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瑞
摘要：本文主要以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二十四友”作为研究对象，文章分三部分：“二十四友”士人种种心态透析；从西晋惠帝朝的动荡政局、西晋玄学的新义及“竹林七贤”中仕晋贤人的影响，看“二十四友”“士当身名俱泰”之动因；“士当身名俱泰”心态在友人作品中的投射。以期对“二十四友”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与认识。
关键词：西晋；二十四友；士人心态；士风；西晋玄学
在魏晋时期，相继出现了以下三个士人集团：在历史的大潮中“横槊赋诗”的三曹七子，“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七贤，以及在政治旋涡中与世浮沉的“二十四友”。本文主要研究在西晋特定士风下的“二十四友”集团。士风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但是文学研究的使命，即是要对这种纷纭复杂、浑融一体的历史现象剖清理析，深挖表层历史现象下所蕴涵的深刻的社会哲理，从中得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人大体一致的风尚，以及此种士风如何影响到士人的心态，士人心态又如何在文学作品中体现。那么在西晋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二十四友”士人集团，他们具有怎么样的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又受到了怎样的士风影响，以及这种心态在其存世的少量作品中又是如何体现的？
一、“二十四友”士人种种心态透析
在《晋书》中有关“二十四友”的记述主要散落在《贾谧传》《石崇传》《潘岳传》《刘琨传》和《阎缵传》等五人的传记中，引述如下：
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辏，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着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徵，京兆杜斌、挚虞，琅琊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附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贾谧传》）
（崇）释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按，据石祟《金谷诗序》自记，作“监青徐”）诸军事，……免官。复拜卫尉，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广城君每出，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其卑佞如此。（《石崇传》）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潘岳传》）
（琨）年二十六，为司隶从事。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士人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刘琨传》）
又东宫亦宜妙选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太孙幼冲，选置兵卫，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浅薄，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又谧前见臣表理太子，曰：‘阎儿作此为健，然观其意，欲与诸司马家同。’皆为臣寒心。伏见诏书，称明满奋、乐广。侍郎贾胤，与谧亲理，而亦疏远，往免父丧之后，停家五年，虽为小屈，有识贵之。潘岳、缪徵等皆谧父党，共相沉浮，人士羞之，闻其晏然，莫不为怪。今诏书曝扬其罪，并皆遣出，百姓咸云清当，臣独谓非。但岳征二十四人，宜皆齐黜，以肃风教。（《阎缵传》）
“二十四友”的名单，《贾谧传》已一一开列。“二十四友”的成员组成是非常复杂的，从《晋书》记载来看，是有主从轻重之分的，其中有本传的10人：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挚虞、左思、牵秀、郭彰、刘琨，有附传的是：邹捷、刘讷、刘舆三人。
从《晋书》中有限的记载，表象而观，“二十四友”来自不同的地域：石崇，渤海南皮人；欧阳建，冀州人；潘岳，荥阳中牟人；陆机、陆云，吴郡吴县人；挚虞，长安人；左思，临淄人；牵秀，武邑人；郭彰，太原人；刘舆、刘琨，中山魏昌人；杜育，襄城邓陵人。且这些人大多天资甚厚：石崇“少敏慧，勇而有谋”“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欧阳建才学富足，时人称为“渤海赫赫，欧阳坚石”；潘岳少有“神童”之称，后以“才名冠世”；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服膺儒术，非礼不动”……凡此等等，足见一斑。
从二十四友人所处的社会身份地位深层分析，可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出身累世仕宦的世族大家或门阀士族，第二类是属于皇亲国戚的士族，第三类是文豪名士之流，第四类是一般中下层士族之徒。
具体分析，第一类，如：欧阳建，字坚石，石崇外甥，世为冀方右族。陆氏兄弟，出身三世为将之家，是三国时期吴国丞相陆逊之孙。刘舆、刘琨兄弟，是尚书郭奕的外甥，祖刘迈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刘蕃位至光禄大夫，晋惠帝时为淮北护军、豫州刺史。和郁其祖洽为三国魏尚书令，其父逌为魏吏部尚书，兄长和峤，惠帝时，拜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第二类，如：郭彰，为贾后的从舅，官历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贾后专朝时，郭彰参与权势，与贾谧借势为非作歹，世人并称“贾郭”。诸葛诠，官散骑常侍，为晋武帝诸葛夫人之兄。左思，为晋武帝左贵嫔之兄。第三类，如：潘岳，少以才颖着称，乡邑号为神童，诗文善叙情思，尤其擅写哀诔之文，历任着作郎、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等官职。挚虞，才学通博，着述不倦，《文章志》《文章流别集》《三辅决录》等辞理恰当，为世所重。牵秀，博学善辩有文才，性豪侠，弱冠时即得美名，又具任气，好为将帅。第四类中的一般中下层士族之徒，他们的家世出身虽不可考，但都依附于司马氏集团，做过一些或大或小的官僚，如邹捷、刘讷、缪徵、杜斌、杜育、崔基、刘瑰、周恢、陈眕、许猛等十人。
