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
摘要：“正始”是三国时魏帝曹芳的年号，正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政局黑暗，统治者的争权夺利更加造成了政治上的恐怖氛围。受正始时期政局的影响，加上学术自身的发展演变，玄学思潮应运而生。士人们的风貌在政局和玄学思潮的交互影响下呈现出放诞不拘等特点，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表现出了与其他时期迥异的风格，如作品中蕴涵的哲理化特点、对人生苦闷的抒发等。
关键词：正始政局；玄学思潮；正始士风；正始文学
文学创作是人内心情感流露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创造活动，既是精神创造，则必定与创作者的思想、心态等各个方面有关，影响创作者思想、心态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极其复杂的，比如创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政局、当时的社会思潮等。早在先秦之时，孟子就曾提出了着名的“知人论世”之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的这一观点意在强调文学创作的相关背景知识对于人们理解作品的重要性。我们在读作品之时如果不知道作者是谁，不知道作者生活的时代环境怎样，就不能深刻把握作品的内涵和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所以，孟子的“知人论世”之说给我们研究作家、作品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向。要做好对正始时期士风和文风的研究，首先就要了解正始时期的社会环境，而正始时期的政局则是影响当时士人的一个基本因素。
一、政局：极端黑暗与动荡不安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历史上习惯把它的上限定在公元240年，下限止于公元249年，前后共约十年的时间。关于正始的时间跨越《三国志·魏书》中有详细记载，翻开史书我们就可一目了然。在卷四《三少帝纪》中有以下记载：
十二月，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
此为正始之开始时间，而直到正始十年四月才改元“嘉平”。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对正始时间的划分，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把握，“正始文学”绝不仅仅是这十年间的文学作品，它还应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建国（265年）前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对此，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从文学的角度对“正始”做了划分。他认为“正始”的时间断限为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至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共三十一年的时间。这一说法也为目前学界大部分学者所认同。这三十多年的短暂时间里，政局的黑暗对于当时之士人来讲却犹如漫漫长夜。如前所述，影响一个时期或某位作家文学创作风貌的因素很多，譬如当时政局、社会思潮、文人心态、作者自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情况等。而对于正始时期，政局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是一个关键因素，正始时期的政局对于当时的文学影响是基础性的。
据《三国志·魏书》载，景初三年，“（明）帝病甚”，立曹芳为皇太子，是日继帝位，明帝下诏令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宣王来辅佐幼主。诏曰：
朕以眇身，继承洪业，茕茕在疚，靡所控告。大将军、太尉奉受末命，夹辅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辅总率百僚，以宁社稷，其与群卿、大夫勉勖乃心，称朕意焉。
魏明帝曹睿临终让齐王曹芳继位，这个时候曹芳才8岁，一个8岁的孩子即便再聪慧也不可能担此重任。皇帝的幼小无知使得曹氏与司马氏有机可乘，自明帝下诏托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之后，曹氏与司马氏即展开了激烈斗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第二卷）中提到：“东汉末年，一百多年来从没有生殖出一个成年皇帝”，所以母后、外戚、宦官专权，在皇帝无法掌握朝政的情况下，外戚宦官便燃起了熊熊野心之火，充满了夺权的欲望。此后的正始时期政局混乱、黑暗，司马氏与曹氏夺权的过程亦十分残暴，士人们可谓“终身履薄冰”（阮籍《咏怀》其三十三），面临着严酷的现实。从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开始，此后的十多年间，司马氏父子采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大肆诛杀异己，夺取政权。高平陵政变之后，诸多名士成为了司马氏父子夺权的牺牲品。《三国志·魏书》（卷四）对高平陵政变有较为翔实的记录：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车驾谒高平陵。太傅司马宣王奏免大将军曹爽、爽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黄门张当付廷尉，考实其辞，爽与谋不轨。又尚书丁谧、邓飏、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大司农桓范皆与爽通奸谋，夷三族。
此事在《曹爽传》中亦有所记载。高平陵政变中，曹爽及其亲信相继被诛杀，名士何晏、桓范等被夷三族，司马氏初步掌握了大权，这件事情对当时的士人影响是很大的。如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从不论时政，口不臧否人物，他的这种性格特点也与当时险恶政局有着莫大关系。曹爽被杀之后，司马氏家族便真正掌权，曹魏的年号也改为嘉平。又如，嘉平三年太尉王凌被诛杀、正元元年夏侯玄被夷三族，在同一年齐王曹芳被废、魏元帝景元元年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这个时期政局之黑暗，司马氏之残暴可见一斑。《晋书》卷一《帝纪》载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可想而知，即便是围绕在他周围的士人亦是小心谨慎，不敢有半点差错。这种政治局势的黑暗和残暴使得当时士人时刻须小心翼翼。
