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安
摘要：作为中国文学的萌生期，先秦文学无疑具有自己的特色，士人作为此时文学创作的主体，在时代政治的作用下，其生活和思想呈现出不同于后代的特色。本文纵观士人所处的诸侯争霸的生活背景，归纳他们或游或隐、或讲学或着书的生活活动，观察他们的内心思想：抒己见、主自我、希统一，阐述在这样的士人风貌下所催生出的内蕴无穷的先秦文学：诸子散文的大兴、史传文学的成熟、屈原楚辞的勃发。
关键词：士风；文学；先秦
先秦文学按照历史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而士人多云集在春秋战国之际，所以本文的论述视角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不同于周公“制礼作乐”社会下的有条顺畅，而是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仍。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在士人中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使先秦士人呈现出异样的风貌，在士人们高呼救世的呐喊下，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先秦文学多姿多彩，炫丽耀人。因此，我们首先从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入手，来观考士人的生存状况。
一、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之背景
春秋战国之际，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整个社会一片混乱，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表征。
（一）私田出现——天子势微
春秋中叶到末叶，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诸侯、大夫在井田之外可以开垦出新的土地，由此大量的“私田”应运而生。“私田”越来越多，致使周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度逐渐遭到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私田的收入超过了井田的收入。诸侯、大夫因为占有大量私田，从而收入大大增加，而靠井田为收入的周王室却越来越衰弱。在王室无法控制诸侯的情况下，一些经济发展快、军事实力强的诸侯便以武力兼并力量较弱的诸侯。这种兼并战争不断发展，从诸侯的兼并而至于大夫的兼并，进而形成“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衰微了。频繁的兼并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的结果是迫使诸侯、大夫增加财政收入，于是便向新开垦的私田按亩征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的制度便产生了。私田得到承认，即地主土地私有制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
（二）大夫篡权——侯王势弱
与此同时，新兴地主阶级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获取政权，例如有名的鲁国之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家，在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三分公室”；韩、赵、魏三家大夫灭了智氏，把晋国公室也瓜分了（公元前45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这就是“三家分晋”。而在齐国，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大夫田常实际控制了齐国的政权，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取代了姜氏，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这就是“田氏代齐”。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背后，我们感观到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在急速地飞奔，人心觉醒的意识在急速地增长，旧有的礼乐制度显然无法约束人们，尤其是上层官僚的行为。社会在不断地变化，谁也不知道它的走向，因为不论是周天子也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也好，都只是过眼烟云，各领风骚近百年而已。这种僭礼行为的背后所暗示的则是各级统治者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强烈欲望。于是，诸侯之间争霸战争连绵不断，诸侯国内卿大夫弑君篡权以及卿大夫之间的争权斗争也是此起彼伏。长期以来形成的血缘关系已不能维系崩溃的秩序。“亲亲”思想在人们的心中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
（三）官学下移——私学兴起
由于各个诸侯国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维护生存、扩大势力，根本无暇顾及教育，所以不论国学或乡学都难以维持，以至于日趋衰废。原有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使传统的礼制也遭到了破坏。既然这些礼制规范已不再得到严格遵守，以礼乐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也就缺少了实用价值，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了。于是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地方的乡校，逐渐消亡。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权力的频繁转换，对新型的人才及文化教育的需求却更为强烈。这时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就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武王周公统治下所遵行的学在官府一夜间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很多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入仕的可能。
二、士林生活风貌之纵观
在这种朝不保夕、生灵涂炭的社会里，士人们没有生存保障，唯有靠自己获取的知识来谋生。他们汲汲寻求，通过各种方式来追求一己之梦想，实现内心崇往之信念。
（一）周游列国以游说
有一部分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乐此不疲地奔波于诸侯国之间，期望自己的学说能有用于乱世，希望自己的治世之方得到君王的赏识。当然，他们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有的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以道德为立身行事和处人的根本，是道德人格思考和培养方面的大师。比如孔子、墨子。鲁定公十三年，孔子遭执政大臣排挤，被迫离开鲁国，从而展开了他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生涯，即使困于陈蔡、绝粮七日仍弦歌不止，就是为了推行自己为政以德的家国理想。从《墨子》中的记载来看，墨子先后到过齐、卫、郑、宋、蔡、楚等国，宣传和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传说墨子曾“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至于郢”，成功地止楚攻宋，一时传为佳话。
而有的却是为了获得权势，如苏秦、张仪。唯有个人名利得失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如苏秦自谓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张仪也说：“说一诸侯之王，出而乘其车；约一国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由此可见孔墨为“天道”不辞劳苦，而苏张则为“私利”奔走列国，其目的自是不能同一并论。
（二）聚徒讲学以传道
官学下移后，孔子大开私学之风尚，一时间天下有才之士传道授业、广收学徒蔚为成风。据载，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目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官失其守”“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他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濒临散失危险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时，以此为教本，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教授弟子，通过众弟子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通过优秀的出仕弟子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为己任，到处奔走，宣传行义。经过几年的实践，他深感靠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必须组织更多的人为义献身。他创办了综合性平民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史称“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其学说成为“言盈天下”的显学。
不仅仅是孔子和墨子收徒立派，杨朱、孟子、庄周、惠施等众多哲人都纷纷创说立教，聚徒讲学。一时间，思想的长空，群星闪烁，相映成辉。
（三）奋力着述以立言
先秦各家领袖大师及其弟子都渴求力挽狂澜，许多士人在政治理想郁郁不得之后选择了着书立说。如孔子编纂《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孔子虽然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就在他重新整理这些古籍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于其中。孔子的弟子们为了彰显孔子的思想，集体纂录了《论语》一书。
而孟子也是在自己推行仁政得不到君王的重用后，退还家乡后把生平游历详加考订，编成《孟子》一书。自称“无为”的老子和庄子，也是把个人的救世情怀展现在《老子》和《庄子》中，说明了他们也想通过立言这一途径让其他士林群体洞见自己的学说，也想让天下百姓了解到他们的哲学思想。其他如《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皆类此。
（四）消极隐遁以避世
面对社会风尚的衰趋，部分士人感到无奈，于是避而不论政治。以老庄最具代表性。传说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弱了，以宁静退逊的态度自处，出世而隐遁保全身命。老子看到晚周纷乱的天下，贵族骄奢淫腐，法令繁如牛毛，苛政暴如猛虎，各国互相侵夺篡杀。他深信乱世的原因不在制度不良，而在制度的不足为治。愈是想要以仁义礼乐、明主能臣来扭转局面，则愈是纷扰人心，适得其反。但是老子无为并非真正消极或完全消极，而是有其积极的一面，或者以间接的消极方式达到积极方式达不到的效果。
而庄子更是逍遥退隐，《史记》记载他面对高官厚禄却依然不为所动：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职重而权大，应该是读书人追求的最显赫、最荣耀的仕途顶点吧？可庄子却三言两语，谢绝了楚王的一番盛情。
在庄子看来，宰相这个官职实在是太大、太高了！一旦爬上这个位置，在拥有巨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更得处于巨大的危险中。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连命都要搭上。庄子说过：“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所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可见庄子对险恶的政治环境，早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哪里肯拿自己的生命去和功名利禄博弈，他干脆完全杜绝了做官的念头，“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以“游世”的态度打发自己的生命，在绝对自由的精神王国中驰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其他隐者如“耦而耕”的长沮、桀溺，“抱瓮灌园”的抱瓮老人，讥讽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丈人等。
（五）稷下齐聚以议论
齐威王和齐宣王时，采用开明政策，举贤选能，广开言路，当时，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齐聚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