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受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大学校园设想的影响：“大学院舍，不能统一并置一地。
譬如农学设于田野，上学设于市肆，工学设于作厂，矿学设于山巅，渔学设于水浜，政学设于官府，医学设于病院，植物学设于植物院，动物学设于动物院，文学设于藏书楼，乃至冰海学设于冰海之地，热带学设于热带之地。盖大学专为世界有用之学而设预备之方，考求之用，故其学舍不在内而在外，不统一而分居，乃所以亲切而有用，征实而可信也。”因此，北京大学的三院五斋格局中（1946年后又在宣武门内国会街设立第四院，在西四附近的西什库设医学院，在阜成门外罗道庄设农学院，在西北城祖家街端王府设工学院），各院均自成体系，松散联系，而图书馆、行政办公、大礼堂、大操场等则为全校共享的资源。这样的校园模式使北京大学校园形态能够根据不同学院的特殊需要进行调整，有较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3）自蔡元培在中国开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后，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形态的构成中便有了女生宿舍这一带有浓厚本土特色的元素。基于“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基于打消民众对男女同校学习的疑惑，北京大学女子宿舍（五斋）设在一院松公府夹道，位于二院和西斋之间，四周封闭、自成院落，成为校园中的“禁地”。而这种刻意与男生宿舍隔离、封闭的女生宿舍模式一直要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有所突破。
（4）受德、法城市大学形态的影响，北京大学没有对学生进行家长制、准军事化的管理，没有统一音调的吃饭、上操等的钟声，也没有要求学生必须要学习哪一门功课；沙滩因北大而繁荣、热闹，胡同里有大大小小的学生公寓、饭馆、文具店等，有人戏说：“蔡校长兼容并包，好尚自由的精神也影响到了北大街。”而这一切都源于发展学生能力、完成学生的自由人格、而不是要求学生成为工具的办学思想。因此，北京大学与城市之间也没有界限，校园形态、校园功能，和城市形态、功能互动发展；大学为其周边城市生长提供了文化、科技及人流上的支撑点，而城市也消化了大学形态中社会功能属性的部分元素。
2）“允公允能”：张伯苓和南开大学
民国初期，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生态之间呈现一种张力互动关系，而其中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之间具有较和谐的互动效应。当时的中国社会命途多舛、风雨如晦，“兴学救国”是许多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理想，而国立大学的数量和分布还远不能承担国民教育的需求。那时候的企业家，在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技的冲撞中，在家国民族的历史关头，他们身上具有更多的社会担当，以一己之力捐资助学。张伯苓便是创办私立大学的经典代表，他为中国贡献了南开大学。同时，南开大学也是自主移植美国大学体制较为完全的近代中国大学之一。
南开作为一所私立大学，从创办之初就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学校营运经费的筹措，一是私立大学较公立大学而言学费是其数倍，学校如何定位吸引生源。因此，在民族危机、大学的现实急需和仿效美国实用教育模式的多重作用下，张伯苓选择了相对功利的教育模式，立足于当时本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南开的方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而以此出发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张校长对南开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的期望，南开的校园精神和校园形态亦是务实、严谨、俭朴的。
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之初，即借鉴美国私立大学的经验，筹措资金，筹建大学校舍；由张彭春任主任负责规划校舍。此阶段南开大学仅有刚落成的西式大学校舍一栋，教师学生在二层办公、上课，在一层就餐。而随着南开大学的发展，此校址显得日渐狭窄，难以扩充；1922年南开租借八里台村四百余亩土地向银行借款起建新校舍。此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促使南开新校舍的动工，民初私立大学出现后，1913年起教育部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私立大学必须向教育部办理立案手续，并通过法令制定大学的各项具体标准。就大学校园的物质环境构成，在《私立大学规程》上明确规定为：校地——须有宽广的面积，于道德及卫生上均无妨碍；校舍——除教室和事务室外，还须设有图书馆、实习室、实验室、器材标本室、药品室等，文科还应设历史博物室、人类模型室、美术室，理科应设附属气象台、植物园、动物园、临海实习所，商科应设商品陈列所和商业实践室，医科应附设附属医院，农科应设农事试验场、演习林、家畜一院，工科应设实习工厂等22。
和当时大部分大学新建校园选址一样，南开八里台校址位于天津南面市郊，距离市中最繁华的租界区和旧城圈都大约为八里地，交通便利，且周围多为农田和莲塘，是夏日游赏的良地。南开选址于此，一方面是由于身处郊外符合其效仿对象美国大学的选址原则；另一方面天然园林、自然景观也符合人们对高等学府应该超脱于世俗闹市尘嚣之扰的理念，满足大学修身养性的功用。然而，为什么作为一所倾向于实用的大学却期望它的学生、校园以及校园生活与社会隔膜呢？原因有三个：首先是恶劣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迫使校方寻求与世隔绝的“桃源”；其次私立学校不得不选择的相对功利的教育模式下，必然导致的“工具主义”教育理念影响；最后是受传统书院意境的影响。
南开大学校园是南开众师生在张伯苓校长领导下共同创造的，如校园建造之初学校矿科教授李子明及庶务主任华午晴测量八里台基地以筑桥修路，并让矿科学生协同测量以获得实际经验等。当然，限于资金来源，其校园规模不能和同时期的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相比拟，也远不如华西协和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学校建筑繁多、气势宏大。但是，南开大学校园充分突出基地原有自然条件，以“水”作为校园形态组织的重要元素，并形成环绕校园内“哑铃形”湖泊的核心型校园形态。私立南开总体规划中以一条东西贯通校园的大中路将“哑铃形”湖泊对称分为南湖和北湖；然后结合湖泊周围地势的差异作自由式围合的建筑布局：北湖周围都是苇塘、稻田、藕池，只有湖北一片高地，建立了木斋图书馆；南湖周围高地比较多，因地制宜，建立了思源堂、秀山堂、网球场、篮球场等，形成环绕湖泊的行政、教学区域。此外，与对称的南北湖相呼应，在两湖中各有一小岛，南湖建有秀山铜像，北湖岛上建有赏莲亭；而思源堂（科学馆）和木斋图书馆一南一北夹持着校园内这条南北主要轴线，形成校园环境形态上的南北重点。