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先后执掌朝政，两人的残暴与其父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曹芳与心腹密谋试图采取措施削弱司马氏兄弟二人的兵权，但是事情泄露。司马师逼迫太后下诏将曹芳废黜，降为齐王。后来司马昭所立曹髦也对司马氏的做法恨之入骨，在甘露五年五月（260年），他召集自己信赖的大臣入宫，并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企图消灭司马氏。但是可怜的曹髦被大臣出卖，最终被刺死，死后无谥号，后人称其为高贵乡公。之后的曹奂更是一切听从司马昭，任其摆布而无权反抗。
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提及正始文学产生的背景时写道：
正始时期，代表世族大地主利益的司马氏，在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之后，与曹魏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权力的斗争，政治异常黑暗。阮籍、嵇康都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不满现实的腐朽。他们看到司马氏假“名教”以达到自私的目的，便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
正始时期，司马氏与曹氏的夺权之激烈，政治之黑暗已成为共识。这个时期的腐朽也是当时所有士人有目共睹的，正如游国恩先生上面所写，阮籍和嵇康也是对现实十分不满，从内心里对其是排斥的，而嵇康也最终死在这场黑暗的浩劫之中。黑暗的政治已经让当时部分士人反感至极，而司马氏的虚伪、表里不一则进一步加深了士人对其的厌恶感。
《晋书》卷一《帝纪第一》的一段记录充分表现出了司马懿之虚伪。
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虽复道格区宇，德被苍生，而天未启时，宝位犹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矣。
天子在外之时内部却起甲兵，相诛戮，难道此可谓贞臣、尽善吗？这种做法终为后世之人嗤之以鼻。史书所载，司马氏表里不一的做法犹如掩耳盗铃，正所谓上文所说“犹窃钟掩耳”。司马氏于外高举“孝”的大旗，企图以此愚惑天下，于内却是相互的残杀，真正清醒的士人内心深处对此极其反感。正始时期曹氏与司马氏为了争夺政权而发起多次战争，采取残忍手段致使部分名士成为这场争权夺利战争的牺牲品。在此期间司马氏父子废黜曹芳皇帝，刺死曹髦，而后又立曹奂使之听命于己；此外，司马氏还五次更改了年号，240年“正始”，249年改为“嘉平”，254年改为“正元”，256年改为“甘露”，260年改为“景元”。短短时间内却有如此频繁的年号更替，这也是正始时期政局复杂的一个表现。政局的混乱如此，而思想领域也充满了复杂因素。《晋书·阮籍传》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笔者认为“天下多故”不仅表现在政局中，于思想领域也有复杂反映。
二、思潮：儒学衰落与玄学兴起
经学发展到两汉时期十分注重烦琐的实证，注重章句的考究，但到了东汉以后渐趋简洁，由重章句走向重义理。这就于传统之外寻找出了另一种思想方法，与之前的研究思想有了鲜明的不同。这种思想方法的转变为之后玄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荀粲别传》：“粲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尚名理，粲善玄远，宗致虽同，仓促时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释，顷之，粲与嘏善。”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有一段话：“魏之初霸，术兼明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耽、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世说新语》所载荀粲于太和初到京城之时，便与傅嘏谈论，而傅嘏崇尚名理，荀粲此时所谈已经涉及玄远的话题，虽然荀粲所谈的具体内容没有交代清楚，但我们可以轻易推断出，谈玄的时间是不会晚于太和初年的。而《文心雕龙》称到了正始时期，老子、庄子之学兴起，与儒家思想形成竞争局面，此时何晏等人也开始谈玄论道。由此可知，谈玄于正始时期兴起并已日渐兴盛。何晏、王弼是正始时期有较大影响力的两位人物，在两人的部分着作和论述之中已经涉及了“本”“末”“无”“有”等词，而这也正是玄学的部分命题。综上我们可以说玄学开始于正始时期。
究竟什么是玄学？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学者给出了各自理解。刘跃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第二章中对玄学做了以下解释：“所谓玄学，是指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玄’的内涵取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意，即玄学是探讨幽深玄远哲理的学问。”冯友兰在《新原道》第七章《玄学》中说：“玄学是老庄哲学的继续。”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魏晋思想乃玄学思想，即老庄思想之新发展。”三者的解释都认为玄学和老庄之学有关，并认为玄学是对老庄哲学的继续和发展。有人把玄学成为魏晋之时的道家学说，玄学确实较多地吸收借鉴了《老子》《庄子》，而《老子》《庄子》在“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中也被称为“玄宗”。我们不可否认对玄学做出的如此定义和理解，道家学说对于玄学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玄学归为道家一派，毕竟《周易》是儒家的经典着作。另外，在先秦之时已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派思想交互渗透，彼此影响，所以把玄学看成是诸子之学发展到魏晋之时思想演变的产物或许更为合理。
玄学由产生到衰落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与东晋玄学。现将与本文关系紧密的正始玄学和竹林玄学的概况做一论述。
（一）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关于何晏的生年史书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如今学术界有190年、193年、195年等几种说法。《世说新语·夙惠》记载：“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这段材料传达出以下信息：何晏小时候是非常聪慧的，七岁之时便深得魏武帝喜爱。曹操纳何晏母亲之后，何晏有机会居住在宫中，而魏武帝又深爱之，这就使得他享受诸多学习的机会。但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过世之后，他便离开了宫中。何晏喜好老庄，在正始时期玄学兴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所做出的贡献也为后人所认可。何晏在高平陵政变之中被杀，卒年为249年。何晏的一生相对短暂，现存着作有《论语集解》，这是了解他思想的重要资料，关于他玄学方面的主张和贡献将在后文作一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