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时期西方大学的“社区”倾向同时是一种类似救济院与监狱般尖锐、敏感的关心，学生生活的全部是中心；其中教育家偏爱小而适当的学校，以期获得优越的教育质量，而社会学家则需要在质量与数量之间找到平衡点。与大学的这种社会价值取向对应的是现代主义体现社会民主主义的乌托邦式校园综合规划、关于校园结构秩序性的看法和规划目标同一的共识。
6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和高速发展，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责感开始削弱，转而强调个人文化与价值；不同背景的学生不仅是前一阶段扩大教育面的结果，也打破了一直以来封闭的校园模式，校园从同一追求的氛围转而向多元化、辩论的氛围发展。在要求变化与灵活的压力下，关于大学形态的应用社会学不再是适应某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而是分析当前存在的社会事物；60年代中期后的关键词是“自发性”——城市化的大学或大学重返城市，高等教育公共机构的传统定义“按照预先规定的模式组织每一个人”，逐渐演变为“除了与学习、研究相关的东西外，大学是为师生提供交流机会的场所，人们可以互相学习，而自发性是交流最重要的品质”。
此外，高等教育公共机构的另一种译本社区大学，一个新的名称、一种意义的扩充，满足较低层次和程度的各种需求，并且严格地限制于当地。因此，60年代中期后西方大学校园形态趋向于通过现代派乐观主义者的系统规划理论和理性过程规划理论创造高度组织的校园“城市”空间形态，为密切的信息交流提供便利的物质环境，以适应教育过程的连续性要求并提供校园生长的架构。还有一种校园形态塑造力量在70年代崭露头角，受60年代末“公众参与”规划的影响，学生团体开始强调其自身的存在，其和规划师、大学建设委托人对校园的影响是平行的。综上所述，尽管这一阶段西方大学校园形态趋向多元化，并没有固定或统一的模式，但究其内涵这些变化和摸索都与大学从构筑理想“学术社区”到“理想社区”的理念发展以及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再到寻求两者平衡的教育目标有关。所以以下将按大学类别阐述此时期的西方大学校园形态特征。
1）文理学院、“学院型”大学
文理学院是否就意味着自由教育？至关重要的是，它不代表职业教育的学院分支，而是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学生可以选择学什么和被给予部分回应去规划他们的人生。这些，依次是将很大的重点和主观性、每个学生的个性以及个性化的在教与学之间强烈的交流相联系。
这决不意味着削弱学校是紧密社区的概念，相反，通过每个学生的承诺会加强这种理念；但这是否同样意味着学院不得不是小型化的？二战后，这种依靠从周围环境脱离、封闭而行使职责的文理学院不断受到教育平等主义热望的冲击而难以生存。例如：美国在1960年有300所女子学院，而到1973年则只有146所仍保持独立。一种两折的发展模式在此阶段开始被重视：一方面，一些传统老牌学院开始建立下级单位脱离小型学院模式，如1950年代后期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建设；另一方面，一些新兴的大学吸取寄宿制学院“将学习和生活融合起来”的目标，形成学习社区和生活社区相结合的“学院型”大学，如英国1964年创建的约克（York）大学和1965年创建的肯特（Kent）大学。可以这样理解，“学院”的特征是完全自容纳、承担的社会公共机构，其既是完全学术意义上的小型大学，也是一个完整的自我承担的生活联合体，至少学生是被涉及的。
因此，文理学院或“学院型”大学的校园中学生宿舍、社会生活、娱乐设施成为空间的主角，而教育仅仅是那些占据校园主要部分的补充物。
另一项重要特征是由学院传统的家长制教育、管理模式所促发的，以围合院落式空间作为校园形态构筑的“原型”；此外，以院落空间为细胞随功能和基地环境的自由生长而少有轴线、对称等图案化严谨、理性的规划控制痕迹。例如：选址于市郊的剑桥丘吉尔学院通过设计竞赛采用了Richard Sheppard、Robson和合伙人事务所的规划，围绕中心公共建筑综合体一组紧密联系的四方院以风车型错落排列，建筑均为二至三层，学院整体延续了其周边自由、封闭的老学院群形态，但又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到处强调社交性、多用途”。英国肯特大学则代表了理性合并的“学院”和“大学”校园形态“一连串学院，有许多宿舍联合体被组织起来围绕一个大学中心，提供主要的公共设施”，肯特大学副校长Geoffrey Templeman要求规划师威廉Holford要将校园构思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各个区的建筑群应该由中心建筑、学术建筑和住宅组成，各区应彼此分离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此项是传统美国式校园布局思路）”。
肯特大学位于城市北郊的小山上，设计师将中心建筑置在山顶，两所基础学科区紧邻山顶中心建筑群形成一般意义上的校园中心区，而另有八所学院则延通往山顶的道路两侧布置，顺应地形线型有机生长至山顶校园中心。各个学院形态相近，均采用对角连接的方形建筑群，由四个内向、封闭方院组成，包括了餐厅、公共休息室、研究室等标准组合，学院只有一个出入口，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学生生活遵从严格的制度，在这里传统学院所期望表达的秩序、同一目标认识通过庄严、仪式化、重复的建筑群体形态得到物化和强调。
2）综合大学