此外，南开以北三路、南三路为界，划分校园内的教学、行政区和生活、服务区。大中路以南原名百树村，是教授和女生宿舍（芝琴楼）；大中路以北是南大市场、饭店等生活服务区；而全校的西北方则是男生宿舍和运动场，分区明确、功能合理。大中路起到了连接校园内教学和生活两个区域的骨架作用，并且为了与建筑颇多的南北教学区轴线相抗衡，在校园最西端轴线收束处设置了西极亭，这样就很好地凸现了校园的中心——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的交点“哑铃形”湖泊。而以自然景致为校园形态构筑中心在中国近现代本土大学中鲜有所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对大学的集权统治有所松动后才成为校园形态建设中的主流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了1911-1926年期间中国私立大学自治、自由的社会价值取向。此外，除了中心湖泊外，整个学校还被支河细流所环绕，就是校内也是小溪纵横交错，南北通达，具有水乡田园风光。而南开的另一美景是花园，校门口传达室左右，是十数亩的桃园；图书馆、科学馆附近亦各有一处花园。同时，私立南开也是一所民众大学，它没有围墙，欢迎市民自由来往；30年代初，南开已经成为天津有名的风景旅游区。诗人柳亚子在南开大学赋诗称道：“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怀。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但是另一方面，张伯苓领导的南开校风极其严谨、俭朴。南开建立之初曾参照日本大学学制，并一直对学生实行严格的作息管理（甚至详细到每天上几次厕所、什么时候去的程度）；因此南开的生活是整齐划一的，南开的校园空间是规整对称的，校园空间的利用也是严格规律的。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呢？在此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学中也或多或少地选择了这种方式，也许这是“工具化”教育的手段，那么还有什么映射在校园物质环境形态上了呢？是教学和生活的明确分区，还是在图书馆和科学馆的南北对峙上？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私立南开校园的规划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中国本土大学大多对校园规划没有总体把握而随心、随意建造的局面；明确的功能分区、严谨的路网结构、充分利用的基地景观，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私立南开大学校园都不失为成功的范例。
此外，张伯苓亦鼓励学生课余以社团活动为主，积极参与大学发展规划。他认为：“学校正如一小实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例如：学生通过学生会向学校提议多植树木案，开设游戏室案，修理宿舍地窖案以及学生应加入校务（或学校最高会议）案等。这可能只表现出对大学校园形态上极小的修正或建议，但其背后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学生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参与塑造大学校园形态，也标志着使用者对校园规划的回馈。那么为什么在此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的社会主义大学中却完全看不到这种趋势的发展，而是趋于消逝呢？这是否可以与此阶段中国大学的弱政治倾向或非政治倾向以及大学自治相联系呢？
2.1.4小结
从以上论述的民国初期1911-1926年间中国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到教会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中我们可以总结以下几个特点：
1）“中西合式”的教会大学校园形态
这是民国初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策略的转变和对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应对。这个时期教会大学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充沛的资金来源，其校园均聘请了西方持业建筑师做详尽设计、规划，而教会也就“本土化”施教策略对大学建筑具体提出了“中国式”的要求。初期教会大学是以西方校园规划理念，西式建筑屋体上加中国官式建筑屋顶来表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但是，这样的生搬硬套而没有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组群原则和其中的文化内涵作充分的了解并不令国人信服和接受、例如：华西协和大学被成都人称为“五洋学堂”。
然而，从1914年长沙雅礼大学规划设计到1921年北京燕京大学规划设计，美国建筑师墨菲通过其一系列实践活动创造了一种在大学校园规划中以西方规划理念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建筑组群的空间意象以及中国园林意境的校园形态。在校园建筑风貌上，墨菲也更注意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的把握。墨菲在中国营建的大学校园形态获得业界内外一致好评，且对此后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外，此阶段中国的教会大学校园形态还有一个非常显着的特点，即校园架构中所暗含的“十”字架形式。例如：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这是巧合还是有意识而为之？今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教会大学以这种“十”字构架配合“中国化”风格校园建筑的模式出现时，令教会大学的领导者颇为满意，认为这是基督精神在中国的完美本土化演绎。
2）开放、民主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
这一阶段缺乏统一政权领导的中国为那些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普罗米修斯们提供了施展其“教育救国”的机会。他们多有留洋经历，例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907-1911年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游学日本、美国，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蔚芝曾赴日本及欧美诸国游历；同时他们亦对传统文化有着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此阶段中国国立、私立大学校园形态在他们的引导下呈现出开放、民主、传统以及与城市肌理紧密结合的趋势。
开放趋势：如北京大学与社会共享共建社会文化资源，而且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生活上，学校赋予学生选择的自由，促使校园中一部分社会功能元素由城市承担，大学回归到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南开大学不设围墙与市民互动以及本土大学本阶段并不拘泥于“西式”或“中式”建筑样式之争，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和经济原则选择等。
民主趋势：大学积极鼓励各种学生社团活动、学生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以及老师和老师之间的交流，并在校园中开始有意识地提供场所支持。例如：学生活动中心、宿舍区以院落形式围合小型活动场地，教师宿舍安排在教学建筑附近以增加师生交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