“二十四友”及其活动是西晋历史上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二十四友人中有才学出众、以诗文名世者，也有因军功超群，勇武善战而称雄者。因此，有的学者将其定性为文学集团，有的学者视之为政治集团。笔者以为“二十四友”其实是依附于外戚贾谧而形成的一个松散的、一时性的士人趋炎附势的团体，既称不上政治团体，也称不上文学团体。下面我们对“二十四友”集团本身作一些分析，以见其友人有何种的风尚，何种心态。
关于“二十四友”集团的形成时间，史籍语焉不详，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定在惠帝元康元年（291年），恐不妥。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定在元康六年（296年），解体在永康元年（300年）。从这一集团里几位主要人物（贾谧、潘岳、石崇、陆机、刘琨、左思）的仕途经历来考查，笔者同意陆侃如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1月第15卷第1期邓舜福《二十四友文人集团形成时间考》有确切详尽的论述。那么“二十四友”集团的形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二十四友”集团的形成应该是一个逐渐集合的过程：大概在元康元年贾后一举灭掉晋武帝后期和惠帝前期权倾天下时号“三杨”的杨骏兄弟，总揽朝政大权后，元康三四年间，有一批文人政客看准风向，向贾谧这个政治暴发户靠拢，经过几年的积淀，到了元康六年，“二十四友”集团中的文人骨干和经济骨干都已贴近贾谧，他们以自己的才和财作为资本，不加掩饰地对贾家作勾结谄媚，贾谧其时已年过二十，扩张名望的要求更为自觉，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正式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局面。如上文所引得《贾谧传》：“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丽珍，歌童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辏，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其余不得预焉。”从这个集团的名誉主席、政治领袖、文学后台角度看，贾谧是在贾家权倾天下后，“开阁延宾”，以致“海内辐辏”，其实质也不过是政治家得权后的附庸风雅而已，附庸文学的风雅而已，以此在社会上扬己之名，树己之威望。后文的“其余不得预焉”也可得到讯息，说明能进贾谧二十四友是需要些许条件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其间的。这样这个集团在最初的形成时，从组织者的角度，肯定有强烈的求名扬名心态。而《贾谧传》“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刘琨传》“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士人无不倾心”，《阎缵传》：“世俗浅薄，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说明当时的士人也是积极参与其间的，倾心尽礼事之，以预贾谧二十四友为无上的荣耀，而“其余不得预焉”，更加重了他们这种荣耀感。由此看见，从参与者的角度看，友人预贾谧“二十四友”也是为了借政治上炙手可热的贾谧来为自己彰显名望。由此可见，从参与者的角度看，友人预贾谧“二十四友”也是为了借政治上炙手可热的贾谧来为自己彰显名望。总之，“二十四友”集团的形成，无论是组织者贾谧，还是参与其间的二十四友人，都有强烈的求名心态。
下面我们再来看“二十四友”集团形成后，成员之间都做了些什么呢？上文我们提到“二十四友”集团是一个松散的士人群体，成员之间彼此或意气相投，或意气不投，但是正始以来的文人习气和士人天性影响，又使他们的群体活动成为必然，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史书上有所记载，且历来被称道为魏晋风流的“金谷之会”。金谷之会的地点是在“二十四友”集团的日常活动理事石崇的别馆金谷园，金谷园是石崇在洛阳金谷涧建造的冠绝时辈的华丽别墅，二十四友人经常在这里宴集赋诗。金谷之会在上文所引的《刘琨传》中涉及的是：“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潘岳《金谷集作诗》记叙了这件事，当时是“绿池泛淡淡，清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景色秀美，众人相聚甚乐，“玄醴染朱颜，但诉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
但留下的金谷诗寥寥无几，潘岳有两句道：“遂拥朱旄，作镇淮泗”，杜育也有两句：“既而慨而，感此离析”。倒是石崇《金谷诗序》说的最为详尽：“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者，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去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龟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
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柱，合载东中，道路并作，及往，舆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石崇在《思归引》的序中也有这样的记述：“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江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休。”
由这两个序言可知，金谷别业的规模是很大的，面临金水，在金水边上，沿山之高下，有竹柏果木近万株，有高台飞阁，有池沼，有田园，有草药；别庐中还备有伎乐，有一切生活必需，既可以纵情山水之中，享弋钓之乐，又可以诗酒宴饮，极人间之欢娱，是两者的结合。石崇在《思归引》中称“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这种对以山林为代表的大自然的喜好，想必非石崇一人如此，否则众贤何以与之“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二十四友人一起在石崇的金谷园中赏物、奏乐、饮酒、赋诗。
他们尽情地享受“士当身名俱泰”的理想人生，把山水引进了士人的文化生活，以山水之美来陶冶士人的身心，从山水中享受自然情趣，享受自然的美，把山水作为游乐的对象，把大自然的美作为人间荣华富贵的一种补充，山水成了士人世俗生活的点缀。对于士人来说，由于山水审美的渗入，他们的宴饮欢娱的生活趣味便雅化了，诗化了。他们便在这种雅化、诗化中体验到一种异于世俗的高逸的情趣，并从中得到使己之身心称情适性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