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舜钦
《过苏州》：
“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
《沧浪亭怀贯之》：
“沧浪独步亦无踪，聊上危台四望中。秋色入林红黯淡，日光穿竹翠玲珑。酒徒飘落风前燕，诗社凋零霜后桐。君又暂来还径往，醉吟谁复伴衰翁。”
五、改革家王安石诗词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王安石少有大志，无所不读，无所不问，为官后坚决主张变法革新，成为宰相后即大力推行变法，使国力有所增强。但变法受到保守派的猛烈反击，推行十分困难。
4年后他被罢相，第二年再次为相，又一年再次罢相，从此退隐不出，潜心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65岁时，他看到变法彻底失败，忧愤致病而死。
王安石在文学上也卓有成就，进入“唐宋八大家”之列。与他的政治革新思想相一致，他也积极支持并参加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诗、词、文等文学作品，在北宋文学的发展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他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他的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总是紧密相连。他曾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可见王安石十分重视文学的实际功用。
王安石的短文立意精辟、论述周密、层次分明、语言犀利，势如破竹，一针见血，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答司马谏议书》一文仅380字，却有力地回击了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一文用3000多字对变法提出的指责。
王安石诗歌的成就更胜于文章，一为数量多，有1500多首；更兼特色突出，自成一家。
早期，他多写政治诗，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如《河北民》、《感事》、《兼并》、《入塞》等。这些作品、内容充实、揭露深刻，但议论过多，形象不十分饱满。他的一些咏史诗针对改革，借古讽今，有感而发，耐人寻味，如《商鞅》、《韩信》、《贾生》等。此外，他也有借咏史或咏物表达自己怀才不遇感触的诗，如《明妃曲》等。
王安石两次被罢相后，于56岁退居江宁。离开了政治舞台，心情渐趋平缓，随之诗风也变得宁静委婉。王安石后期诗作的代表作品是以写景为主的抒情绝句。这些诗虽小，但用意巧妙，韵味深永，“雅丽精绝，脱去流俗”(黄庭坚语)，使王安石赢得诗坛盛誉。如果说王安石早期诗显示出直截了当的宋诗特征，那么，他晚年的诗作则以委婉清丽似乎又呈现出唐诗的复归。试分析王安石的几首小诗，如《夜直》：
“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这是宋神宗决定采纳变法时作者做的小诗，写出了诗人在美好的夜晚心情愉快，而又因思虑大事难以成眠的兴奋状态，可谓情景交融。
又如《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此诗以一“绿”字名满天下。据说曾拟用“到”、“过”、“满”、“入”等十几个字，数度修改后，最终才决定选用“绿”字。可见王安石写诗炼句的认真态度。
再如《北bēi陂杏花》：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此诗是说自己心地纯正，志向高洁，即使变法失败了，自己不得不像杏花般飘落，也宁愿“作雪”，而不愿“成尘”。这是变法失败后，诗人外表闲淡、内心悲壮的反映。
王安石的词数量不多，成就不及诗，但艺术性比较高，亦有名篇传世，如《千秋岁引》、《桂枝香》等。试看一小令《浪淘沙令》：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王安石生活的时期，宋词很少写政治题材的内容，在这一篇小令中，寥寥数语，写出了具有强烈历史感、现实性和孕育诗人自己感情的文字，确实难能可贵。
王安石作品补充阅读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金陵怀古》(四首其一)：
“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余唱落船窗。《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
《明妃曲》(二首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题西太一宫壁二首》：
“柳叶鸣zhōu啁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竟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第三节苏轼诗词——北宋诗词的最高成就
一、苏轼生平与思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生活在北宋中期，当时国家边疆虽然不平静，但内地却号称“百年无事”。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北宋前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也取得了胜利。这些有利的外部条件孕育了一大批文化新人，他们的努力又反过来促使社会文化出现了继盛唐、中唐之后又一次令人欣喜的高潮。苏轼成为这一文化高潮的领军人物。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从人生观方面说，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似乎达到了矛盾的统一。他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关心政治，积极入世。他平生倾慕历史上的贾谊和陆贽，也很希望继承本朝范仲淹、欧阳修的事业，渴望在政治上、文化上有所作为。但同时，他又喜爱《庄子》的文章，也喜欢与佛教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对事物变化和挫折应“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问养生》)，俨然一副佛、道两家心中空净、与世无争、超然物外的态度。
这种看似矛盾的人生哲学使他的一生虽屡遭挫折，却泰然处之，在政治和文艺创作上始终意趣高昂、孜孜不倦，至老至死都没有产生消极颓废的思想。这与前代文人柳宗元、白居易相比是更令人称道的。
从政治观点上说，他赞同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主张，对国家政治上的弊端有所不满。
