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倩
摘要：明清易代引起了士人的心灵震撼与情感沉痛，反思历史、痛定思痛的时代心理影响到了当时文学的各个方面。孔尚任的《桃花扇》通过对被称作“国家良心”“栋梁之才”实则满口空谈，虚弱无能的士人的批判，总结历史经验、诊断社会病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超越了狭隘的朝代、民族、忠奸观，对几千年来塑造并钳制世代士人思想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反思与批判。
关键词：《桃花扇》；明清易代；士人；反思意识
明清易代，巨大的历史变革引起士人们心灵的震撼，他们将一腔忧思发奋为文章，形成了反观历史的思潮。诚如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里所说：“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他创作《桃花扇》的目的并不止步于此，更在于通过对被称作“国家良心”“栋梁之才”的士人的批判，总结历史经验、诊断社会病灶。他超越了狭隘的朝代、民族、忠奸观，对几千年来塑造并钳制世代士人思想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反思与批判，肯定了社会大众的力量。
一、《桃花扇》对士人的批判
在封建社会里，“能够协助君王实现‘治国平天下’这一重任的只有士大夫阶层，他们有知识、有修养，是社会的栋梁之才。”如果连研习儒家经典，专心于循道而行的士人们，在德行修为上连君子也达不到，又何以能够承担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孔尚任在《桃花扇》中通过对士阶层的批判，表现了对整个上层统治阶级的失望。
（一）不堪其用的复社文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向来居四民之首，他们是社会的栋梁，是各种谋略和政策的制定者，也是道德舆论的制造者。所以，在文学作品里，他们总是作为完美的正面人物出现。《桃花扇》塑造了一批复社文人的形象，他们关心国事，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在他们身上也存在诸多缺点，其中尤以侯方域为代表。他关心国事、正直善良，作为一名复社文人，他始终站在反阉斗争的行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明朝摆脱统治危机，但他又有自命不凡、缺乏决断、胆怯畏难的缺点。
《桃花扇》中，侯方域一出场便感慨：“……江南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一副清高自诩的面貌，但接下来与陈贞慧、吴应箕的一番对话便彻底暴露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三人约好同去赏花，侯方域更是要到秦淮水榭一访佳丽，消遣春愁。可见这些在众人面前标榜“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复社文人，私下也不过是饮酒赏花，探访佳丽。
第七出《却奁》中，阮大铖意欲借侯方域拉拢复社文人，东山再起。面对政治死敌的利诱，侯方域表现出的迟疑、动摇的态度甚至不及一个妓女的气度胆识。婚后第一天，当他还沉溺在温柔乡中，李香君便清醒地对妆奁的来源提出了疑问。当得知妆奁、酒席的钱均出自阮大铖时，他对阮大铖的称呼立即从“阮胡子”变为了“阮圆老”，并轻易答应帮忙疏通关系：“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作为复社文人，侯方域并不是不知道阮大铖的人品，《听稗》中，他就曾口口声声地批判依附阮大铖的柳敬亭，但是在利益面前，他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侯方域当时科举失利且独居南京，确实从财力上无法梳栊一个妓女。有人替他出钱，而他坐拥美女，这样的美事何乐不为。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打起了马虎眼，佯装不知阮大铖的为人，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顺便也卖了杨龙友一个面子。
新婚第二天得知出资的竟是自己的死对头，如果侯方域具有足够的气节胆识，他完全可以义正词严地拒绝。李香君在关键时刻脱衣拔钗，于是侯方域只好对杨龙友说道：“弟非不领教，但恐女子笑耳。”这番辩解更显得没有骨气，堂堂一个复社文人，用这样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理由来拒绝，但这恐怕也是侯方域此时真正的想法了吧。可见，在却奁事件中，“侯方域自始至终都没有站在被当时朝野视为清流的复社文人的立场上自律。”
