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校西部原为道光初年皇家园林近春园旧址，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近春园内建筑遭到严重破坏，沦为荒岛。墨菲在此先确立了与东部一样沿中轴线南北向纵深发展、对称布置的校园形态建构方式，并以建筑围绕成院落作为校园空间单元，再通过轴线关系串联或并联院落形成有序的校园空间形态。进入校园首先是六栋教学楼围合成的较为收束的第一个院落空间，沿轴线向前映入眼帘的是“荒岛”中心图书馆前横向展开的开阔空间，形成校园空间的高潮；其后是大礼堂和前面的自然景观场地，形成校园空间的又一高潮；而大礼堂及中轴线两侧的校园建筑围绕中心图书馆构成第二个院落，亦是校园的中心。大礼堂之北学生宿舍和食堂等辅助建筑围合成校园中的第三个院落，考虑与东面预备学校肌理的衔接，院落南边建筑与预备学校的医院和图书馆在一条轴线上，形成连接两个学校的东西向辅助轴线。虽然墨菲规划的这部分校园当时并没有实现，但他在其中表现出的中国传统布局理念依然闪烁着不凡的光辉，并在其后的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校园规划、设计中进一步发扬光大。
2）金陵女子大学
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15年正式开学，系由5个美国基督教差会联合创办。初期系借用南京绣花巷李鸿章花园旧址为临时校园（与其他在华教会大学一样，初期只能依附于当地官僚、信徒或寺庙中，犹如“寄居蟹”借完全中国本土的物质形态环境生存），后校长德本康夫人(Matilda Thurston)选择了南京鼓楼西南方向的随园陶谷一带作为永久校址。金陵女子大学管理层对校园规划要求：“只能盖不超过二层的房屋，必须具有中国式的屋顶。”但德本康却希望未来的金陵大学能看到的不止是中国式的屋顶：“我希望它们在屋顶之下的东西也是中国化的……”因此，在长沙雅礼大学设计中有出色表现的墨菲受德本康夫人的委托规划设计了金陵女子大学。
金陵女子大学校址占地约164亩，基地中包括11个小湖面，分布在整个场地南端的一个小山脚下。墨菲在此与其说注重如何让一堆建筑都呈现出中国式外表，不如说他更注重这些建筑在总体规划上应如何进行布局。墨菲相信整个场地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条自东向西横贯中部的洼地，因而将这条洼地的中分线作为整个建筑群体的中轴线，就能将整个场地与建筑完美地结合成一体”。这个决定意味着，墨菲在这里实现了对中国建筑原则的第一次革新，因为中国传统的总体规划里，中轴线总是严格的保持南北走向。然而，南京这块场地南端分布着小山，不可能做出南北向轴线。墨菲的第二个决定，就是将校园建筑群放置在山脚下的那块平坦高地上，而不是放在斜坡上或山坡顶上。这种格局的关键问题是，对南京的气候而言，应侧重保证冬季而不是夏季的舒适。
因此，最好的处理是利用小山的遮挡，而不是利用山顶的微风。而且整个环境中最好的景观朝向，就是面向东部的西山。而西山恰好位于墨菲设计的主轴线上，整个校园以西部的丘陵（西山）为对景，主体建筑物均沿这条轴线对称布置，宿舍顺着东西向轴线布置。墨菲有意借鉴了紫禁城的设计手法，校园入口部分采用长长的通道以加强空间的纵深感，随后展开一个宽阔的空间（大草坪），形成纵横对比，经过正面高大的主体建筑（100号楼），后面是以人工湖为中心的花园，最后，中轴线的西端结束于西山制高点的中式楼阁。校园内建筑造型均采用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风格，互相之间以中国古典式外廊相连接。
墨菲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既让女生宿舍相对独立和隐蔽，又可以更好地安排学校其他大量的单体建筑，保证让它们最大程度地享受到阳光。四幢宿舍楼将以院落的形式布置在场地的最西侧，对此他表示：“我们的想法是将宿舍围合成的庭院精心设计成中国庭院的式样，整组建筑的每个细节都应该处理成中国传统的式样。”这就是说，景观环境主要是通过石拱桥串联着的池塘和传统的中国庭院配置，都将体现出一种完全中国本土化的风格。同样的理念也运用到其他建筑的设计中。图书馆、小礼拜堂、体育馆、两栋“诵经”楼和两栋教工住宅都是南北向布局，位于学生宿舍东边；除了教工楼外，其他建筑构成为一个大院落。墨菲希望学生能很方便地到达教室和实验室，他考虑到许多科学实验都需要柔和且发散的北面光线，认为由于图书馆和礼拜堂是公众最频繁出入的场所，因此“它们应该放在最东端，靠近公共道路，以优雅的方式与通道侧面相连”。而通道的设计品位在“整个校园组群中非常重要”，墨菲认为它的品位格调必须大大提高，通过“将目前位于东部场地的三个池塘串联起来，人工创造一些小溪流，上面搭上中国园林式的小桥，以此来获得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景观效果。而从实际使用的角度上说，将围绕中央池塘修建环形快速路，使前往礼拜堂和图书馆的机动车能非常便捷地进出”。在雅礼大学和清华学堂的规划中，景观效果已经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墨菲从中学会了如何通过组织轴线来达到突出重点建筑的方法，通过景观设计整合校园形态，体现校园意境的手法以及运用一个开口的方庭来展示建筑物的立面；而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园规划中这种手法运用则更加纯熟。
