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不但是个好演员，也是个好团长。从搭戏台、挂幕布到搬道具、赶马车，事无巨细，都抢在前头。行军时帮助同志打背包，替体弱同志背行李。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妻子是那么纤秀柔弱，也需要他的体贴。他这个人是不是不懂得爱啊？
1943年，于蓝的哥哥于亚伦奉命从延安出发去前方做地下工作。临行前，田方拜托他：“我离开家这么多年，音信全无，你如果到北平，请顺便到西板桥去找一找，看看我那年迈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还活着吗？”次年春，田方和于蓝正在下乡演出，戏剧部主任张庚突然找到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哥哥回来了！”在战争年代，骨肉重逢当然使于蓝兴奋不已。但张庚又接着说：“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你哥哥把田方的两个孩子带来了！”啊！？于蓝被惊呆了。她和田方结婚之后，为了不影响演戏，不敢生孩子，已经怀了身孕却违反当时延安“第一胎不准打胎”的规定而偷偷地请女友苏菲的丈夫马海德想办法做了流产手术。可是现在，突然来了两个“孩子”，她没能当亲娘倒先要做后娘了，这该怎么办？“是啊，继母不好当！”张庚也深表同情地说，“如果以后遇到什么问题，你要首先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
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孩子突然站到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女共产党员面前，个子差不多和她一样高，还口口声声地叫“妈”，大女儿嘴儿特别甜。于蓝的脸腾地红了！田方把两个千里寻父的“孤儿”揽在怀里，热泪沾襟，“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啊！但是，他是不是忽略了：身边还有一位新婚不久的娇妻？
“于蓝，你要理解我，对这两个孩子，我怀着愧疚之情。他们的生母死了，我没有尽一点儿父亲的责任。第二个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才第一次见到我，我……要把欠他们的情都补回来！”这毫无矫饰的真情流露，似乎使我们更加理解了后来在《英雄儿女》中王文清“认女”的精神内涵。
对于这样一位丈夫和突然庞大一倍的家庭，于蓝当然不能适应，经过几年的苦涩甘甜，她终于“适应”了。爱是什么？不是表白，不是造作，爱是透彻的理解和无私的奉献。她明白，田方对她是全身心的热爱，但这个男子汉不会献殷勤，不善表白，他的爱自有他独特的方式。在延安的窑洞外边，他曾默默地把酸枣刺一个个地剪掉，惟恐伤着于蓝；在冒着生命危险过封锁线时，田方掩护同志们一个个安全通过，对她却没有一句话。但只需要一个眼神，那眼神蕴藏着真挚的爱和无言的关切，就足以使于蓝临危不惧！
从陕北到东北，一道道封锁线都顺利通过了，于蓝把田方的两个孩子都带大了，直到二十八岁后才又生下了新新和壮壮，形成了他们的“革命家庭”。解放以后，田方一直处于领导岗位，历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北影演员剧团团长、北影副厂长、厂长。一位优秀演员，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遏制着自己的创作欲望，甘当“人梯”。但难以预料的是，“文革”狂风乍起，他竟然成了“黑帮”，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甚至连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动谢绝高干补助的义举也成了“资产阶级自我道德完善”的罪状。这一切，让于蓝怎么能够理解啊！
1974年，刚从“干校”出来的于蓝获准到南方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她多么希望备受折磨的丈夫也能和她一起到“大鲁艺”来重振雄风？但是此时田方已在病中，他来不了了。6月，于蓝回到北京，听说田方“肝功能不好”，并不知道他是什么病。她陪田方去看病，骑在车上猛然回头，吓坏了！“你的脸怎么这么黄？……黄得像橘皮，是不是得了急性黄疸？”但即便如此，她也并没意识到灭顶之灾已经悬在这个家庭的上空。
在中医医院，他们找到了关幼波大夫。趁田方去化验的时候，关幼波悄悄地对于蓝说：“如果不是癌，我能治好！但得住院！”啊？癌？这个不祥的字眼儿使于蓝的头脑“轰”的一声。但她又强自镇定：不会，田方不会是癌，决不会！
经老战友马海德帮助，田方这个“走资派”才住进了第二传染病医院，请来胸外科专家曾宪九会诊，确认是癌，可怕的厄运终于无法避免了！
半个月之后，在肿瘤医院由曾宪九亲自开刀。于蓝多么希望曾大夫能妙手回春，挽狂澜于既倒！手术是成功的，田方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精神挺好，于蓝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为了巩固疗效，彻底治愈田方的病，医院把给陈毅元帅治病没有用完的一种针剂找来给他注射。值班医生不同意把这么好的药用在他这样的人身上，竟擅自给停了。问于蓝：这药，是组织上给的，还是自己的？于蓝人在矮檐下，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就说是自己的。继续注射，可是两天之后，又莫名其妙地给停了！眼看着田方一天天不行了，于蓝急了，不顾一切去“告状”，才获准第三次用药，可是药已经不起作用了！田方病危，牵动着那些老战友的心，他们一个个到医院来看他，安慰他：你安心养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妻子于蓝也强忍着泪水对他说假话：“你的病不要紧，只是黄疸性肝炎，大夫说一定能治好！”可是，她的心，此时已经碎了！田方，你不能死，妻子儿女需要你，北影厂需要你，人民需要你，多么希望你重新站起来，再创造几个像“王政委”那样闪闪发光的革命艺术形象！可惜，这是不可能的了，死神已经逼近，田方危在旦夕！