俗话说得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人对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处理方式很难与他在政治生活中的态度、作为不相关联。第二十出《修札》中，兵部尚书熊明遇听说左良玉领兵东下，要抢南京，便托杨龙友恳求侯方域代父修书一封，劝阻左军东下。侯方域义不容辞，欣然命笔。信是写成了，可是派谁去寄呢？侯方域推脱道：“小弟轻装薄游，只带两个童子，那能下的书来？”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这样一封密书，最佳的寄书人无疑是此信的执笔者侯方域了，但他却一再推脱，以出门在外，无人服侍为理由，活脱脱一副公子哥相。在需要付出实际行动之时，他畏惧旅途的艰辛，产生了胆怯之心，做了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国难当头，《桃花扇》中其他复社文人有的抱着“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的心态留恋声色；有的忙着窝里斗，写“留都防乱揭帖”，公讨阮大铖之罪。《哄丁》中，阮大铖前来参加祭祀孔子的丁祭，本是以逢迎妥协的姿态希图求得复社文人的谅解，但是以吴应箕、陈贞慧为首的复社文人先是对阮大铖进行了一番言语攻击，之后更是大打出手，挑起争端。秦淮灯节，阮大铖买舟半夜游赏，不料恰巧遇到复社文人的聚会，他于是命人歇了笙歌，灭了灯火，意欲回避。怎奈陈贞慧、吴次尾却不放过：“好大胆老奴才，这贡院之前，也许他来游耍么！”“待我走去，采掉他胡子。”阮大铖这个人从历史上来看，政治立场本就摇摆不定，姑且不论其人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复社文人显然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而是死扣着内部问题不放。“对奸党要打击，但也要注意分寸。疾恶太甚，不给奸党改过自新的机会，实际上是驱使他们走向大恶，面目更为狰狞，报复心更趋恶化。”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引论》中也这样批评道：“魏党的跋扈，祸人误国，固不足道；但东林太存意气，在形如累卵的时局，他们还闹家务，还存门户之见，置国事于不问，这也太不像话。”南明灭亡后，陈贞慧、吴应箕才恍然大悟：“日日争门户，今年傍哪家？”国都没有了，哪里来的门户，哪里来的家呢？
（二）奸权误国的士人
《桃花扇》中的反面人物以阮大铖、马士英等阉党余孽为代表，他们是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着重谴责的对象。历史上的阮大铖是词章才子，着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和》等十余种传奇戏作，诗文有《咏怀堂全集》。后世一些大家对阮大铖的文学才华也予以了肯定，陈寅恪在遗作《柳如是别传》中曾谈论阮大铖：“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
他周围能够聚集柳敬亭、苏昆生一班清客艺人，说明阮大铖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侦戏》一出中，就连意气的复社文人陈贞慧对阮大铖文采也不禁叹服：“真才子，笔不凡……论文采，天仙吏，谪人间。好教执牛耳，主骚坛。”“是南国秀，东林彦，玉堂班……”在《桃花扇》中，阮大铖人未登场，其人品便借由复社文人之口一锤定音：“阮胡子漏网余生，不肯退藏；还在这里蓄养声伎，结纳朝绅。”他第一次登场便遭到与祭文人的羞辱打骂。如果一个人始终站在某一阵营，那么不管正确与否，这个人总不至于太可憎；如果一个人本来属于某一阵营，而后由于种种原因转投另一阵营，那么这个人也称不上可耻；如果一个人游走于两个阵营间而又不隶属于任何一个，那么也不能说这个人可耻，顶多说他比较圆滑；但如果一个人把玩政治当做走钢丝，走得不漂亮还这边人头上踩一脚，那边人头上踩一脚，那你就侮辱了大众的智慧，即使你不可耻，你也会被这两边的人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很不幸，阮大铖就是最后一种。
其实，阮大铖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曾与东林领袖左光斗、杨涟、高攀龙等关系密切。但他这个人心胸比较狭隘，并且做官的瘾很大，左光斗曾意欲推荐阮大铖出任吏部给事职中一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东林党内部是存在分歧的，杨涟等人深知阮大铖人品不行，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他是不够资格的，于是职位没了，梁子也就此结下了。阮大铖不仅将怒气发泄到了杨涟、左光斗等人身上，更是波及了整个东林党。他背叛盟友，背地里结交阉党，首鼠两端。
