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臣志
摘要：纵观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在其政治军事经济衰败混乱的时候，文化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却往往展现出一种巨大的成就，与整个时代的衰退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三国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正是在这一动荡的年代，产生了建安时期特殊的文学艺术以及文化思想上的辉煌。它们甚至已经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并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被代代传承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本文将通过相关史料以及主要文人作品，对建安时期士人的心态及因此引发的创作和思想进行分析讨论。
关键字：建安风骨；士风与文学；三曹七子
东汉末年，朝纲不振，在经历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献帝于许都，本已经风雨飘摇的东汉王朝此时是名存实亡了。这时的中国，诸侯混战，满目疮痍。而曹魏势力由于有汉天子在手，名义上比其他各个势力都要强势一些。毕竟还是有汉朝天子，此时尊汉便是尊曹了。
曹氏父子虽然靠拥兵起家，但是他们在文学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连年征战，曹魏势力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内部相对稳定，经济政治都有所发展，加之曹氏渴求贤才，给予文士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很多士人都投身在曹魏阵营之中。因此形成了建安文学集团。其创作风格以及所表达内容都有共同的特色。
提及建安文学，则一定涉及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等人。所谓建安七子，指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的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扬七人。对此，似乎还有另一种说法，根据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其中所谓“今世作者”，较之于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今之文人”，少了孔融、阮瑀两人，而多了一个杨修。其依据大概是因为孔融年岁相对较大，且很早就已被曹操所杀，而阮瑀已于该文完成前四年病逝，所谓今世作家，当指当时尚在人世的文人。无论怎样，这些人物都是当时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士。是这些大批的文士共同铸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建安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之前，第二阶段为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08～219年），第三阶段为黄初元年至太和六年（220～232年）。
一、初露端倪——建安文士的聚合
第一阶段，建安文士们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聚合的过程。汉末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上至公卿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过着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颠沛流离中成长起来的士人亲身经历了这种苦难，因此在其思想意识中总有一种对自己和世人的悲悯，想通过自己的作为，结束这个乱世，或者至少改变混乱的现状。同时，也有一种意识，是想要在乱世中矗立自己的地位，辅佐明主，开创自己的功业。而士人的这种情绪又往往体现在他们的行为处世和文学创作上。
直到曹操迎汉献帝入许，势力一步一步扩张以后，散于各地的文士才陆续地在曹魏阵营中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加之曹操给予文士们的厚待，使越来越多的士人投奔到曹魏阵营。
而提及建安文学的形成，曹操功不可没。曹操（155～220年），字孟德。在全国规模的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建立了曹魏政权。
曹操的成功并非偶然。因为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所以曹操比较容易进入仕途。如《三国志》记载，“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也正因为出身于宦官家庭，所以当时主流士大夫阶层对他也比较不屑。但是曹操为人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早年期间就主动向清流靠拢，在光和四年（181年），曹操还冒着极大风险上书为窦武、陈蕃等党人伸冤，书云：“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人盈朝，善人壅塞。”（《三国志》）经过这样一系列的与党人的交往，使得清流人士对其有所称许，在士林阶层有了良好的声誉。也为将来建立曹魏政权积蓄了人心。在公元188年，冀州刺史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拉拢曹操，被曹操严拒。如《资治通鉴》中所给予的评价，“以此谋告操，盖亦知操之为时雄也。”
早期的曹操，符合一个汉朝忠臣的形象。平定董卓之乱后，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时候，曹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霸业。所以后人评价曹操，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赏罚分明，严刑峻法，又有谋略，知人善用，善于用兵。尤其求贤若渴，厚待文士。几次三番发出诏令以招揽文士。其《举士令》《求贤令》《求逸才令》等一系列诏令的下达，表明了他求才若渴的希望。因此使许多甚至本身有缺点但又才能显着的士人得到任用。而他这种求才的渴望也毫无掩饰地展现在他的诗作之中。如其《短歌行》中所言“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直接表现出了这种希望得到贤才的迫切心情，虽然用了周公吐哺的典故，但却情感真切不加矫饰，自有一种气势。
而士人加入曹魏阵营，心情也是各不相同极其微妙的。比如孔融，一心想匡扶汉室，起初把曹操当做了重振汉室的栋梁，看到曹操的野心之后，又不可能撼动曹氏的实际统治，心中不平又无可奈何。荀彧一边觉得曹操才是能够开创霸业结束乱世的明主，要辅佐曹操，一方面又觉得世受汉恩，不忍心弃之不顾，心情矛盾复杂。当然，也有类似夏侯惇、司马懿等直接把曹操当做明主辅佐的忠于曹魏政权的士人。
