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陂战斗中，红军从毛炳文那里缴获一份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紧急电报，电报中称这两个师已向黄陂开来，现已进到距黄陂仅10公里的砍柴冈。毛泽东、朱德根据这份电报和其他相关情报分析：敌人主力被红军向西吸引到赣江边后，并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发现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莲塘、良村战斗后，敌人又发现红军主力在黄陂一带集结，认为红军有北上进攻临川的意图。于是，蒋介石命令第一路、第二路军和第一军团掉头向东，会同由广昌西进的第十师，向黄陂猛扑过来，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围歼红军主力于这一地区。
毛泽东、朱德断定敌人主力很快就会赶来，红军不宜在黄陂久留，便率领部队于当夜离开黄陂，向君埠地区隐蔽集中，休整待机。8月12日，敌第六师、第十师、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七师气势汹汹地向黄陂赶来。由于红军主力已经转移，敌人扑了个空。接着，其他各路敌人也从四面八方向黄陂、君埠开来，从东、南、北3面对红军主力形成包围，准备进行决战。红军处在自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如果决策和指挥稍有不当，就会受到巨大损失。于是，8月13晚，毛泽东、朱德在君埠一座寺庙里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上，毛泽东提出，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红军应该避免同超过自己数倍的敌人决战，而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红军主力则悄悄西进，回到兴国的北部和西部隐蔽待机，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会后，毛泽东、朱德利用蒋介石、何应钦害怕红军北攻临川的心理，命令罗炳辉、谭震林率领红十二军伪装红军主力向乐安佯动，而且要在白天行军，大造声势，故意暴露在敌人面前，使敌人误认为红军主力真的要北攻临川，吸引敌人兵力向东北方向调动。8月15日夜，在红十二军的掩护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悄悄地由君埠向西急进，迎着自西向东开来的敌军，从蒋光鼎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军之间10公里的夹缝中穿插而过。他们借着星光，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向西挺进。一路上，朱德手里始终拿着指南针，走在队伍的前头。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红军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一边休整，一边静观敌人的动向。后来，朱德谈起这次突围的情景时说：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10公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的条件优越，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经过半个月的休整，红军的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而敌人却丝毫没有觉察。为了掩护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向北佯动的红十二军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的率领下，相机攻占了乐安县城。这使得蒋介石更加相信这是红军主力，而且认为红军主力将进攻临川。于是，蒋介石立即命令卫立煌的第十师由黄陂迅速返回临川，命令赵观涛的第六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陈诚的第十四师由黄陂、君埠地区向北追击红十二军，准备决战。红十二军将计就计，紧紧地牵制敌军主力，专门走难走的路。红十二军携带的都是轻武器，行动起来敏捷、灵活。敌人却带了许多重武器，行动十分不便，被拖了半个月，弄得疲惫不堪，士气沮丧，最后还是没能找到红军主力决战。
直到8月底，蒋介石才发现又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便急令其主力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这时，敌人已经陷入了饥饿疲惫的困境，而红军已经休整了半个月，以逸待劳。为了继续调动敌人西进，进一步拖垮敌人，寻找更加有利的战机，9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再次向西转移至兴国、赣县、泰和、万安之间的山区，隐蔽集结。等到敌人主力回到兴国北部时，又扑了个空。由于毛泽东、朱德的巧妙指挥，进入中央苏区已两个月的国民党军队到处碰壁，多次扑空，始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决战，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再加上根据地实行坚壁清野，游击队、赤卫队不断袭击，把敌人弄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再已无力同红军作战了。国民党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陈铭枢叹息道：“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
（八）高兴圩、方石岭战斗
敌人在根据地来回折腾了两个多月，有3个师遭到红军的歼灭性打击，其余各部也受到根据地群众、地方武装坚壁清野和不断袭扰的困苦，士气低落。相反，红军三战三捷，又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这时，广东、广西两省军阀利用蒋介石的主力深陷江西之机，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威胁，于是，蒋介石只得下令结束对根据地的“围剿”，实行总退却。
毛泽东、朱德得知敌人撤退的消息，认为这是袭击敌人的好机会。就在这时，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蒋光鼐的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由兴国经高兴圩、老营盘向泰和、吉安撤退。毛泽东、朱德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首先消灭蒋鼎文师和蒋光鼐的二个师，然后相机扩大战果。
9月6日晚，红一方面军总部获悉，兴国的敌人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毛泽东、朱德决定首先消灭这股敌人。于是，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高兴圩、老营盘疾驰，红三军、独立第五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截断敌人的退路。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进攻高兴圩及其南北的敌人，红七军负责牵制兴国的敌人。当天晚上，各路红军奉命进入阵地。
7日凌晨，战斗打响了，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首先抢占了敌第九师北撤的必经之地黄土坳，切断其先头部队第二十七旅同后方的联络。敌第四军团自兴国向北撤退，其前卫部队第九师的第二十七旅撤到老营盘附近时，红军从北、南、西三面包围了这股敌人。红三军一部切断了该敌与第四军团后续部队的联系，红三军、独立第五师向敌第二十七旅发起猛攻，战至下午2时，全歼了这股敌人，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迫击炮10门。第九师其余两个旅立即向第四军团靠拢，并且让战斗人员轻装撤退，运载物品的骡马队走在后面。
当天，红七军向兴国进逼，牵制敌第五十二师。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地区蒋光鼐的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发起攻击，战斗一直延续到第二天。