但是，阉党的危机很快就到了，崇祯帝即位，开始着手整治“逆案”。于是，阮大铖被列入了逆党，永不叙用。接下来，便如我们在《桃花扇》中所见，阮大铖被迫隐居南京裤子裆巷读书做诗，从表面看起来好像寄情山水，不问世事，但实际上，却不甘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资本，希图以文化创作引起各界注意，结纳朝绅，东山再起。
文庙丁祭遭到了复社文人的羞辱之后，阮大铖在心里暗暗赌咒：“啊呀呀！气死我也！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啊！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在讨好复社文人无门的情况下，阮大铖找到了他政治舞台上死灰复燃的另一颗棋子，这颗棋子就是马士英。《辞院》中，阮大铖谀附马士英，以私书中有暗号为由陷害侯方域勾结左兵，致使了侯方域匆忙远走，投奔史可法。他一心钻营，把品性不端的福王当做自己重返政治舞台的筹码，与马士英狼狈为奸，设朝登基，排斥异己，更是厚颜无耻地向马士英邀功：“莫忘辛勤老陪堂。”一旦得势，谋得一官半职后，他立刻摇身一变，露出阴险毒辣的本来面目。
《逮社》里，阮大铖以“通恶少复社渠首”莫须有的罪名，大肆网捕复社文人，以泄私愤：“切莫剪草留芽，但搜来尽杀”，意欲置复社清流于死地。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听到左良玉发兵的消息后，阮大铖因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劝马士英：“大丈夫轰轰烈烈，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宁可亡国，也要堵截左兵。当然，阮大铖有自己的打算，倘使北兵南下，国家真亡了，他无非也就两条路：要么跑，要么降。而这两种选择，无论是哪一种，都将注定阮大铖在历史戏场中，逃脱不了那几笔粉抹。
历史上，人们总将马士英与阮大铖放在一起以“马阮”并称，唾之骂之，“作为南明弘光朝的内阁首府，马士英推荐重用了阉党欲孽阮大铖，使得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明史》又将马阮同列入“奸臣列传”中；一曲《桃花扇》更使他丑名远播。”但综观历史，马士英人品并没有如此之恶劣，近代有不少学者试图为马士英翻案，也足以证明《桃花扇》对马士英这个人物的涂抹其实未必公正。在《桃花扇》中，可以说甚至奸诈狡猾的阮大铖都比他更恪尽职守地尽到一个权奸角色，马士英连当权奸的本事都没有，不过是凭着他的小跟班阮大铖在一旁出谋划策，而下个命令完事的主。
这个蠢货不但在政治上没干什么好事，而且又贪又色。《迎驾》中，他一心想着京城失守后如何捷足先登，拜相封侯，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坐上军政大臣之位后，马士英卖官鬻爵，排斥异己。北兵突破长江，他在潜逃之时还不忘感慨一番：“高官贱卖没人买”，想乘着最后再赚一笔，真是有够贪婪。《拜坛》中，他完全把追悼思宗烈皇帝的祭祀当成了春假，伙同阮大铖罗列黑名单，大肆网罗复社文人。逃难之时，他还舍不下财帛美女，随身紧带。这样一个鼠目寸光，满脑子只有个人利益的街头无赖式人物执掌国家大权，这个国家怎么会不亡。
（三）世故圆滑的士人
除了复社文人、阉党余孽这两类士人形象，《桃花扇》中还出现了一类官场上的典型士人。杨龙友世故圆滑，政治立场摇摆不定，据统计，他在《桃花扇》中共出现了十五回，仅次于第一男主角侯方域，可见频率之高。细考察杨龙友出现的关目《却奁》《寄扇》《骂筵》等，无不对情节的推动、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关键作用。“作为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阮大铖的盟弟，这种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使杨龙友热衷于功名利禄。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能诗善画、风流儒雅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结交文人画士，与秦淮名妓之间亦多有来往。这种兴趣多样、两面结交的状况使他形成了左右逢源、世故圆通的士大夫处世哲学。”也正因为如此，孔尚任才会把杨龙友划为间色，成为正色与戾气相互关联的纽带。
历史上的杨龙友诗书画皆佳，犹工于绘画。吴伟业就曾把杨龙友、邵瓜畴等九人合称为画中九友，钱谦益、吴琦等人对杨龙友亦是推崇备至。弘光小朝廷覆灭后，杨龙友依旧在沿海一带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清斗争，可见《桃花扇》对于杨龙友的粉抹也是有欠公正。历史上的杨龙友交友广泛，与阮大铖的亲眷关系属实，与李贞丽等人交往甚密也不假。为了在创作中尽量俭省人物，便将一些对于剧情发展起关键作用而又分散的事件集中于一个人所为，同时借这样一个人物委婉地批评了明末清初那些骨头欠硬的士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