夜深沉，田方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于蓝，你困吗？”“不，我不困。”“不困，你就坐在我身边，我有话跟你说……”于蓝坐在床沿上，田方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拉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朦胧夜色中，他默默地看着妻子。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从当年延河边儿上深情地一瞥，他就深深地爱着于蓝，直到今天。为什么人生这么短暂？他觉得爱情还刚刚开始，却已经要匆匆告别了。三十多年来，他亲眼看着于蓝从一个天真纯洁的小姑娘长大了，从《白衣战士》、《翠岗红旗》、《龙须沟》到《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她已经成了光彩照人的明星，1961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获最佳女演员奖。人们热爱于蓝，因为她从银幕到生活，都表里如一，朴素真诚。如果说“周莲”和“江姐”的形象就是于蓝的形象，也并不过分。在残酷无情的“文革”中，“敌、特、叛”的帽子扣不到白璧无瑕、一尘不染的于蓝头上，只能以“忠实执行文艺黑线的黑明星”为罪名对她进行无情的折磨。于蓝既不咆哮也不颓唐，泰然处之，她相信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江姐的誓言就是她的信念：“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即使在“干校”那种逆境中，她也还是抢挑重担，不避艰险，一次从房顶上摔下来，昏倒在血泊中。清醒过来，她依然是那么平静，竭力装出微笑，安慰同志们：“我不要紧……”就是那次负伤，使她右脸肌肉僵死，从此永远失去了再上银幕的可能，一位明星的艺术生涯过早地被迫结束了！田方、于蓝，这一对革命夫妻、艺术夫妻、患难夫妻，他们戏剧性地结合，现在乂要戏剧性地分手了。所不同的是，那一次是喜剧，这一次是悲剧！
“于蓝！”田方叫着她，“你打开办公室的抽屉，那里面有我的日记，你交给组织上吧，还有二百块钱，你和孩子们也许还有用……”
于蓝没有想到早已停发工资、每月只有少量生活费的丈夫竟然还省出了钱，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你别说了……”
“唉！”田方轻轻地叹息，“他们都是在做戏，你不要信！你呀，太迂腐了！”
于蓝心里咯噔一声。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早就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大夫瞒着他，妻子儿女瞒着他，老战友们瞒着他，他倒比谁都清楚！他完全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但是不说，用那慈祥的笑容安慰他所爱的人们。在他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自己，而是爱人，是孩子，是党的组织，这个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田方啊！
于蓝当然知道自己的“迂腐”，而确切地说，是天真。年过半百的她，仍然保持着一颗未泯的童心。她以诚待人，不会撒谎，她一生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也都是胸怀坦荡的革命者。这一次，同志们在“演戏”，她也在“演戏”，她一辈子成功地演了那么多好戏，这一次却演失败了，她没有能瞒住田方，当然也不可能留住田方，他要去了，永远地去了！
田方还在叹息，喃喃地说：“第一次，第一次……”
新新问：“什么是‘第一次’？”
“这……以后再给你说吧！”于蓝没有向儿子解释，也无法解释。田方临终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的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只有她能懂：“第一次”就是“史无前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制造这么大的内乱，打倒这么多干部，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啊！历史，历史，什么时候能拨正船头？总有一天吧，可是，田方已经等不到了！
新新问妈妈：“要不要把弟弟从部队叫回来？”
于蓝哀叹：“来不及了！”
第二天，1974年8月27日，田方与世长辞。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在告别亲人、告别事业、告别同志们的时候，留下了发人深省的仰天长啸。人们怀念他，就像怀念《英雄儿女》中的“王政委”一样。田方在解放后只拍了这么一部影片，却又是不可多得的传世杰作、影坛绝唱。他和于蓝的生死恋情，不也是一部人间绝唱吗？
历史终于拨正了船头。当“四害”覆灭之际，一位老战友第一个想到的是去看望田方。可是田方已经不在了。老战友走进那狭窄的房子里，只看到床铺挨着床铺，中间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这就是两位大艺术家的家呀！他背过身子，流下了眼泪。他不知道于蓝今后在艰难中怎样拔足前行？怎样走她的路？走怎样的路？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于蓝已年逾古稀，白发苍苍。她早已告别了银幕，却没有离开电影事业，伏枥老骥，仍躬耕不止。她以一颗爱心、一片真情，白手起家、排除万难创建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从国内外捧回了四十五件金光闪闪的奖状、奖杯。她开创了一项全新的事业，走上了一条更辉煌、更博大、造福于子孙后代的路。也许，这是对早逝的田方最好的告慰。
茫茫银河，灿灿星空，在那闪烁的群星中，有我们所熟悉的两颗星，一颗在天上，一颗在人间。
（发表于1992年5月23日《光明日报》。收入《霍达报告文学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