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期间，中国纠正了文革时期“左”的错误思路，开始了一系列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宗旨的重大改革措施，并逐步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做好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相应的中国高等教育也进行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展开。另一方面，这是中国第三次大规模涌入国外各种规划、建筑理论的时期1，1949-1977年间后一直被忽视的规划师、建筑师的力量在这一阶段获得了解放。由此大学校园规划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当然，在改革开放的前五年，对于大多数中国大学而言展示着希望、上升的社会地位、同一目标（教学研究型大学、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稳固的资金来源、充足的生源等，这些因素均意味着大学校园形态构筑是一个相对单纯的行为，学校教学、科研实际要求和规划者的理念成为主要的决定因素；但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伴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改革中出现的摇摆和停顿，中国大学也经历了许多失望与挫折，经济压力在建国后第一次和大学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大学校园在一直寻求自己特色的过程中，却发现被淹没在外界变迁的洪流里，有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由自己控制的。本章将把在“文革”期间已经消解、停滞的大学校园形态在此阶段的复苏和跳跃式发展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探讨。
5.1中国大学的复苏与探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大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社会价值取向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
5.1.1文化大革命结束带来的转机
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倡导的延安时期创立的纯粹本土化的高等教育模式被证明不能成为现代大学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形式；而1949-1957年的大学是苏联派生的权利模式和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高度的集权性、计划性的特征使中国大学不可能再回复到从前。1970年代末期以来，邓小平发起现代化运动，中国大学再次有机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以形成自己的特色。1978年4月召开的中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伴随而来的是恢复了中断的国家统一高考制度、学位制度及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在“文革”中被搬迁、合并和解散了的各类院校分别在此阶段进行了恢复工作。一般而言，是把搬迁不当的院校，再搬回原址或重新择址继续开办，如中国矿业大学从四川三汇坝迁至江苏徐州，1971年由河北唐山迁至四川峨眉的西南交通大学（原唐山交通大学）在成都建立校本部等；被合并的院校，再分开办学，如重新开办中南政法学院（原被并入湖北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原被并入复旦大学）等；对解散、停办的院校，根据需要再恢复起来，如武汉中南财经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等。与此同时，还根据国家需要新建了一批院校；据统计到1981年，中国共有高等院校704所，不到四年时间里恢复和增加了312所高校。同一时期，追随中国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教育部针对建国后高等教育结构两极分化或单一化的状况，实行多种形式办学，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电视大学和广播大学、与大企业相连的成人高等院校以及国家主要大学中的成人教育学院都迅速兴起和发展起来。
5.1.2改革开放中的探索
1）大学：作为社会阶层攀升的国家机构
80年代中期前的努力是巩固某些中国大学的特色，而其中大部分最早是50年代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来的中央集权统治下大学所具有的集中统一和等级化倾向：国家统招统分的招生、分配制度以及大学作为国家教育机构而具有相应的行政等级，根据不同的等级决定了学校每年可以获得的建设、运营资金，招生数量以及校园设施的建设范畴，还包括教师生活区的不同建设标准。也就是说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由其在国家高等院校中的等级地位决定了其校园规模和形态发展的某些元素。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权威式高度集权的科举等级制度和精英主义教育观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支持了改革前几年的大学社会价值取向。
当然，由于统一、平等的人才选拔方式以及个人仅需象征性地交纳大学学费，中国大学还是作为社会机构架起了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桥梁。与此同时，文革时期所导致的社会各类人才断层，使中国此阶段处于不同等级体系不同位置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均能顺利找到相应的工作。因此，在这一时期人们也对各级大学的社会职责和地位具有相对一致的认同感。基于这种同一认识，此阶段新建大学的选址和校园形态构筑上有一个显着的特点：传统书院意境和建国初期苏联模式文教区的结合，大学多集中建设在城郊风景优美的地方并且校园形态构筑中充分尊重和运用了原有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处于较低等级的职业教育、成人高等院校等则相反，为了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范围人群的培训就必须要选择在城市中利用城市已有的各种设施。虽然这类院校的入学标准低于正规院校，但根据国家规定其与正规院校采用同样的课本，课程设置则更为灵活；此外，当正规院校也开办成人教育学院时，两者之间就有可能相互渗透和融合，确保整个高等院校等级体系完整和有序的上下流动。
2）改革：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1952年后，中国大学所采用的苏联模式是按照国家经济生产部门严格分类的，并由国家统一制定课程方案来进行严密的组织。这种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一直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成长，只不过在建国初期和苏联模式结合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已。自1949年以来，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大学才第一次有可能直接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把其作为有附加条件的借鉴和学习对象，试图把西方大学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掺入苏联模式中去。80年代初针对大学学术研究薄弱和课程知识面过窄、过于规范化的情况作出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给课程内容以新的自由，允许大学自由开设新的课程；二是恢复了大学的科研功能，将之作为大学的中心任务和主要责任。这些变革在1985年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被明确表述。
