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4对应三次外国建筑、规划思潮涌入，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
1860年至当前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外国建筑、规划思潮的涌入，促成现代建筑、规划设计在中国从无到有并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同样，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最直接的物质、技术手段是大学规划理念和手法的变化。因此，对应三次外国建筑、规划思潮的涌入，大学校园形态构筑理念和手法亦发生了转换。
1）专业校园规划从无到有——20世纪20至30年代第一次外国建筑、规划思潮的涌入
中国大学诞生之初，其校园物质形态建构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创建学校的政府官僚或差会管理人员，而专业建筑师、建筑设计、规划等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尚处于空白阶段。
现代大学校园、校舍的建构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因为没有建筑师、建筑规划专业等相应的载体承接，所以往往从效仿单栋校舍建筑功能、风貌开始，同时也仅仅截止在单栋建筑上。因此，整体校园形态呈现出随意性和杂糅性。1911年后，随着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建设活动的开展以及第一批中国本土建筑师的学成归来，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外国建筑、规划思潮随之涌入。但是，西方建筑规划理念和手法在进入中国后，分别由传统文化以及差会的文化侵略目的对其进行了筛选和改造，相对西方建筑发展坐标相对滞后的折衷主义建筑形式、“学院派”规划理念比当时正在西方国家发生和发展的现代建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更能符合农业文明占主导的中国社会以及差会“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所以，在第一次外国建筑、规划思潮涌入中国的理论、技术推动下，此阶段的中国大学校园首先摆脱了无专业规划设计的局面。其次，运用折衷主义建筑设计手法、“学院派”规划理念以及现代功能分区，教会大学和中国本土大学分别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中西合璧”式校园形态的两种表述模式。因而在整体校园形态特征上，其多具有：具象征意义的图案化形式和中国传统网格型结合组构的校园空间骨架，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校舍建筑风貌，以三合院或四合院落为空间单元的校园建筑组群，以及具有仪礼性、控制性并对称发展的校园主轴线。
2）全面学习苏联模式——1949-1957年第二次外国建筑、规划思潮的涌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中国基本切断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交流渠道，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蓝本开始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施加单元影响力，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理论及实践上亦是如此。1949-1957年是中国大规模引入苏联建筑、规划思潮的时期，所不同的是这种引入被政治策略放大而发展为全方位的苏联模式改造。因此，此阶段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筑理念和手法也相应进行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改造：首先，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要求成为校园选址、校园规划的前提；其次，以校园严格功能分区体现社会主义计划性、有序性原则；第三，以苏联古典主义基础上的形式主义规划理念和手法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形式第一、功能第二的立场，大学校园采用正交网格型空间骨架、“镶边式”建筑布局、匀质空间、突出校园中轴线和莫斯科大学模式入口广场、“工”字形主楼的空间组织核心作用；最后，以苏联建筑形式和中国传统建筑符号的生硬拼贴体现大学校园建筑风貌的“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
3）多元校园形态构筑——改革开放后第三次外国建筑、规划思潮的涌入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西方在经济、技术、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正常交流渠道的开通，中国建筑、规划理念和实践在隔绝行进了将近30年后，被现代主义、国际主义、后现代主义、理性规划理论、文脉主义规划理论等这些此前或已涉及而未成熟发展的，或是全新的理念思潮一拥而入。但是与中国前两次外国建筑、规划思潮涌入中主要由国家政权或其他政治势力根据政治需要进行选择性发展不同，80年代后规划和建筑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具体项目的委托方都开始拥有设计上的话语权。因此，改革开放后在第三次外国建筑、规划思潮涌入的促进下，中国形成了多元建筑、规划设计理论、手法并存的创作大环境。同样，80年代后中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理念和手法上也摆脱了此前国家政治化下的统一和政治运动中的无序，政府、大学和设计师构成了互相促动、互相牵制的三角结构；以地形、地貌等校园自然环境为形态构筑基础，以符合大学事业规划、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地域文脉为校园形态构筑的核心，发展当代中国多元化校园形态。
而1990年代后，全球化信息时代在使中国大学处于世界大学体系的同时，其校园形态构筑理念和手法也开始具有传播的世界同步性和发展、运用的地域性两项特质。
7.2对未来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展望
