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刃上探路，浪尖上求生
汽车沿着宽阔的马路向长岛深处驶去。路旁，是一排刚刚竣工的洋房，白墙红瓦，造型各异，结构精巧，施工极其严格，很难想象，这就是中国的“渔村”！我虽孤陋寡闻，但也到过一些发达国家，见过人家的“世面”。可以说，这里和任何地方的海滨旅游胜地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此极不协调的是我们的话题，我向宋修武问起长岛的过去，他长叹一声……
半个世纪之前，在长岛除了庙宇和少数“富户”，几乎见不到瓦房。渔民的住房以毛石砌墙，海带草、麦秸苫顶，简陋低矮。原农业部部长林乎加就是长岛人，他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那是什么样的“地主”？十四亩地，一头小毛驴，一条小船而已。如果按这样的标准，现在长岛家家都是“地主”了！
车过林乎加故居，宋修武指点着一处青苔斑驳的砖瓦旧宅，我亲眼看到了昔日“地主”的宅第。如今居住在海滨别墅里的渔民，完全可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了！
雨停了。我面前的县城，一片红色屋顶的“海洋”，在背后青山的衬托下，映着阳光，熠熠生辉。
如今的县城，当年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渔村。直到1965年，县城最主要的马路——乐园路才安装了六盏普通路灯。宋修武形容是：“一条马路六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一辆公共汽车两头跑空，两条客轮来回避风。”
果然不出我所料，宋修武是一个渔民的儿子，正如一首歌儿的歌词：“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就像妈妈一样……”四岁那年，他娘在贫病中去世了，是那被鱼网拖弯了腰的爹把他拉扯成人。幼小的宋修武赤着脚丫儿上学，放学后赤着脚丫儿捡煤核儿，那时候，家里连地瓜干儿都吃不饱。有那么一次，宋修武吃了一顿从来没吃过的好饭，原来是奶奶在烀饼子的时候搁了点儿糖。他一口气吃了个饱，谁知道却被撑坏了，上吐下泻。从此，他再也与甜食无缘，至今不再尝一口糖，童年那苦涩的记忆便永远留在脑海里！
“不说了，不说了！伤心的事儿，我不愿意再提……”七尺汉子竟然声音哽咽了。
随行的当地干部向我说起“宋书记”的昨天……
宋修武没有上过大学，只念到髙中就“弃文修武”，回乡务农了。贫困的家境迫使他早早地自立，强劲的海风磨炼得他日益自强。当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肩上便挑起了大队支部书记的重任，为乐园村的父老乡亲主事了，从那时候，人们便叫他“宋书记”。毋庸讳言，“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不好当，今天刮这股风，明天刮那股风，劳民伤财，也伤了感情，不少人曾经结怨于农民。然而宋修武在乐园村却有口皆碑，乡亲们说他“心眼儿好，是渔家贴心人”。
村里的残疾人分粮打煤、修房安电、请医取药，都是宋书记的事儿；几户五保老人的吃水问题，宋书记包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直到老人们相继去世。也许这些事儿太“小”了？但能做到这些“小事儿”的为官者又有几人呢？正是从这些“小事儿”上，人们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公仆”本色。当年不是有一句“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口号吗？宋修武就是一车推上七八百斤，跑在社员最前头，终于被倒塌的冰垛砸伤了肋骨。当年不是全国传颂32111钻井队与烈火搏斗的英勇事迹吗？宋修武也曾在家乡的土圆仓起火时舍生忘死，第一个钻进熊熊烈焰。大火扑灭了，他却因为严重中毒和烧伤而昏死过去！当别人说起这些，宋修武却只是憨厚地笑笑。那次大火使他失去了一头浓黑茂密的天然鬈发，如今虽然尚未“白了少年头”，却稀疏得多了。脑门儿谢顶，只有两鬓和后脑勺儿还残留一些头发，勉强地梳上去，人所谓“地方支持中央”的发式，这使他不无遗憾。
有过英雄行为的人未必都能成为名扬天下的英雄。1973年，《光明日报》和《大众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关于宋修武的长篇通讯，并不是宣传他救火的壮举，而是因为在这一年，他所领导的乐园村这个地高缺水、十年九旱的小岛，粮食单产由过去的二百多斤一跃而达一千一百多斤，不但跨了“黄河”，而且过了“长江”！
然而，面对显赫的荣誉，宋修武却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自豪。他紧锁双眉，悄悄地走进了自家那海草披顶的毛石小屋，陷人了痛苦的思索。长岛人历来都是“靠海吃海”，向大海讨生活。可是上面一声“以粮为纲”，下面就只好“全面砍光”，丢下大海这无边无际的金饭碗，砍光岛上的树木，东施效颦地修“大寨田”。结果是海荒岛穷，纵然粮食亩产超了千斤，全村的人均收人还不到二百元，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他对不起生他养他的这片海岛，对不起跟着他拼命的父老乡亲！不要说小小的乐园村，整个长岛县也都在守着大海受穷，成为有名的“三靠”县：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财政靠补贴。那时候，甚至整个中国都在“穷光荣”地自我折腾，“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不是他宋修武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所能扭转的。他面壁求索，仰天长叹：我们干了多少不该干的蠢事，又有多少该干的事没干！是我们海岛人懒吗？是我们渤海湾资源贫乏吗？是我们命里该受穷吗？不是！宋修武啊宋修武，不是你无能，是没有用武之地啊！
地老天荒，天怒人怨。大海在呜咽，在呼唤，期待海的儿子醒来。与生俱来的闯海人的血液在他胸腔里冲腾，正如杰克·伦敦笔下的“雪虎”被原野和森林唤醒！海岛人的希望在哪里？一千遍思索，一万遍选择，他们愿，愿在刀刃上探路，浪尖上求生！