中国高校的课程改革朝着知识综合化的方向努力，开始告别建国后过窄的专业设置，“1982-1987年中国第二次专业大调整中，本科专业种数由原来的1343种调减到671种，1989年到1993年第三次专业大调整后则减至504种（不含目录外120种）”。例如：原本只允许开设纯理论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除了恢复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外还开设了一系列应用学科；农、医专科学院则新开设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农业管理学等相关科目。中国高校课程设置上的变化对于校园形态而言直接的影响就是打破了建国后“一系一楼”的单一、机械校园教学区布局，而80年代后期实行的变相学分制5和大学内二级学院的设立则更加要求相关学科的有机联系。因此教学建筑群的群落化发展是课程改革在校园形态上必然的映射。
中国大学的另一项改革，将科研重新引入大学，改变了人们对知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看法和态度，也扩充了大学单一的教学功能；在80年代初宽松的情形下，许多大学都成立和恢复了自己的研究所，并努力争取建立更多的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科研、提高学术水准。这项改革纠正了前一阶段“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将大学、大学所授知识与具体生产目的相联系的过分功利主义追求，当然在两种不同的追求下校园形态构成因素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从建设与系、专业相关联的工厂、车间等具体生产空间到基于学术研究营造趋于综合化的大学研究型空间形态。
3）新的挑战：生存和经济效益
1980年代中期后，中国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重心从农业体制改革转向工业体制改革；要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私营、三资企业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的格局。改革开始波及建国后一直作为社会主义大学的特征“一大二公”：只有国立、公办高校一种形式，学生毕业后全部是国家干部，统一分配；高校的办学、管理、招生、分配体制开始探索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变革。但正如这时期的政治、经济改革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一样，这一时期高等院校的改革也面临着同样无据可鉴的问题，同样经历了改革中的失望和挫折。
首先在淡化中国高校对政府机构和部门的隶属关系中，涉及高等院校要逐渐确立自主办学的实体地位，成为有活力的竞争单位。从80年代末开始，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就只是教师的工资支出，仅仅维持着学校不关门，而另外的校园维护和建设则需要大学自己筹措经费。“创收”一词渐渐地用于各种各样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活动，个人在创收，各系在创收，学校也在创收，“创收”与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招收自费生，科研和开发活动，第三产业。这股经济洪流又给中国大学校园带来什么呢？大学在其中对自己把握的力不从心显然也体现在校园形态的发展上。有的大学为了吸引更多的自费生而增设、扩大热门专业招生，压缩冷门专业招生，这样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校园建设上因专业差别而导致的资金倾斜，忽略基础学科教学空间的扩展；二是由于自费生、统招生两种学生阶层的客观存在促使校园空间的政策性分异，例如不少学校为方便管理而专门设置自费生宿舍楼、教学空间等。有的大学为了争取更多横向科研资金7而转向与企业实际挂钩的应用性研究，企业在与大学合作的过程中获得了人力和物质环境资源的支持；除了进行科研活动外，大多数高校还拥有自己办的工厂，有些甚至还有生产和销售各种产品的公司。大学校园由于这种经营性、社会性因素的出现不可能再自我封闭，但以何种方式向社会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校园形态各构成元素的空间位置如何调整？这些都是一直到目前中国大学校园规划中不断探讨的问题。此外，在大学自筹经费的改革中造成了不同地区、权属、专业之间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巨大反差，校园形态的发展也随之出现优劣快慢和理念意识上的巨大反差；其中既有优势地区的优势学校拥有充沛的资金能够按照发展计划对校园功能和环境进行改造和优化，也存在一些高等院校举步维艰，根本无暇顾及校园功能、环境的改善或是呈现快速、杂乱的生长。
4）转变：校园主流文化的变异
从1986年开始，中国逐步采取措施取消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制度，90年代初这一改革全面铺开，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需要自己找工作；大学作为国家干部培养的工具和储备箱的社会价值取向趋向减退。而1980年代末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上所面临的困顿和摇摆造成社会生活中知识、学术研究和经济效益之间价值的巨大反差，可以用当时的流行语一言而概之——“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弹的”。那么自1949年后一直与大学作为国家机构性质相联系的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奋斗，服从国家安排，具有统一政治思想的集体主义组织性、纪律性校园主流文化观（或可称单一文化观），在整个国家、社会和大学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渐渐蜕变。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社会流行力量的运作和社会思潮的剧烈影响，使得原本被视为正统的校园主流文化8受到冷落，代之而起、广受瞩目的是因为社会因素更多渗入而派生的种种非主流文化、亚文化和俗文化9。也许这一阶段的校园文化中存在很多颓废、享乐主义等消极的因素；但不能否认的是，此阶段是建国后中国大学校园文化走向多元化和个人价值追求的萌芽期。事实上，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大学校园文化环境的这些转变直接影响到校园物质环境发展，甚至决定了此时期校园形态构筑上的主观出发点。
例如：对建国后（甚至包括1927-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校园形态中那些表现国家政权权力性、控制性的轴线、广场、高大主楼等要素以及纪律化集体生活所要求体现的规整、匀质性校园空间的改造等。
5.2改革开放后新的自由
伴随中国大学1977-1992年社会价值取向的发展，新建大学校园形态构筑有了跳跃式的发展，而原有大学的校园形态也在新的价值观指导下生长、演变。在这一节里首先要讨论的是上一节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发展探讨中没有涉及的改革开放后繁荣的城市规划思想、建筑理念以及专业技术人士在此阶段大学校园形态构筑中重新担当起的重要职责。然后，将联系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对校园形态发展特征作具体阐述，并从新建大学校园和老校园改、扩建两个方面进行实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