金陵女子大学校园意境与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组群颇为相像，但它们实际却是不同社会形态下对应不同功能的产物。它们之间既有共通点，又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首先，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群和金陵女子大学的物质形态环境表达都期望体现权威和控制，只不过一个是王权统治，一个是教会意志；这是在华教会大学选择中国宫殿建筑群形态加以借鉴、利用的重要原因。但更关键的是，金陵女子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它对应的是在中国为减少传教阻力而采取的“本土化教堂运动”，其基本理念与墨菲所提出的“改良式中国复兴”相一致。传教士们需要变换一种形式来反映出基督教在其环境中应有的崇高地位以及和中国传统的联系，正如在纽约或者芝加哥，摩天大楼替代教堂令人们想起权力和力量一样，在华传教士不约而同地想到用中国宫殿建筑形式来体现基督教和上帝的力量，使上帝能在各种各样的建筑中都得到人们的崇拜。而墨菲在教会大学中所运用的中国传统建筑组群布局原则和环境设计中的中国园林化将其更推进一步。当然，墨菲也没有忘记金陵女子大学是一所在中国创办的外国教会大学这个事实，无论是在其符合西方教堂朝圣形制的东西向校园主轴线和东西向100号主楼上，还是在校园形态中隐含的“十”字架构上，都无不昭示着上帝的光芒无处不在。德本康就曾这样评价金陵女子大学的规划，“它像一个伟大的哥特教堂所具有的十字形，居住区的方庭形成十字架的两翼，管理区和学院区组成其中央部分。”她说她喜欢“这种方式的象征”，因为“在庭院周围中国建筑的环绕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教堂，它朝向天空，形成一个大大的十字架”。
3）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由华北地区的三所教会学校：
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前身是美国公理会潞河书院）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前身是公理会贝满女塾）联合创办的。1921-1926年，墨菲接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副校长路思义的聘请，为燕京大学在海淀的新校园进行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
燕京大学校园是以早年淑春园遗址为中心，在此墨菲秉承了其在清华学校和金陵女子大学发展的将中国传统建筑组群布局原则、传统园林意境与西方规划相融合的方法，结合基地冈峦起伏、水流萦回的原皇家园林现状根据现代大学应有的设备和要求创建了一座新型中国园林式校园。墨菲在规划中主要是借鉴中国古典造园手法：因地制宜、多轴线穿插、散点式布置对称、严谨的建筑院落。在确定校园主轴线时，墨菲从玉泉山上的那座塔获得了灵感：“那就是我想找的端点，我们校园的主轴线应该指向玉泉山上的那座塔。”因此，大学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校园的主要建筑和湖都在主轴线上。这条主轴线由当时的主楼贝公楼（办公楼）定位，跨石桥，穿西门，直指京西玉泉山顶，从而使未名湖畔的博雅水塔与玉泉山上的玉泉塔遥遥相望。
主轴线中间一带的丘陵划分了前方布局严谨的教学区与后方环湖的风景区；而在湖心小岛和湖的东南岸边又分别建有岛亭和水塔，突出点景作用。此外，在这条东西主轴线之外，又设计了一条南北向的次轴线，并沿其安排男女生宿舍，中间隔以丘陵和湖泊，布局和谐自然。燕京大学建筑不但在外观上模仿中国古典建筑，而且在建筑群布局上一律采用由中国传统四合院换化而成的三合院式成组设计，当然这亦是建筑师本土弗吉尼亚大学三合院式建筑群体空间形态的变换；在体形上或大或小、或开或合；在整体布局上既有各自特点，又互相联系。整个校园形态在直与曲、自然与人工的结合中，使人感到有起有伏，有节奏的韵律之美。
2.1.3先驱者与理想大学
