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派”规划理论中对轴线、中心、对称关系、平面图案化的重视比现代主义规划由功能而生相对灵活的布局更容易和儒家文化中的“礼制”相契合。当然，现代主义规划的重要理念——功能分区，由于其实用理性的一面以及和中国近代大学模式中倡导的“纪律”生活相吻合，而被采纳。另一方面，17世纪晚期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园所表现出的古典秩序，平等、民主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强调在城郊的选址、与外界隔绝的环境等特征，与中国传统书院形态有一定的互通之处，同时其又代表了西方先进的现代文明，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大学校园形态的主要借鉴对象。此外，在校园建筑风格上，毫无疑问能够物化体现中国传统“文艺复兴”的“中国固有式”成为首选；其次则是代表西方文艺复兴的古典建筑形式；而现代建筑形式在这一阶段的中国大学中乏陈可见，仅能在持“兼容并包”思想的北京大学校园中找到些许（其20-30年代的建筑多为现代式）。
最后以一句话，英国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关于“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的论断，总结这一时期中西方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上存在的异同。
8.2.3同一坐标：法西斯政权和欧洲古典复兴潮、“中国固有之形式”
20世纪30年代前后，欧洲的几个独裁国家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与此同时，1927年中国成立了近代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而此后随着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国家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其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中社会的一副兴奋剂”。与欧洲的法西斯政权一样，国民党政府同样提出极权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至此，同样的社会政治形态必然产生相同的纳粹文化专制主义，并由此亦促生了相仿的大学社会价值取向。以德国为例，纳粹统治以前的德国大学被誉为“今天世界上最自由的场所”；尽管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它已成为国家机构，但作为一个有特权的团体，仍保留了大部分的自治权（中世纪教授治校的传统），坚持以教学和研究的结合作为办学的基础。
这种洪堡式的人文主义大学模式当然不能适应纳粹要求与政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政策，纳粹领导的政治性大学（Political University）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研究型大学模式，纳粹主义理论教育和斯巴达式的体育、军事训练成为大学学习的主要内容。再回到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在“党化教育”观点下，政权之初由蔡元培推行的效仿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不久就以失败告终，而原本在中国近代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美式地方分权制教育模式也被统一和中央集权式的教育模式所代替。此外，希特勒和蒋介石都将大学视为培养纳粹青年干部的机关，德国在此期间设立了“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德国民族政治教育学院”、“骑士团城堡”等干部学校；而蒋介石通过大学的“国家化”、“国立化”来实现“国家复兴计划”中和高等教育的互动过程。
在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大学社会价值取向的同一坐标下，为了体现大学中国家的权利和意志，强调政权的稳固和强大，此时期中西方不约而同选择了在传统中寻求对大学校园形态的表征，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和象征功能性目的。依然以德国为例，在纳粹统治前德国大学多为城市大学形态：位于城市中，大学与城市融为一体，没有明显的分界；大学中没有运动场、礼拜堂，也不像传统学院提供学生食宿，而是由周边城市服务设施提供；大学建筑像城市其他建筑一样对公众开放。而如前所述，随着20世纪20年代左右现代主义的传播，现代主义校园首先在德国出现。
例如：1931-1933年建立于维勒瑞夫的卡尔·马克思学校，这座学校体现出先锋教学模式的形象，该校被设计成为拉长的长方体形式，建筑端部与城市系统相联系，并留出一片开阔的场地。当纳粹登台后，现代主义大学因为校园形态上不具有体现民族骄傲的古典主义内容和教育上的政治可靠性，被指控为是来自异国的即德国的头号敌人前苏联的，政治上的关联导致德国刚刚萌芽的现代主义大学从物质到思想被统统消灭。而基于希特勒对大学教育的规定，在传统教室中进行的“教授”受到诟病和轻视；大学和技术学院并不是教育的顶点，而是那些为战争需要而建立的干部学校（到战争爆发时共建立了31所）。
这种学校彻底打破了现代大学形态所包含的物质环境形态要素，为了培养“军人精神和它的勇敢、责任感和简朴的特性”，校园最大量的建筑是提供学员食宿的营房和附属设施；而为了开展体格训练，学校倾向建立在城郊；与现代科技相关的学术被俭省，主要传授纳粹思想的校园建筑并不存在特殊的功能要求，可以轻易地与强调对称、统一、传统比例的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体现严肃、权威和军国主义的古罗马风格）相匹配。
而本时期蒋介石政府对中国大学校园形态进行的“中国固有之形式”改革与欧洲大学校园形态的古典复兴相比更为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没有欧洲国家现代主义产生的成熟工业化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提出复兴儒家思想、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的校园形态，迎合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在当时中国社会广泛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诚然，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像德国那样要求大学采取战时教育制度，依然较完整地保存了大学在学术上的独立性。这也是为什么德国纳粹统治时期大学遭到毁灭性破坏，而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建设仍然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但是，蒋介石政府同样希望大学校园引导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说，就是把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大学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策源地。