在仁宗末年，他上书提出“历法禁”等主张，希望“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 (见《辩试馆职策问扎子》)。这是一个政治改革家的风度。但王安石变法时，他又上书反对。他强调“任人”，而忽视变更“法制”，更反对急切冒进的措施，因此被放外任，后甚至被捕下狱。哲宗即位后，旧党执政，苏轼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当司马光等人要废除一切旧法时，他又主张对新法“权量利害，参用所长”(见《辩试馆职策问扎子》)，因此又受到旧党程颐一派的打击，再次被放外任。新党再度执政，他又被贬到更偏远的岭南惠州(今广东惠阳县)和海南的琼州。不难看出，苏轼在政治上思想保守，但他为人表里如一。
二、苏轼的文学贡献
在文学上，苏轼对宋代文学的发展功劳莫大。他在父亲苏洵和母亲程氏的悉心指导下，学问修养深厚而成熟，并集诗歌、辞赋、散文、书画全才于一身。他20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欧阳修又把文坛盟主之位传让于他，苏轼亦当仁不让。在文学日益精进发达的同时，他却在政治上屡遭不幸。这不幸带给他精神上的痛苦，也带给他丰富的阅历。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既曾“居庙堂之高”，也曾“处江湖之远”，饱经忧患的人生和亲历官场的斗争，以及亲身体验人民之苦的感悟，都成了他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他的着名散文前后《赤壁赋》、诗作《寒食雨二首》、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所作。他能坚定、乐观、沉着、旷达地对待人生的不幸，也是他文学蓬勃、硕果累累的原因之一。他自始至终不减创作的激情，在垂暮之年更显得老成持重，文思妙成。他一生写诗2700多首，取材广泛，题意新颖；写词340多首，开创新一派豪迈词风。他词章华丽，发人深省；他书画丰满，自成一家。他不仅自己文才出众，还培养了大批后进学子，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是他的嫡系门生，合称“苏门四学士”。另加陈师道、李zhì廌，合称“苏门六君子”。其他如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影响。他尽管弟子如云，却从不用一种模式或规范去束缚他们，而是鼓励其各具特色，自由发展。所以他的弟子们也都各具风貌，甚至开宗立派，并不因循苏轼风格。
苏轼其人其文都对后世影响深远，人们不仅对他怀着永远的尊敬，而且各代都有人学习他的诗文，发展着新一代文学的创作。南宋辛派词人、明代公安派诗人、清初宋诗派诗人等的作品中都清楚地倒映着苏轼的身影。
三、苏轼诗歌
苏轼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一样是文道并重，因此他的诗歌始终是言之有物，“发于心而冲于口”(《思堂记》)。他常把耳闻目睹的民间疾苦写入诗中，如《吴中田妇叹》等，也敢于口无遮拦地批评上层统治者，如《荔枝叹》等。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教训，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发现规律和道理，如小诗《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又如《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二首小诗都是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自然而然地说明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优美真切，饶有趣味。类似的诗还有很多。
更为可贵的是，他在逆境中的诗歌也较之前人更乐观豁达。比如，他42岁时在湖州任上以诗文贬责新政，被新党定罪拘捕，押解至汴京御史狱中，此即着名的“乌台诗案”。当年十二月结案后，他被贬往黄州。按常理，他此时的心情应该是死里逃生的感觉，而他却在诗中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57岁时，他又被贬往惠州(今属广东)。岭南荒远，生活艰苦，古代前贤被贬谪至此莫不痛发哀声。韩愈就有“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话，而苏轼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60岁时，他又被贬往儋州(今海南岛)。其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高龄老人，还要经受漂洋过海的危难，面对这样的危险和打击，他仍然镇定自若，作诗云“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在海南，他与黎族人民同甘共苦，吃芋头，饮苦水，开荒种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间的诗作仍充满乐观情绪和对海南的热爱。在海南岛度过了艰苦的4年之后，哲宗病死，徽宗即位，他遇赦北归，渡过琼州海峡时海浪滔天，九死一生。此时，他本该百感交集，惊恐而后怕，而他却于诗中不无幽默地调侃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苏轼开阔的胸襟、进退自如而至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实在为一般文人所无有，而又通过诗歌真切生动地表现出来，成为历代文人坚持操守又全身养性这一最高人生境界的典范。这也是他受到后人普遍的热爱和尊敬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轼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反对统一呆板、千篇一律的面孔。他喜陶渊明的白描，也学李白、杜甫、韩愈、孟郊的诗风。他善用比喻、典故，却不露痕迹；他喜欢议论，却生动形象。他的诗看似散淡，实则奇警；看似平凡，实则意远。因为如此，他的诗风格多样，特点不十分突出。更由于他的文和词成就也十分卓着，反而日掩月辉，使他的诗名似不及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瞩目。然而认真论其成就，苏轼当属宋诗第一大家。当然，苏轼诗中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也相当突出，这是宋诗不同于唐诗的主要区别之所在。他的有些诗还趋向散文化，虽然有利于书写自由，一任感情恣意挥发，但损害了诗歌的形象美，不能不说是苏诗的不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