民国初期，缺乏中央统一政权的中国，第一次有机会不在政治意志控制下自由发展高等教育，也只有这个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近代大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立和私立高等学府的办学模式、校园形态主要受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影响，反映出近代中国大学中多种外来影响与进化着的传统文化观念融合下的多元化、灵活、自由倾向。18但“兴学救国”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使他们对理想大学的构想，对西方先进大学理念、形态的借鉴能够部分付诸实践。
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和张伯苓领导下的南开大学分别是民国初期中国本土国立和私立大学中的楚翘。
1）“兼容并包”：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但1916年时的北大依然是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校。直到1917年蔡元培再次从欧洲回国以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思想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和大学院里初露端倪。蔡元培的大学办学思想大部分是来自德国的大学模式，但是在大学同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又受到法国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期望采取“教授治校”的策略。在北大，他实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因此，北京大学的校园精神和校园形态亦是自由、自主、自立、开放的。
1931的北京大学已经从初始择地而建的公主府校址，发展为以沙滩红楼为中心，分布于景山、皇城根、松公府、北河沿的三院五斋格局。北大的二院（理学院、原四公主府）和三院（法学院、同文馆旧址）营建时间较早，已在本书上一章节京师大学堂里详述，这里不再作重点论述。
北京大学第一院（文学院），始建于1916年，在三院中是营建最晚的。民国初期的北大校址主要仍在马神庙，1914年后北京大学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校舍紧张拥挤，除在原址扩建、改建一部分用房外，学校当局向比利时借款，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兼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亲手设计，在二院东边汉花园的学校操场上，先建了一座四层砖木结构的红砖楼，即今天的北大红楼。如果说沙滩是老北大的代名词，那么红楼则是老北大的象征，1920年称这里为第一院，成为北大中心。红楼是一座包括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工”字形长条建筑，坐北向南，西洋式的风格是当时北京城中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红楼楼后是学校操场（民主广场），其再北往西便是原松公府（文学院的一部分），此外在操场和松公府附近还新建了新式建筑——北大图书馆、“灰楼”（宿舍）以及“北楼”（法学院教室）；从此“沙滩”布局成形，并最终形成了北京大学三院五斋的格局。此时北京大学校园建设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政局的混乱在给当时的中国近代大学营建带来自由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存在着大学建设资金不足，校园建设因陋就简，不成规模等问题。因此，北京大学三院五斋的格局与同时期的教会大学相比较既没有形成统一的总体规划，亦没有现代校园整体规划意识，只是基于具体大学发展需要作零星建设。这样就校园物质形态环境而言，既没有明确的交通道路系统，功能分区亦不清晰。
北京大学校园没有聘用专门的规划建筑专业人士设计，而是由校长等大学领导者按照自己的理想建造。因此，校园空间形态上依然受到传统建筑群组织原则影响，结合已有建筑以四合院落的方式生长；而在建筑风貌上无论是在京师大学堂时期还是北京大学阶段都无不例外地采用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式建筑形式。
这是源于北大领导者的留洋背景，也是源于他们对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追寻。与周边城市肌理相互契合的校园肌理，一点新、一点旧的校园建筑风貌，北京大学的校园形态就像此时的中国城市一样正处于原有旧秩序被打破、而新秩序尚未形成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