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1911-1949年
19世纪起，欧洲大学的模式逐渐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遍布世界的大部分地方6。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方面。而且，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欧洲大学模式的传播，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形式表现。1911-1949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无论是主动引进还是被动输入也展开了面向西方的全面改革。但是，诚如经济剥削和文化、教育之间存在着内部相关性一样8，教育和文化影响与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亦有背道而驰的情况；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形态发展就如实地验证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力量和一系列不同形式帝国主义之间联系的复杂影响结果。中、西方此阶段近代大学校园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之间既存在时代的共通点，也有不同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下的差异点。
在华教会大学和西方本土大学之间的差异体现了由强权实体推行普遍主义9文化政策的双重性；而当西方大学教育理论、社会价值取向、校园形态都在进行现代主义改革的同时，中国大学则由于国家动荡、民族面临存亡危机而徘徊在现代化还是“国家”的十字路口。另一方面，自1927年起蒋介石政府的法西斯集权统治与欧洲以德国为策源地的纳粹独裁统治在同一时间和意识形态坐标体系中；这种政权下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加强政权的稳固、强大为目的，校园物质形态构筑则对应发展具有明显政治含义和象征功能性目的表达：在欧洲趋向古典复兴，在中国则提出“中国固有之形式”。以下将分别论述。
8.2.1普遍主义与本土化
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已进入强权政治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并在亚、非、拉各国推行殖民政策。而近代殖民主义主要是一种世俗性的扩张主义，它主要表现为政治、军事和商业的扩张，代表了一种世俗化的普遍主义倾向——期望大一统世界，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都处于非文明社会阶段，文明的西方人有责任和义务去教育开化他们，去统治领导他们，使他们逐渐进步到文明阶段。这种世俗化的普遍主义思想很容易和基督教试图“拯救全人类”的理想相统一，因此，基督教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推进中无一例外地充当着文化先锋。基督教与文明的结合就是西方文化——而文明化就是殖民化、西方化。教会大学就是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其社会价值取向上必然体现出传播文明的现代性和文化殖民性的二律背反。与此相对应，英文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是universus，是“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其精神气质本身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但这种“普遍主义”是建立在对现代性、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的追寻上。从19世纪西方大学摆脱宗教控制，纳入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到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法国帝国主义大学的建制以及美国州立大学的兴起，实际上近代国家都将大学作为发展国性的工具。也就是说，西方本土大学和教会在中国创立的大学之间在文化导向和社会价值取向上存在一种隐含的控制、支配关系。
当然，这种关系也映射在双方的大学校园形态构筑上。以英国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提供现代工业发展中所需的大量拥有现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人才，在工业城市中兴起的市民大学（Civic Universities）是那个时代的表征。这些大学有别于牛津和剑桥这种学院制的传统大学，其不但在学科设置、大学资金筹措上和所在城市产业紧密结合（例如：利物浦大学的创建源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为当地工商业服务责无旁贷地成为大学首要任务；贸易在这个城市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学校开设的课程都与这个行业有关），而且在校园形态上市民大学也有别于传统用古老石头墙围合的封闭修道院式校园：大学校址选择在城市中，为了与城市风貌统一，当地政府和地方团体要求其采用与这个年代最为接近的古典主义风格——维多利亚风格、红砖结构，大学中竖立在主体建筑上的塔不仅是校园的象征，也是城市的重要地标；校园空间结构上是将传统学院制四合院空间与大学具体功能结合变形为同城市肌理更为贴近的灵活院落空间群落，校园并不一定强调轴线和对称、古典图案关系，校园中心从教堂发展为大礼堂或图书馆，例如利兹大学。
相应对比同时期由美、加、英三国五个差会在中国成都创设的华西协和大学：尽管各差会均希望以统一的、完全移植于西方的教会大学模式建设，但社会价值取向的矛盾性决定了这种纯粹西化的大学并不能被中国现实所接受，本土化成为一种策略。注意！在这里无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孔子加耶稣”还是在校园物质形态上主动采用“中国化”风格，差会都强调是一种传教策略的调整，而在本质上它们还是持着普遍主义的文化观点，将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在西方主流文化之外。由此，一种“中西合璧”或更准确地说是“东方主义”的校园形态应运而生。首先，它的创建初衷和成都这座城市的产业发展无关，考虑的是培养具有基督教人格的中国精英。因此，大学设在城郊，以围墙隔绝城市现实，企图创建华西坝上的“伊甸园”。其次，多差会管理和西方传统教会大学学院制封闭院落模式导致华西协和大学采用向心式构图，同时每个差会学舍形成自己独立中心的形式。第三，为了突出基督教的神圣和绝对权力，亦是对中国建筑组群强调轴线对称的呼应，校园中形成抽象的十字架形主轴。最后，在校园建筑风格上英国建筑师荣杜易被差会明确要求采用“中西合式”——为了巩固文化殖民统治，以欧洲折衷主义的手法，西方的建筑形体加上一个中国传统建筑屋顶；当然，这是一种带有强烈优越感和支配性的建设，英国市民大学中的象征要素塔在戴上本土化的帽子后矗立在华西协和大学南北主轴线的南端；而在万德门、预备学校等建筑设计中也都在平行的中国屋顶中间加上强调垂直方向的塔或亭，既描摹了西方建筑造型，又一次体现了普遍主义基督教的象征——十字架。
8.2.2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
