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1958-1977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模式研究
4.3.1 1958-1977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的要素分析
1）架
1958-1977年期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架”在“文革”前由于国家对大学的控制权部分移交给了地方政府，以及对前一时期不论校园基地地形、地貌和周边环境一致采用正交网格型空间骨架的反思，出现了一些基于大学个性和地方自然、社会环境的校园交通系统组织与空间骨架形态构筑。例如，由于校址自然地形而发展的有机路网形态和脱胎于网格型空间骨架的直线型枝状道路形式等。但是，随即而来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刚刚萌芽的“正规”大学校园的有序发展。事实上，本阶段的中国大学校园道路系统基本还是以正交网格型为主，当然与前一阶段建立在大尺度、大规模、与城市一起严格形式化的校园形态不同；这一时期主要是出于实用主义角度“多、快、好、省”的建设思路，对称、尺度不再成为标准，道路系统依据校舍建筑的实际需要开设，所形成的网格划分随意。
2）核
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的要素“核”是前一时期全面学习苏联大学模式的保存和延续，校园形态依然是单中心轴线控制的向心型组织模式。但是，文革时期在原来莫斯科大学范式的入口广场、“工”字形高大主楼的组合中增加了广场中心的毛泽东塑像。这样形态和视线的重心由原来的主楼向其前方的塑像转移，也意味着校园意向从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自豪感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转移。
3）轴
1958-1977年期间，中国大学校园除了沿承于上一阶段与校园形态中心“核”重叠的中轴线外，其伸展“轴”并不明显，没有呈现出前几阶段平行并列、复合轴线或十字交叉等明显的形态“轴”模式和生长方向。此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轴”的共同特点是依附于具体校舍建筑建设发展，时断时续，形态不连续，更多地体现了交通功能性而非形态控制性；而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倡的无规划、见缝插针式建设更使校园形态生长陷于混乱无序。
4）群
“大跃进”尤其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民办工业的高潮下，校园空间的生产性被突出追求，校园内在事先缺少合理和科学规划布局的情况下，原先单一功能的“群”内均出现了相关功能的生产性建筑和空间。例如在教职工住宅区内出现小型街道工厂，在机械系旁边建设机械厂等。大多数新建校园工厂或农场等其他生产性空间采用见缝插针的填空式，甚至侵占了原有的校园园林景观和教学建筑。前一阶段建立在封闭院落空间单元基础上的“镶边式”建筑布局趋于内蚀和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不分功能、不追求空间效果、从经济性考虑的南北向行列式建筑布局。当然，这种过道性的条状空间毫无空间层次和场所感而言。此外，本时期校园建筑群风貌特征是只强调经济节约下的简陋造型。
5）界面
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构成要素“界面”，无论是校园与城市空间形态之间还是校园内“群”与“群”之间均向模糊化发展。首先，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国家号召提高大学校园土地和场所使用率。因此，大学内的礼堂、体育活动场所等公共活动设施向社会开放，在校园规划上则通过新建公共设施在校园中适当布局和增设公共空间（如道路、广场）进入等方式作出相应调整。这样原本以封闭围墙隔绝人员流动、城市生活的“界面”开始模糊化，城市和校园在某些特定的范围内相互交融。其次，对专业规划持否定态度，根据实际需要随意建设，使前一阶段建立在严格功能分区基础上的校园单功能“群”都出现功能混杂、交叉，建筑组群空间消失的情况。事实上，当教学、生活、办公等校园建筑群均采用“行列式”，并且相互混杂时，“群”以及“群”与“群”之间的“界面”就趋于消散。但是，如果依然将主要道路作为区分校园内“群”的界面，那么道路空间与校舍建筑实体的交接面在本阶段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从上一阶段“镶边式”布局方式决定的由建筑立面构成四向同质的交接面向有明显方向区别的交接面演化；南北向道路与校舍建筑实体的交接面是由平行的建筑山墙面组成——进入性、内向性，而东西向道路与校舍建筑实体的交接面是由并列面向道路的建筑立面组成——交通性、外向性。
4.3.21958-1977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轨迹
1）关联因素阐述
1950年代末至1977年期间，中国建筑设计环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①处于基本封闭的国际环境，缺乏外来的技术引进和思想交流；②国家社会经济条件限制下，所面临的建筑设计条件十分苛刻，缺乏建筑材料和建筑设备的支持；③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与各种政治运动相联系，专业工作被要求由群众实践领导；④中央集权对城市、建筑等物质形态环境塑造的竖向计划性、指令性有所减弱，地方横向作用增强。因此，此阶段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受建筑设计环境影响有以下五个特点：
（1）校园中现代建筑风貌的出现及其弱势
事实上，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已经开始对“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中以“民族形式”为主要旗帜引发的“复古主义”建筑创作和浪费现象进行反思和总结，并在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对西方现代建筑进行了再认识。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建筑界在“双反”（“反浪费、反保守”）的基础上开始了“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与同时代其他城市建筑一样，中国大学校园形态中由于两种目的呈现出现代建筑风貌：一是，鉴于经济实力、建设规模、周期和一般性建筑属性而自然采用现代建筑的原则和手法，例如在大多高校的生活附属建筑设施和一般性教学建筑上；而在大学的主要建筑设施以及主要校园形象上还是以简化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为表述语言。二是，1950年代末以钢筋混凝土薄壳结构和悬索结构为代表的大跨度结构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校园餐厅、风雨操场等校舍建筑上出现了节约材料和赋予结构以艺术性的新建筑形象。例如，天津大学的风雨操场、同济大学学生餐厅和华南农学院教工餐厅等。
