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道教实具有中国隐士传统的大部分特色，孟浩然在《梅道士水亭》中即认为“名流即道流”，说道士“隐居不可见，高论莫能酬”。道教以超越死亡、肉体不死理想为其核心要义，这种神仙思想随着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两神话系统的融合，而有了对神山仙岛的神仙世界的向往。天上仙宫非凡人可达，海上神山就连皇帝也觅不到，比较现实的是隐居深山以求仙修道。道士们远隔尘嚣，栖居修道，餐风饮露，追求的是一种清静脱俗的生活，所以道士修道多有隐居之实，从官修史书将有些德行超逸的道士列于《隐逸传》即可确知这一点，这大概缘于道士常遁迹山林修炼、追求精神定寂超脱、逍遥自由、齐物忘我的境界。
2.唐代佛教的繁盛
唐朝是佛教发展的繁盛期。唐代自上到下对佛教都采取尊重的态度。高适则曾受不空和尚摩顶。“安史之乱”使诗人普遍产生了生存和精神危机，他们多借助佛教，尤其是禅宗来满足主观超越的需求，逃避现实忧患，在宗教的避难所中寻求精神寄托。大历时期，文人们与释僧交往十分密切。《新唐书》卷三十五《五行志》记载：“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可见文士与僧人交往之风的盛行。唐代文人与释门交游是求精神的超脱的。就禅宗来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义理对唐人很有吸引力，他们从禅宗那里接受了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自然清净、行卧自由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士大夫们接受了禅宗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心理愈加内向封闭，性格由粗豪转为细腻，由疏放转为敏感，借以调节心理平衡的东西，由立功受赏、浴血扬名、驰骋疆场、遨游山林等外在活动转向自我解脱，忍辱负重等自我内心活动，因此，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演变，向着静、幽、淡、雅，向着内心细腻感受的精致表现，向着超尘脱俗、忘却物我的方向发展。”正如白居易大和四年作《夜题玉泉》所云：“遇客多言爱山水，逢僧尽道厌嚣尘。玉泉潭畔松间宿，要且经年无一人。”
唐代文人与释僧交往也与他们的隐逸意识相关。文人也向往清虚恬静，使自己臻于清净、觉悟与逍遥忘我的境界。置身闲远静谧的环境中，诗人的思虑早已摆脱个人失意的苦闷，而是栖心禅悦，凝神敛性，进入淡泊、平和、宁静的诗情禅意之境，所产生的必然是“身闲境静日为乐，若问其余非我能”的解脱与净化。
吴怡先生说：“在唐宋间的中国思想界根本是一个大熔炉。这时期，无论哪一家、哪一派的学说，都是兼有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在这种三教合流的大趋势下，隐逸也表现寻求儒道话语对出处问题的融合方面。
二、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情况
唐人崇尚隐逸，隐者的身份广布社会各个阶层。为数最多的自然还是一般的布衣寒士。他们隐处山林，清幽的环境不仅是读书习业的最佳处所，而且可以怡情养性，并激发诗文灵感。加上友人的题咏唱酬及时人崇隐的心理，声名自然渐渐大起来，到了适当的时机，这些便都成了他们步入仕途的凭借。既有这种种好处，一般布衣之士隐居读书就成了极常见的现象。寒士们出于实际的需要而乐于隐居，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所有隐居之士都有大遇，孟浩然以布衣终生已为人所知。还有功名未就身先死的也不乏其人，如沈千运就在隐居与求仕之间几度依违，蹉跎了一生。等到他的名声终于大到让肃宗知道，计议备礼征聘的时候，无奈他已经等不及出仕而谢世了。但在唐代更为常见的是像常建、李白这样周流于仕与隐之间的人。他们以隐为权变，一旦仕途蹭蹬便隐居避患，等到时移势迁又行出山。如李泌就是运用此法的高手，几番出入朝廷和山林中，故“累为权幸忌嫉，恒由智免”。他们着眼点依时而决定其出处进退，只要情势有利于己，便再度出仕，这样就使得隐者的身份日益复杂。另外，研究唐代社会隐逸风尚，注意一下人物姓名这个特殊的文化元素在反映社会习俗风尚中的作用，不仅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看，唐人取名依然遵循着吉语命名的规范，于人名中融入时尚习俗、道德规范、社会风气等诸多因素，勾画出一幅唐代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唐人名中有“隐”字者很多，也可引为隐逸风气盛行的旁证。以“隐”为名者：李朝隐（《旧唐书》卷一〇〇）、阎朝隐（《旧唐书》卷一九〇）、冯朝隐（《新唐书》卷二〇〇）、宋朝隐（《旧唐书》卷一六一《李光颜传》）、颜朝隐（《全唐文》卷四〇〇）、李嘉隐（《新唐书》卷一九二）、胡嘉隐（《全唐文》卷四〇二）、贾嘉隐（《太平御览》卷九五三引《唐书》）、李尚隐（《旧唐书》卷一八五）、李商隐（《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李知隐（《新唐书》卷一九五）、贾大隐（《新唐书》卷一九八）、朱怀隐（《全唐文》卷一八九）、林昭隐（《新唐书》卷二〇七《高力士传》）、谢蟠隐（《唐才子传》卷十）、刘隐（《新唐书》卷一九七《韦丹传》）、周隐（《新唐书》卷一八八《杨行密传》）、罗隐（《唐诗纪事》卷六十九）、张隐（《全唐诗》卷七三二）、李隐（《新唐书》卷五十九等《隐逸传》）、王驾号守素先生（《唐诗纪事》卷六十三）、唐求号唐隐居（同上卷五十），等等。以此看来，唐人以隐取名者很多，而所取别号，多半寓有闲散旷达的意味，这似乎是前代隐逸所没有的现象，这些无不打上唐代隐逸风尚的鲜明印记，折射出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之光。
三、唐代隐逸之风与山水田园诗