在未来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上层政治政策结构的变革将成为大学整个宏观结构体系新一轮变迁的动力源，中央政府关于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的发展战略以及终身教育理念的树立为大学及大学校园形态生长确立了方向。大学校园的空间结构形态将开始向多目标、多因素、多途径的构筑模式转变。其中，中国城市化推进和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将带动大学校园空间的整体性功能重组和快速规模性扩张，成为校园形态生长的重要因素。至于中国大学多元管理、筹资渠道的开辟和国家教育、土地等制度的变革等将为校园形态新的生长模式创造基础，并左右校园形态发展的速度和范围。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理论、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完善为未来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撑。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在开放环境中的重组将使大学原来基于国家、地方的价值体系受到被动冲击；大学位于世界坐标体系下的事业发展规划必然促使校园形态的构筑和生长要在世界性和地域性之间寻求平衡点；其中对大学本质精神的追寻将成为大学校园形态构筑的重要共通点。
以下是对未来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几种发展模式的设想：
7.2.1大学校园形态的有机更新：空间、功能演替
在21世纪初中国大学的跨越式大发展期间，由于受校园土地由国家或地方政府划拨、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控制的国家银行等发展阶段和制度上的约束，许多新建大学都是短期规划、建设下一蹴而就的蓝图式校园形态。因此，一方面校园规模、空间尺度普遍存在巨型化倾向；另一方面，一次性的整体规划、建设对未来大学发展而言缺乏弹性和可适性。所以，当中国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的政治策略后，未来中国大学的规模将较为稳定，不再会出现急速扩展，盲目扩大的情况；校园形态主要是在现状基础上的空间、功能细化和有机更新。这种校园形态的有机更新模式将由政府、学校、使用者、教育产业市场、设计师等诸多因素织就的网状张力所支配，其中大学自主制定的事业规划是校园形态生长的自我调节系统。当然，就校园整体形态而言，尽管校园形态局部均享有自由、多变、独特的特征；但因为中国对大学的中央集权控制、大学领导由政府委任以及对学生的集中管理模式等诸多将长期保持的因素影响，校园功能分区、轴线对称发展的仪礼性标志空间、校园和城市之间的空间界线等形态因素还会保留。
7.2.2大学城的城市化发展：功能、形态解构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大学城作为中国推进快速城市化的“蛙跳”式发展，由于脱离了大学作为一种公共学术团体的本质，将其利益机构的作用扩大化，因此，许多大学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和大量银行贷款吞并大量土地，盲目扩大校园规模。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大学城遍地开花，出现“空壳”现象、规模与效率危机；另一方面，也造成大学的资不抵债（例如，目前吉林大学已面临破产），面临新校园日后如何整治、维护和更新问题。还要指出的是，未来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以及出生率的降低，高校学生规模有可能不增反退。鉴于以上原因，未来中国已建大学城将在城市化进程的继续推进中出现功能和形态上的解构。首先，大学城内的某些持续生源不足的学校将紧缩规模，其校园用地性质可能发生转换，物质形态环境亦随之变化。其次，某些优势大学不但自身校园趋于可持续发展，而且围绕其学科设置将出现相关产业集群，整个校园形态犹如并“八爪鱼”一样触角向大学城的各个方向延伸，并且这种校园形态的生长过程是在社会和大学双方共同促进下进行的。第三，随着大学城周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更加丰富的城市社会功能将不仅沿大学城内的公共活动轴生长，而且会突破大学城与周边地区之间原本人为设定的界限多方位蔓延。总体而言，中国大学城“花园城市”模式功能、层级分明的圈层结构将被混杂功能和复杂多样形态所取代。
7.2.3作为城市聚合中心的大学：校园与城市整体生长
对于那些位于城市中，并已经与城市产业结构形成一定互动关系的大学（例如上海同济大学）而言，未来其将作为城市聚合中心而与城市一起整体生长；在校园形态发展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表现：首先，校园逐渐向城市扩大开放程度，校园与城市的空间界限不复存在，而是通过对空间场所的设计来约束人流类型和行动。其次，“通过某种媒介达到城市与大学在空间和功能上的渗透与融合，其中设施的共用与资金的统筹是最重要的媒介”。第三，通过大学科技生产力与城市产业结构的密切联系，围绕大学形成多个产业集群，转换传统中国城市以行政功能为形态组织核心的模式，发展以大学及其所代表的科技、文化生产力为城市的聚合中心；同时，各种社会服务性功能和空间则成为产业集群和大学之间共同拥有的联系纽带，并延伸至它们中。最后，大学校园将成为城市中主要的文化交流场所。因此在形态构筑中不但要重视对功能、空间、风貌在活力、多样性和效率上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其物质形态环境还需要承担起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以及对传统文化承续的“容器”作用，并逐渐反作用于城市。
7.2.4小型精英化大学模式：书院的回归
这里所指未来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模式中对传统书院的回归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层次将趋向多元层级化，大众化教育和精英主义教育理念并存。而精英化教育模式并不是中国以往那种与政权结合的社会阶级攀爬阶梯，其将回归大学或传统书院的本源——模糊授与学的界线，以学者自治团体的形式存在，重在彼此间的交流、互动。二是，回归书院模式的小型化和居学一体化；打破传统校园各种功能分离、师生分离、各学科分立的格局，回归传统书院以讲堂、院落等公共交流空间为核心的形态组织模式，模糊学科空间，专用建筑空间设置只针对有特殊需要的实验或其他功能。三是，回归传统书院寄情于山水的环境观，选址建设以及内部环境经营中重“天人合一”，把学术探寻与寄情山水的审美情趣融为一体，将道德修养与知识学习以及山林怡情合而为一。
7.2.5作为城市综合体的大学：教育超市
大学校园形态的“教育超市”发展模式对应未来教育终身化和办学主体、传授方式多元化趋向。随着全球化信息时代的推进，知识、技术传播方式不断更新，人们期望对高等教育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性和便捷获取性；因此，未来将有可能出现与目前商业中心或交通枢纽类似的，以教育功能作为主导的城市综合体。这种城市综合体必然建立在快速、方便提供多种教育服务，融合多种城市功能和集约化建设基础上。所以其需要在城市中选址，并多以单一建筑的“巨型结构”形式出现，公共交流活动场所是教育性城市综合体的空间形态组织核心，而建筑（校园）的可生长性并不列为形态构筑的要点，但建筑空间的可变换性是设计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此外，城市综合体可以完全依靠教育市场调节，产业化运作。因而，各种新兴的体验型教育方式能够在这里寻觅到合式的物质载体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