车子在海岸上飞驰，猛然间，一座紫红色的雕塑闪入我的眼帘：那是一个赤裸的壮汉手持钢叉，正在和飞跃而起的鲨鱼搏斗！啊，那不正是长岛人吗？那不正是宋修武吗？
生死攸关的战略转移：蓝色革命
长岛的山是绿的，郁郁葱葱的赤松、黑松、刺槐、泡桐和杨柳铺满了起伏的峰峦。我们不妨举出两个悬殊极大的数字：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仅12%，而长岛竟达46%，比解放初期的0.5%增长了92倍，除了大海和地面建筑，到处都是绿色，这里的黄土不露天！换一句话说，长岛的土地已经只用来植树，不种庄稼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粮为纲”的紧箍被挣破了，1984年全省海岛工作座谈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做出“退耕还林”、“岛上现有粮食统购任务全部免除，原有吃自产粮的居民，都改为按统购价格供应商品粮和食油”的政策。长岛人重整旗鼓，实施生死攸关的战略转移，向大海进军。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蓝色革命。在今天的长岛，建筑物上随处可见一条醒目的标语：“耕海牧渔，振兴宝岛”。“耕海牧渔”，这个极富诗意、极富文采的词汇是在《现代汉语词典》乃至《辞海》上都找不到的，它是宋修武的创造。二十年来，宋修武做“官”从大队长、支部书记、乡党委书记、县农业局局长，一直到县长、县委书记，最舒心的就是“耕海牧渔”的这一段了。我随着他走在海岸上，在渤海湾特有的水平如镜的海面上（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就叫“镜海”），触目皆是排列成行的白色塑料圆球一一海水人工养殖浮泡，这里就是长岛人“耕海牧渔”的“土地”。
宋修武指点海域，自豪地对我说：“我们长岛县，陆地面积只有五十六平方公里，在全国两千多个县当中是个小县；但是，我们一亩海等于十亩田，这样算起来就是五百六十平方公里，可以称得上大县了！”
这个老实巴交的渔民说起话来却也不无幽默！
对于他随手在自己的“领土”面积后面加个“0”的计算方法，我一时还不得要领，问道：“一亩海等于十亩田，这个数据从何而来？”
他把手一挥，答道：“从大海里来！这里每八行的年收入就是两万元！”
渔民的朴实，渔民的豪爽，渔民的精明。这里面没有一滴“水分”，我被折服了。要不然，全国人均首富县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在长岛县大黑山岛的烽台山南麓，在一个名叫“北庄”的村落。这里的房屋为半地穴式，室内有三十至四十厘米的土台，台上栽柱，柱外筑墙，伞形屋顶以海带草铺苫。与那些崭新而豪华的海滨别墅相比，这显然简陋得太过分了，然而它却名闻遐迩，轰动了全国。为什么？因为它是距今五千至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的原始村落，“村民”们早已作古，只留下墓葬中的累累白骨，和遗存在房舍里的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1980年，它被偶然发现，随即由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四次发掘，这个埋藏在地下五十多个世纪的原始村落终于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北庄遗址是我国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渤海湾远古史的空白，为研究母系社会提供了重要依据，被史家与西安半坡遗址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东半坡”，它雄辩地证明了：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摇篮，长岛，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面对先民的遗迹，长岛人想到了什么呢？对于闯海人来说，仅仅像文人雅士那样“发思古之幽情”也许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们从北庄遗址中骨器、蚌器看到了祖先的食物来源，从那些石制的网坠和加工粮食的磨盘得知了祖先的生产方式。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长岛人，正在实现或者已经实现从渔猎到种植的重大发展阶段。那么，今天的长岛人呢？从“以粮为纲”到“向大海进军”是一次回归，也是一次飞跃。但是，长岛的渔业从来都是以捕捞为主体，这种“猎捕型”的渔业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资源的制约，仍然是“靠天吃饭”。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近海的鱼类资源已经逐年衰竭，不少主捕鱼种有的形不成渔汛，有的业已绝迹，甚至在旺季常见“清海”现象，捕捞生产始终难以摆脱困境，呈徘徊不前之势。1980年至1985年，尽管这个县捕捞船只增加了不少，网具和设备都有了很大改观，但捕捞产量仍然逐年减少。严峻的现实摆在长岛人的面前，他们警醒地认识到：“海枯石烂”决不是一句妄言，大海向人类的赐予也并不是无限的，“竭泽而渔”的结果只有“望洋兴叹”。要使渔业生产稳步发展，必须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建立稳固可靠的资源基础，实现由自然捕捞的“猎捕型”向以人工养殖为主的“渔牧型”的战略转移，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在这个问题上，谁认识得早，调整得快，谁就抓住了机遇，掌握了海洋开发的主动权，谁就是“海洋国土”的主人，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长岛人迅速地找准了航向，把稳了船舵，巧作“结构文章”，响亮地喊出了海浪五线谱上的最强音：“耕海牧渔，养捕结合，综合经营，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