隐逸与中国诗歌的山水田园题材关系密切，不仅山水诗、田园诗与隐逸的结缘是如此，唐代山水田园诗亦可作如是观。作为中国文学园圃中一朵奇葩，唐代山水田园诗以其淡雅的风姿和素朴天然的美学追求，深深映现着中国文人对文艺的欣赏，打上了中国隐逸文化内蕴的印记。中国人对山水美的观赏是与深邃的宇宙意识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交织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的意识与隐逸思想的浸染，使古代士人具备了一种回归自然的心理预设。隐逸使士人走向山林江湖，与山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亲和关系，这正是山水诗产生兴起的重要社会条件之一。而在老庄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隐逸观念由清贫危险孤寂转而成为一种快乐人生，山林也不是恐怖的居所，而是体玄悟道的佳地，是实现寄心尘外、与道冥合的场所，只要他们放情山水就易产生隐逸之思。
唐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就是出现了山水田园诗。唐代山水田园诗蔚为大宗，就其擅变轨迹而言，隐然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以陶、谢开宗立派，以王维、孟浩然为领军，以韦应物、柳宗元等为中坚，祖咏、常建、储光羲为成员的山水田园诗派。王、孟、韦、柳不但形成了一个作家系列，而且被公认是山水田园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他们创作的“恬静”“澹远”的山水田园诗与雄浑豪迈的边塞诗共同成为唐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唐代山水田园名家或多或少都有隐逸的经历。胡适先生曾指出，唐代重视隐逸，聪明的人便不去应科第，却去隐居山林，做个隐士。隐士的名气大了，自然有州郡的推荐，朝廷的征辟；即使不得征召，而隐士的地位很高，仍不失社会的崇敬。既有这样的社会背景，思想所趋，社会所重，自然会产生这种隐逸的文学，歌颂田园的生活，赞美山水的可爱，鼓吹那乐天安命，适性自然的人生观。
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主要创作者大多有隐逸的经历。他们或敛迹田园，或亦官亦隐，或在郡斋中求得隐逸之趣，从王绩、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祖咏、韦应物等行迹，可以清楚地看出隐逸不仅深入其人格气质，而且还将这种“乐天安命适性自然”的人生观不自觉地融入创作中，改变着由东晋陶渊明和刘宋谢灵运分别开创的山水诗、田园诗的面貌，使之趋于融合。盛唐，隐居成为全社会普遍的倾向，绝大多数盛唐诗人都有隐居经历。隐居使人们暂时脱离仕宦的圈子，静静地品味生活，思考人生的价值，满足仕途拘束下的个性自由。在他们看来，出处并非决然对立的，他们或以隐待仕，或亦官亦隐，有效地调解了仕隐出处的矛盾。他们的诗中也时时表露出归隐林泉的意念，如岑参的“爱兹田中趣，始悟世上劳”、李顺的“级冕谢知己，林园多后时”、王昌龄的“散发卧其下，谁知孤隐情”等。即使一生持怀拯世济物志向的杜甫也有过“潇洒送日月”的念头。在《题张氏隐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过何氏五首》等诗中也流露出“悠悠沧海情”。对爱好过逍遥自在生活的李白来说，他的诗中也流露出隐逸的思想，“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盛唐诗中的隐逸之思以山水田园诗派的创作表现最为集中和充分，并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祖咏因仕途坎坷而弃官归隐，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隐居中度过的，他的田园诗主要表现超脱烦恼后的自由之趣。如下面两首诗：
淹留岁将晏，久废南山期。旧业不见弃，还山从此辞。沤麻入南涧，刘麦向东淄。对酒鸡黍熟，闭门风雪时。非君一延首，谁慰遥相思。
旧居东皋上，左右俯荒村。樵路前傍岭，田家遥对门。欢娱始披拂，惬意在郊原。余霁荡川雾，新秋仍昼昏。攀条憩林麓，引水开泉源。稼稽岂云倦，桑麻今正繁。方求静者赏，偶与潜夫论。
鸡黍何必具，吾心知道尊。
仕途不顺，归隐躬耕，享受劳作的艰辛与乐趣，对乡村生活的随意点染，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达观态度。储光羲因不满于沉抑下僚，开元二十年前后辞官归隐淇上，其后又隐居终南山。虽然储光羲一生隐逸时间不算太长，但隐逸对其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诗绝大部分是“趣远情深”的隐居之作。他的田园诗细致朴实地描写劳动生活场景，歌咏隐逸生活的悠闲。他常常把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当做自己隐逸情趣的寄托，描绘一派和平宁静的田园环境。他笔下的农民心情安闲，风度潇洒，有超尘出世的隐士风度。由此看来，唐代士人们的隐逸之风与山水田园诗的着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平时对山水田园诗的解读应该将其这一时代的思潮紧紧联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1］刘眴.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三联书店，1988
［6］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7］余恕诚.唐诗风貌［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8］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9］陈贻掀.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J］.北京：北京大学学报，1961，（3）
［10］徐清泉.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J］.文学评论，2000，（4）
［11］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J］.学术月刊，1989，（11）
基金项目：（2012XYC012）北方民族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研究生创新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