战后三十年，西方各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例如：美国在1970年左右联邦和州财政占教育支出的71%，1966年到1977年的德国政府占教育支出的87%等。激进的民主与平等以及第三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要求大学教育的多学科交叉互动、打破学科界限等使战争期间得到蓬勃发展的传统学院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在社会机构、教育、社区三个概念里被表述的大学形式——综合大学。同样与战争期间建筑和规划的关注过分集中在小规模的学院建设上不同，综合大学的快速发展使设计师开始探讨针对其发展延展性的规划；在许多情况，例如在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这直接导致围绕最初的建筑从传统巨大空间的剥离以满足未来的需要。
此外，一个新的问题是机动车的进入所导致的校园道路体系和其他一系列校园形态发展。而1940年代末开始，西方逐渐开始有一些专职机构对应校园规划，出现了诸如“项目分析”、“空间设计”的专项分类；1963年波士顿的Dober、Walquist和哈利斯公司的Richard P.Dober的着作《校园规划》一书中则涉及新的科学。最大可能的理性是他们理论的主要立足点，这与同期城市规划理论的结构秩序性和乌托邦式综合规划一脉相承：“校园通过有逻辑的建筑增长而生长，规划中主要的步骤使其承担了严格划分不同功能需要以进行空间要求的数量和质量的转换或规划模块的转换。校园中的道路被分成主要的和次要的，并作为一个整体被一条环形路所控制（这是花园城市或阳光城市的遗存吗？），校园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开放绿地和令人惊讶的停车位；国际现代主义的关键“空间”仅仅起了次要的作用，建筑和校园的自然要素是主要的，循环系统仅被作为辅助性考虑；尽管校园规划中重视了行人专用的中心地带或因为自身因素而成为步行区域，显示了逐渐以步行尺度从停车位到校园建筑转换方法上的敏感。
但最重要的是Dober坚持绿化和对功能分区的忠贞，以满足许多大学渴求从约束性的公共生活获得物质和心理慰藉的需要。”Dober最终的目标实际上是寻求校园事物的平衡，这种平衡很多时候由直接的同中心的方案组成，从学术中心到外围的停车场，一旦所有元素成为一个整体就是校园，意味着最终与完美；一半生活化的、一半示意性的，带给我们一个值得考虑的关于视觉联合的信赖。另外，这样的校园形态还徘徊在以往的艺术性道路上，尽管扩展了途径并摈弃了传统的式样。当然此阶段的校园规划已经通过建立设计架构（密度、高度、面积等）而为校园的长期生长法则发展起例证性的三维设计模式。但是正如Dober自己所言，他关注的是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实际功能，而社会现象、教育程式或课程规划很少列入视野。然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60年代中期前工具主义、实用主义高等教育理念和现代主义规划理想主义强制民主的最好体现。
在1960年代中期后，对学生个性化培养的大学教育目标、对校园自发性学习交流的重视、对校园多样社会生活的追求使综合大学向“都市化”形态靠近。本文认为在大学校园的“都市化”构筑中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源于欧洲传统建立在城市中的校园，与城市结构和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大学，特征是集中、高密度、开放、步行区化和功能混合。如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尽管建筑师Walter Netsch采用了极度膨胀的建筑语言，但努力创造人与人的之间的自发性交流和非正式性学习机会仍是其主要规划理念。另一种是源于美国传统将校园建立在市郊，但与以往分散、低密度、乡村化的传统校园不同，它犹如城市边缘特殊功能的卫星城镇，具备城市的一切功能并以紧凑、结构化的形态为弥散的郊区作出了示范。例如，柏林自由大学采用标准化网格模块单元，校园延四条主干道生长、发展，强调灵活的交往空间渗透于建筑与环境中，但这种开放和流通是内向型的，其整体在周边环境中却类似一个设防的孤岛。
此外，还要指出C.亚历山大等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实验中所发展的使用者参与的校园设计方法：有机秩序的原则、参与的原则、分片式的原则、模式的原则、诊断的原则和协调的原则，以此来代替传统总体规划和预算程序，向行政机构提供资料以确保人们设计其空间的权利，发动民主的程序以保证校园持久的灵活性。
3）社区大学
从政治上看，社区大学是单方面支持的下层次高等教育的扩充，其数量的迅速增长，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如美国1973-1980年期间，单学生数量就翻了一番。然而，可以看到，作为大学类型的一种界线，它高于高中低于大学。一所社区大学不是一所学院，严格地说，其通常不拥有学生宿舍。另一方面，“因为住宿式学院拥有的许多社会生活的缺失”，社区大学不得不是特别强调公共的学生便利的协会——依靠扎根于城市具有社会生活复杂性的社区中，依靠社区公共设施网络的支持，依靠对社区居民需求的交互性。从整体而言，这种大学因为缺少复杂性而总有一些争论相伴随；但是，社区大学的扩散促发了值得尊重的公共教育机构和支持其的杰出的“社会”理念，同时也鼓舞了“社区大学”的双重含义，作为独立维持的公共机构和作为为地方服务的教育机构。社区大学的校园一般是一栋综合性建筑，师生活动主要在建筑内部进行，校园设计其实就是建筑单体设计，但现代汽车交通的普及使停车场亦成为其形态构筑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