20世纪初，西方主要国家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社会的改变，导致社会各阶层、阶级的分化和冲突，各国都掀起了社会及政治改革的浪潮，试图用社会改良运动推动工业进步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其中教育改革也是社会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工业生产对效率的追求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为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所垄断的古典人文主义高等教育模式，大学开始强调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培养主动适应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人。在这里存在两种交融的思想。一是以美国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建立在现代科学与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基础上的实用主义教育——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出发，注重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价值，强调世俗、实用、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需求，教育是民主的工具，同时教育自身也应是民主的。二是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为了适应20世纪社会改革要求，在促进人自由发展的同时，使个人与社会联系。与此同时，城市规划理论、建筑设计——大学物质形态领域的基础也随着现代工业产业发展而产生了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总的来说，可以把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的现代主义内容归结为：功能主义——功能分区、公平分配城市物质资源，重视建筑物的物质功能要素等正逐步代替纯城市美学标准成为规划理念，建筑设计上亦从功能出发，提倡非装饰的简单几何造型；民主主义——期望建立良好的社区、城市，以设计来改变社会状况，避免流血的社会革命；精英主义——强调由精英领导的“拯救众生”。可以看到，本阶段西方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大学教育思想同步发展，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这也是现代主义大学校园形态产生的契机。
最早的现代主义大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由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庇乌斯设计的，以“建立一个工作和生活紧密联系的社区”为目的，位于Eriangen的Philosophische Akademie；从功能和实用考虑采用简单矩形建筑取代了传统学院的修道院式院落。而其后格罗庇乌斯在德国德绍建造的包豪斯新校舍实际上是一个缩小比例的城市模型。包豪斯校舍希望在社会中用和谐组织的建筑来净化矛盾，为了消除因劳动中的资产分配问题而产生的隔阂，形式上必须进行有机的组织；各种功能相互独立，并在形式上反映功能。因此，格罗庇乌斯从教学和实践结合以及方便各门艺术交流的校园功能要求出发，采用非常单纯的建筑形式形成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不规则、灵活构图，多体量、多轴线、多入口的规划布局：一条连绵的通道向前延伸，穿过行政办公楼，联系着侧翼的教学楼、实习工厂和宿舍楼；与外界相通的交通线从上面为办公楼的天桥下穿过，没有对校舍形成干扰，这里充分体现了自由平面解决问题的优越性。可以说该校舍形式上的均衡感来自与其功能的完美结合，也来自对校园这一和谐社区的有机组织机制。而创建“有意设计的、甚至理性形成的”社区理念，完美地同现代主义规划、设计理想中通过好的设计改变人的行为、提高团队精神、提供密切的社区精神并协助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相契合。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包豪斯成员纷纷来到美国，美国大学也逐渐摆脱“学院派”设计思想的束缚，进步教育运动终于找到了它恰当的物质形态表述。尤其是早期移植于英国，财政自主、提供贵族子弟就读的小型文理学院，在1930年前后成为现代主义改革的先锋。
例如：1938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Goucher学院设计竞赛方案要求应“反映进步的教育理念”，其在二战后建成的学院呈现为非轴线性的现代主义布局，建筑也没有参考历史风格。
还有，在源于英国剑桥、牛津传统的哈佛大学中，格罗庇乌斯和TAC（协和建筑师事务所）共同设计了哈佛研究生中心，以现代主义手法承接了传统哈佛的特征“庭院”，强调空间、运用建筑围合或分隔外部空间，试图以校园形态统一社会哲学和教育哲学；哈佛校长詹姆士·B.Conant对此曾这样评论：“将自由教育和现代世界的进步转型联系起来，将教育事业与道德、福利、国家整体联系起来。”
那么，为什么在西方轰轰烈烈从教育理念到大学校园形态进行现代主义改革的阶段，完全移植于西方的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了迥然不同的形式？为什么由游学西方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规划设计的中国大学校园依然徘徊在“学院派”规划范畴中？为什么在中国大学校园中很难找到现代主义建筑的身影呢？本文认为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要建立在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社会状况上。近代中国由于半殖民化的社会性质，国家、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成为首要问题。而从近代世界历史上看，大学在民族国家认同的塑造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到近代中国大学，民族认同的问题则尤为重要。首先，大学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竞争的产物；其次，作为外来的教育模式、物质形态，大学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生存？中国人如何使其成为中国“自己”的大学？换言之，如何“土货化”？只有中国有了自己的大学，才能有效地应付与西方的“学战”。但一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暴力征服和野蛮掠夺；一面是为了救国，为了启蒙又必须向西方学习。何谓中国“自己”的大学呢？因此，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对于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无论是在现代化改革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看来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稳妥办法。当然，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折衷主义观念亦直接体现在大学校园形态的构筑上。
此外，当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运动阶段，随着民主、科学、进化的启蒙观念，传播到中国各地的还有广泛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国知识分子们企图效仿欧洲世纪“由复古而解放”的现代化过程。例如，梁启超就认为中国传统的新前途在于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其关键是传统儒家思想必须成为改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而这一时期，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与其西方同行一样赋予了规划和建筑设计过多的社会改良责任，他们相信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应该指引人们过一种积极而理智的生活，是中国民族主义进化中的一个激进的诠释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