红军在这次战斗中并没有取得胜利，经过两天的激战，虽然毙伤敌人2000余人，但是，由于战斗力较强的敌军首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加之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结果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敌我双方伤亡相当。后来，朱德在总结这场战斗的经验教训时，这样说过：“这一仗打得不好，确是矫作一点。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打，其实那计划是错了。因为他们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时，又不可能完全消灭他。”他认为，如果当时不打蒋光鼐、蔡廷锴，专打蒋鼎文的部队，可能缴到更多的枪。但是，凡是高兴的、着急中决定的事情，总是有问题。当时，红军为保持主动，很快撤出了战斗。
敌人在老营盘、高兴圩战斗中受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后，改变了撤退路线。9月11日，毛泽东、朱德命令红军主力迅速向东急进，追击敌人。13日，敌第四军团主力和第五十二师分别由长径口、兴国等地向吉安撤退，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这股敌人实施追击。15日拂晓，在第四军团主力通过方石岭隘口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赶到，抢占了方石岭，截住第五十二师及第四军团的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并将其包围在方石岭以南地区。
中原大战结束后，第五十二师便由徐州开往江西“围剿”根据地。师长为韩德勤，下辖2个旅6个团。第三次“围剿”开始后，第五十二师分别经富田、东固，向兴国的崇贤、方太发起进攻。当敌人到达目的地时，红军早已向东突围了。于是，第五十二师又向东追击到中州、君埠附近，并沿途进行搜索，结果还是没有找到红军的踪影。如此折腾了1个月，敌人已经感到疲惫不堪，饥饿难当，对那些病死的、逃跑的、掉队的士兵已经无暇顾及了。此时，官兵已是胆战心惊，纷纷请假告辞。
9月上旬，第五十二师又奉命向兴国开进，等到了兴国，发现这里又是一座空城。敌人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只好杀马充饥。在兴国停留了两三天，第五十二师奉命掩护第九师到泰和休整。官兵们一听，以为要回后方了，都非常高兴，但实际上，厄运正在向他们靠近。
9月13日，第五十二师改归第四军团指挥，并奉命向第九师残部靠拢，向东固以北撤退。15日拂晓，第五十二师和第九师行至吉安县境内方石岭附近时被红军包围。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第九师残部向北逃窜，第五十二师两个旅被红军消灭。韩德勤化装成火夫逃跑了。第一五五旅旅长王付乾、团长甘达潮被红军击毙，参谋长罗铁华、第一五四旅旅长张忠兆被打伤、团长刘嘉树被俘。其余的几位团长化装成士兵，被俘后遣散了。刘嘉树后来回忆说，他被俘后受到红军的优待，红军指挥官刘畴西、左权劝他参加红军，肖劲光劝他当教官，但刘嘉树思乡心切，又吃不了那份苦，被红军释放后于1932年回到南昌。
方石岭战斗，红军共歼敌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500多支。可惜的是，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遇敌机轰炸牺牲。朱德痛惜地说：“我们有名的一个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死。
黄同志是智勇双全的人才，是我们顶大的损失。”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了高兴圩战斗打成平手外，其他五次战斗都取得重大胜利，共击溃敌军7个师，歼敌30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0000余件。蒋介石亲自指挥的30万大军在同红军较量了两个半月后，以失败告终。
经历三次大规模反“围剿”斗争，红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作战原则，主要有：在敌人的“围剿”开始之前，积极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强敌“围剿”开始时，首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尔后转入战略反攻，以打破敌人的“围剿”；在反攻时，慎重初战，实行歼灭敌人，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与游击战相结合，在战役战术上实行速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在敌人的“围剿”被打破而转入守势时，红军则转入进攻，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并适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这些作战原则，是在“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对敌作战原则。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出现了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有利形势。首先，各路敌军已退出中央根据地，转入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再集中兵力发动新的“围剿”。其次，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民族矛盾开始激化，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9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联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士兵，已经完全把满洲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请问：国民党的军阀们怎样实行着他们‘保国卫民’的责任呢？”于是，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各派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两广军阀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更趋激烈。另外，国民党军队退出中央根据地之后，苏区内的地主武装因失去靠山而恐慌不安。所有这些，都为红军的扩大和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形势的变化，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军主力向福建长汀转移，以工作筹款。9月25日，红军从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一带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于10月2日抵达长汀。在这里，红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分兵向闽西、闽西北和赣南、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主要任务是筹措给养，整训部队，扩充红军，拔掉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开拓新的根据地，将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在这些任务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拔掉革命根据地内部残留的由地主武装控制的土围子。10月14日，毛泽东、朱德发布训令：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的营垒，不消灭这个最后的营垒，许多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了肃清赤白对立，争取广大群众，并捉住土豪筹得款子，必须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经过4个月的努力，取得很大成绩。先后攻克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地，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开展工作，共拔掉几百个土围子，使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30个县境，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同时，在新占领和重新收复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了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先后动员了12000多名群众参加红军。中央革命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