教育物质环境形态表述又在这股封建复古浪潮中重新获得国家政治支持而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由于袁世凯的排除异己，复辟帝制，各地复古浊流重新泛起，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中国的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经过1912年到1913年间的发展热潮后陷入矛盾胶着状态。反而是在华外国教会大学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在20世纪的前20年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3）中国基督教大学——幻影与实质
宗教课程、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殖民主义是形成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基础。它们比西方列强的洋枪、大炮更强大，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有效文化武器，但同时它们又为中国人民铸造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使人们指望能够通过学习先进技术改变原先扎根于闭关自守封建主义制度上的国家面貌以求“自强”。殖民主义侵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进的课程设置和契约规定的义务相互交融，既为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在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20世纪20年代后“收回教育权运动”和“教会大学立案”奠定了基础。
可以这样说，进入民国后，中国社会改革、教育改革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对传教士的刺激。在此前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新学制中毫无地位，其毕业生既不能升入高一级政府举办的学校也进不了官场；这种状况与长期以来中国人对高等教育“入仕”目的的传统期望值有悖，严重阻碍了教会大学影响的扩展。因此，此阶段教会大学乘当时中国社会混乱、没有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和社会价值取向以及中央政府管理下公立和私立大学普遍存在资金匮乏、师资不足、设备缺乏、水平低下之机，企图抢先垄断中国的高等教育。他们通过联合各差会力量加快组建教会大学的步伐，例如：燕京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美以美会、公理会和英国伦敦会联合创办的。应该认为，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开始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期，而且成为中国境内大学教育的重头戏；据统计到1922年爆发非基督教运动前，共有教会大学16所，中国本土大学则为20所；而高等教育（含专门学校）的入学率教会大学和中国学校的比例是4∶5。一批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大学，例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都在此时期创办、发展成型，并且这批教会大学结合中国社会现状由外国建筑师发展出“中西合璧”式的大学校园形态不仅成为当时大学校园建设的主流而且还深刻影响到此后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甚至是1927-1949年间中国城市形态的发展。
尽管教会大学在当时已成为中国社会接触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前沿阵地，尽管传教士们对基督教教育的统一模式存在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立足点，即希望西方基督教文明改变中国文化。这是中国民族主义始终无法宽宥基督教教育的原因。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掀起反传统儒家文化和外来基督教文化的批判，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陷入两难境界。1924年中国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议决案，要求所有在华教会学校立即注册，取消全部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这次“立案”成为在华教会大学走向结束的标志。基督化的公立教育模式不过是传教士们一厢情愿的幻想，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主权问题，除非基督教教育与世俗殖民主义彻底脱钩，否则即使其在大学校园形态上带有再多的中国特色，或在课程中加入再多的中学或国学内容，也仍然摆脱不了其作为外国文化侵略工具的本质。
4）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有个很重大的变化，即从全面效法日本大学模式转向模仿美国。这种转变首先是与1915年日本利用袁世凯急于复辟帝制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所激起的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有关。其次，由于在侵华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最重视对中国文化教育渗透和精神侵略的国家。近代有名的教会大学中多为美国基督教各差会创办或与其他国家合办的。美国率先提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培养留学生、建立留学预备学校等行为也博得了不少中国人的好感。此外，1915年后，中国相继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激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又一次高潮。
相应在高等教育方面也趋向于要求大学的教学内容实用化——如注重学校建制、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和社会、经济、百姓生活的联系等，寻求高等教育平民化——如发展女子教育、尊重个性等。这些新思想、新学说、新理论恰巧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公理战胜强权、民主击败专制的号召形成共鸣。对于刚刚推翻腐朽封建统治的中国而言，号称民主国家的美国，比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更有吸引力；而且美国一贯标榜应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也迎合了国内反日情结。此时中国的公立高等教育在美国的影响下发展出与蔡元培所主持和倡导的北京大学德国“洪堡传统”不同的大学模式，服务社会开始成为近代大学的功能之一。例如，1921年在南京以三江师范大学为前身建立的东南大学就是完全以美国大学模式为蓝本办学的典范。其校长郭秉文主张大学教育学与术并重，设科多广齐全，在中国的大学发展上首先提出了产、学、研三者并重的策略，要求大学的各学科面向社会，努力为社会服务。如东大农科组织教职工下到农村服务群众，结合学科培养目标将商科设在商业发达的上海，校园图书馆率先向社会开放等。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关于公立大学经费的来源。中国在清末兴学以来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只有一条通道，即等待中央和地方政府拨款；但东大效仿美国大学校董会制以公办民助多渠道、多方面筹集办学经费，如东大的学生宿舍是由银行投资兴建的，图书馆则由私人捐助。而这种社会办学模式在中国大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经过否定之否定又重新迈上了历史舞台。东大等一批公立大学的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摆脱源于封建教育体系的等级制，并且冲破校园围墙的禁锢，努力探索与社会的联系，构筑开放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