所以当时的士人普遍有一种想要结束这个乱世的心愿，却不知该去如何实现，可以说，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比如吕布，《三国志》中说他“号为飞将”，击杀董卓的是他，辕门射戟搭救刘备的也是他。纵然吕布为人反复，有勇无谋，但也只是想在乱世之中谋得一个更好的地位。于是乎就被更有智谋更有权术的各路大小军阀当做棋子使唤。用到吕布时，曹操可以给吕布封官晋爵，刘备可以跟吕布称兄道弟，袁术可以与吕布结为亲家；用不到吕布的时候，就派兵攻阀，曹操抓到吕布后稍有爱将之意，向以宽厚着称的刘备一句“明主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三国志》）”，让曹操直接杀了吕布。从此以后，小说戏剧就有了“吕奉先三姓家奴”一说。孔武如吕布者尚且如此下场，一般士人的人生则可想而知了。
当然，即使杀了吕布，曹操、刘备也仍然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是那个时代的人中龙凤。只是光鲜背后，谁都会有一小撮阴影罢了。自古一将功成万骨枯。士人们本想要功成名就，结果却成为“万骨之一”，如棋子般被丢来保去。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士人普遍的悲哀和无奈。这一时期的士人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地盘踞一方，所以只能依附相对实力强大的那些个所谓“明主”如曹操、刘备者流。只是，相对来说，曹操的势力较大，且手中又有汉朝皇帝，所以比其他势力更有优势。
又如孔融，如前文所说，为建安七子之一。不过年纪较其他六子较长，且由于为孔子后人，身份地位之高贵显然不是其他一般士人可以相比的。孔融（153～208年），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早在建安时期之前，孔融与曹操都同属清流士人一派，彼此有过交往。董卓之乱平定后，曹操迎汉献帝都许。经历了上至朝野大夫下至黎民百姓都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悲惨境遇，在建安初期，一心匡扶汉室的孔融当真把曹操看做是兴复汉室的栋梁功臣，对曹操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佩。如其作品《六言诗》所言：“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以孔融那种孤傲耿介的清流品格，这应当是真挚地对曹操进行赞美，充分表达了对其敬爱之意。绝非后来部分士人为讨主上欢心而作的歌功颂德应景之作。与曹操交好之时，曾写过《与曹公书论盛孝章》给曹操劝其帮助搭救好友。待到后来逐渐发现曹操野心，又无法撼动曹操掌权的局面后，万般无奈下，性格狂傲的孔融，由于政治上分歧甚至对立的情绪，只能对曹操“赘阉遗丑”的出身及其人格进行嘲讽。也许这个时候曹操就已经对孔融起了杀心，碍于影响士人对他的印象，以及引起不稳定的震动，所以暂时不能对孔融下手。聪明如孔融者，这时也不可能想象不到自己将来的处境。只是一心匡扶汉室，又心气孤直高傲的他在此时就已经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后来由于他以“酒，礼之用也，不宜禁”公然反对曹操的《禁酒令》，终于把曹操彻底惹怒。在建安十三年，曹操终于当真杀了孔融。孔融用其不屈的一生扞卫了他作为汉臣的名节，他代表了心念旧朝，宁折不弯的一类文士。
而孔融被杀的时候，作为建安文学非常重要的文士——王粲尚未进入邺城。同一年，曹操得荆州，寓居荆州的王粲才得以随曹操回到北方。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在经历汉末战乱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原本出身世家的王粲寓居在荆州，却得不到任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使王粲与其他同时期的士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悲怆感及责任感。一方面，对黎民遭受如此灾难表示同情，希望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辅佐明主改变这个乱世；另一方面，想到自己的寓居流离朝不保夕的处境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其前期作品中表现对社会的忧患意识的作品首推《七哀》（西京乱无象）。写白骨蔽平原，又写饥妇人，弃子草间又不忍离去。写出了作者对这种悲惨社会的同情和无奈。如陈作明《采菽堂古诗选》所评：“乱世之苦，言之真切。”而表现其个人忧患意识的作品更多一些，最着名的当属《登楼赋》。在流寓荆州的这段时期，他还有一些不得不作的为荆州统治者刘表歌功颂德的作品。这也显示出士人阶层的无奈，毕竟这个阶层的存在需要依附于更高级的统治者。建安十三年后，王粲终于回到中原故土，来到邺城。在此之前，刘桢、阮瑀、荀彧、徐干等名士已经陆续跟随曹操了。
至此，建安文学最后一个到达曹魏阵营的主要作家——王粲，来到邺城。标志着邺城文士集团的形成，建安文士完成了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建安文学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二、鼎盛时期——邺下文人集团
这一阶段，是文学史上着名的“邺下文人集团”经历了正式形成到结束的阶段。
钟嵘在《诗品总论》中形容这一文人集团规模之大时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当时这一文人集团规模之盛。
在这一时期，曹操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已经长成并步入其创作时期。所以邺下文人的领袖就是曹操，而曹丕、曹植则是这个集团的核心。
这一时期文人组成这一文学集团，其实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文人们自以为是“奇士”、是“俊杰”、是“英雄”，为了能被曹操“置之列位”而进入邺城。由于曹丕、曹植的贵公子身份，这批文士不少人就担任过他二人的属吏，如徐干、刘桢、应扬等。
邺城时期，文士身份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作为曹丕、曹植兄弟的属吏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文士成为了曹操的属吏，多少都有了一些官职。但大都官职较低，不入公卿大臣之流。这些属吏中职位最高者王粲，也才升任侍中，还是建安十八年魏国建立以后的事。但是这些文士能够得到曹操的信任，都是曹操亲随，所以闻知军机要事的程度明显高于朝廷显贵。如《魏志·王粲传》中记载：“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这就不是一般大臣所能做到的。
由于身份的变化，文人的心态也有所变化。以前的那种社会性的责任感，那种对天下苍生的悲悯，逐渐变为一种为君国大事，为个人建功立业封侯拜相而努力的心态。于是，这种情绪就逐渐从各人的作品中表露出来。加之文士本身得到曹操信任又可以跟曹操随军征战，使得他们的情绪得到激励鼓舞。所以文风也变得比较激昂豪迈。如王粲《从军诗》：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昼日处大朝。日暮薄言归。外参时明政。内不废家私。禽兽惮为牺。良苗实已挥。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犂。熟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