这样，统治者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建筑师们都不约而同想到中国传统建筑组群，尤其是其最高级别宫殿建筑群组合中运用的轴线对称，强调中心和中轴线的等级制布局，封闭四合院落层层推进的空间效果结合西方“学院派”规划理念、手法，强调出主要建筑的权威象征风格，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新生活运动”中对秩序、等级、纲常、伦理的要求。此外，中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中也出现了针对战争教育的干部学校形式。尽管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德国和解放区的干部学校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依然要看到大学的政府机关化、教师的公务员化不但使大学的学术延承以及正常物质环境异化，而且当政府代替大学在思想、学术上的权威地位时，大学发展必然限于困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学就因为政府权威的越位而面临发展的窘境。
8.3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基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大学选择了全面学习社会主义苏联和延续战争时期共产党在解放区发展的延安大学模式。
和清朝末期以及民国时期建立在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作用与适应基础上的被动输入或主动引进的西方现代大学模式不同，这一阶段中国彻底切断了和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精神文明的联系，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发展演变呈现明显泛政治化下的断裂和跳跃。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西方各国随着战后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复苏与快速发展，大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高等教育结构和层次更加多元化。相对应，现代主义校园规划理论及其发展也针对技术学院、小型文理学院、综合大学、社区大学等不同类别学校、不同校园使用人群探索与教育目标一体化的校园形态构筑。因此，断裂与分隔、机遇与探索构成了此阶段中西方大学校园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上各自发展的主旋律，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再次出现跳跃式发展的重要原因。
8.3.1历史背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际关系结构。战后，形成了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决定了战后初期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样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失败，也使其战后推行的全球扩张战略遭到挫折。因此，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从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封锁包围。为了打破封锁，挫败美国的侵略企图，维护本国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中国在1949-1957年选择了同社会主义苏联结盟、“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在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世界就如此简单地被划分为两种对立形态——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同样，这种对立也出现在此阶段中西方大学校园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上。
应该客观地说，中国这期间在大学发展模式、社会价值取向、校园形态的抉择上还受到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落后国家基础，内忧外患、百废待兴的国内外局势以及苏联专家来华援助等影响；但从根本上而言，社会主义中国基于社会意识形态非黑即白的政治思路，“凡是资本主义赞成的就是我们所反对的”是导致中国大学发展出现断裂与分隔的源头，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时期摈弃一切西方文明，也包括追溯起源亦来自西方文化的苏联大学模式，而在自我封锁下寻求完全源自本土的大学模式和中国“正规”大学发展长达十年的停滞和消解。同期，西方则在其本就发展完善的工业化国家基础和现代大学体系上抓住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大学发展契机，探索多元化的大学类型、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当然，战争中已趋于成熟的现代主义建筑规划理论和其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国家大学的大规模建设等都刺激了西方大学校园形态在各个方面的有益探索。
8.3.2西方：机遇与探索下的多元化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是以英国传统牛津、剑桥大学模式和美国发展的多样化大学模式（多校区大学、大学、文理学院、社区学院和专门技术学院）为主，70年代后法国引领大学发展新的趋势，乌托邦主义的大学重返城市。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战争的巨大摧毁力，“社区”的概念被强调，与城市甚至乡村广泛联系的“社区”概念从“非计划的社区”（Toennies）扩展到“有意设计的、乃至理性形成的团体”；而战后西方一直试图在大学校园建立理想社区（有意的社区）的典范。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很多时候西方避免赋予高等教育一个明确的定义，避免着重于教学上，而是将教育的功效、教育机构的功能与社会以及特性化的社区相关联；人们期望在“理想社区”（校园）中获取政治及文化价值，其是复杂、相当大的社会缩影，知识及价值观由老师传授而且是在人与人、人与社区的接触中被传播与证实的，对于学生个人发展而言，经历与环境的历程越来越重要成为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