（2）校园中地域文化因素在建筑风貌上的自我表现
50年代末，中央对地方的部分权力下放使各地建筑师有机会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探索地方性的大学校园建筑风貌，但通常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在与外界接触较为密切的城市以及城市文化氛围政治化较弱的地区。如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无论是校园整体形态的生长还是校舍建筑风貌的营造，地域文化都成为重要的塑造因素（详见本章第一节）。
（3）建筑师缺席的校园建筑风貌
文革时期对群众实践的推崇以及盲目强调建设经济性从设计革命演化成政治运动统领国家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同样在大学校园建设上这一阶段也出现了摒弃专业建筑、规划设计下的无序和以“干打垒”、简易平房、空斗砖墙承重的楼房、竹筋砼楼板等“因陋就简”的校舍。
（4）校园形态上的政治含义和象征性
在“文革”时期，由于政治运动的扩大化，事实上延续并将上一阶段在大学校园的重要建筑或空间形态上具有政治含义的表达“发扬光大”。其中包括校园中毛泽东塑像的设立，校舍建筑平面和校园空间形态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表现相应政治内容等。
（5）校园规划中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短期效益为指导
这一阶段中国的城市规划思想既要肃清“修正主义”苏联的形式主义规划模式，又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出发的规划模式。因此，经济性、计划性、生产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考量的短期规划行为占据了主导地位。相对应，在同时期的中国大学校园规划上：一是校园用地紧缩，采取“硬性”规划、建设行为，不考虑为其后大学教学和规模的发展预留空间；二是，在已建校园的发展中，无视校园空间形态，无视空间的场所意义，仅从经济和生产角度“见缝插针”随意建设。
2）发展轨迹
1958-1977年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可以认为是中国社会政治力量对大学这种源于西方文明的高等教育物质环境形式的颠覆，因此本阶段校园形态发展大体可以分为“正规”大学校园形态的内蚀和失衡以及“大众化”大学校园形态的缺失两类。
（1）内蚀和失衡：大学工厂化模式
本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首先是对前一阶段“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反思，形式主义至上的校园规划让位于单方面强调经济性和效率的“多、快、好、省”建设方针，并直接导致文革时期发展到顶峰的行列式校园形态。另一方面，1958年后国家对“正规”大学的延安模式改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校园建设资金的匮乏决定了校园建设的重点在于发掘原有空间的生产性潜力，充分利用和改善原有设施。因此，没有校园空间发展规划、见缝插针式的建设各类与大学系、专业相联系的工厂、实验农场成为此阶段校园物质环境形态最重要的生长，这种生长逐渐破坏了原有校园空间形态，导致校园功能区混杂交错，校园用地失衡，景观毁坏，整个校园发展陷入无序和呆板，校园的性质由传统教育功能载体向教育和生产功能并重转化。当然，领袖个人崇拜也是本时期校园形态发展所添加的重要象征意义之一。
（2）校园物质形态环境的缺失：工厂大学化模式
对于本阶段与“正规”大学相抗衡，并且在绝对数量上远远超过“正规”大学的“大众化”大学而言，不存在特定的校园物质形态环境，将建国前解放区物质匮乏时期的延安大学模式普及化，造就了中国特殊政治历史环境下群众自下而上创立的“大学”，生产劳动场所的物质形态环境等同于或者被赋予另一种功能属性——教育功能。
结语
可以认为，1958-1977年的中国由于政治原因而逐渐走向完全封闭。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尽管与前苏联关系开始恶化，但还没有彻底割裂联系、交流。因此，在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构筑上表现为对前一阶段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反思和中共对大学控制权部分下放地方后促发的新型大学校园。但最重要的是基于传统文化中的“民粹主义”和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大学模式而进行的改造，政府倡导由群众自下而上的校园构筑力量得以释放，同时无制度和规则的限定使校园形态构筑上开始显现出随意性、非标准性、生产劳动性和大众化趋向，并且这种趋向在其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极致。1966-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基本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交流途径，基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冲突不但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现代大学模式而且前一阶段的学习蓝本社会主义苏联的大学模式都被彻底摈弃，中国试图寻找建立在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之上的本土大学发展模式。然而，由政府发动群众开展的这次完全自下而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塑造并不成功，“正规”大学发展趋向停滞和消解，而盲目、无序、混乱、破坏以及领袖个人崇拜成为这一阶段大学校园形态的最好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