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肇英是蒋介石的换帖兄弟，又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情谊很深，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此人担任虎门要塞司令期间，手下拥有几艘兵舰，经常利用职权，调用兵舰大做走私生意，获利甚多。代理海军局局长的李之龙发现陈肇英利用军舰走私的事实，深为愤慨，就报告了汪精卫，经汪的批准，由李之龙出动海军加以制止，曾将陈肇英连同货物一并扣留在海军局。由此，陈肇英与李之龙结下怨仇，就想寻事报复。
此时，蒋介石正值蓄意制造混乱局势，企图打击共产党员，逼走汪精卫之际，陈肇英为了陷害李之龙，就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怂恿，推波助澜。蒋介石、陈肇英和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密室策划之后，3月17日早晨，从黄埔军校传播出惊人的谣言，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叫喊得最为卖力的是王柏龄，他是黄埔军校教育长兼第一军第二师师长。
包惠僧说，1926年1月，国民党举行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事先，黄埔军在汕头选举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选举完全采取自由选举的办法，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结果，当选者多数是共产党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当选者较少，连贺衷寒也落选了。选举结束之后，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们诧异起来。蒋介石看见共产党如此得人心，也大吃一惊。他就指派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10多名团、营长列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及汪精卫转请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核准。汪精卫把蒋介石的请求提到国民党中央，转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予以同意并报告大会通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过两天，蒋介石才从汕头回到广州。他只出席大会作了一次军事报告，其余各会都没有参加。代表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远举之前，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召集了一次党军系统的党团会议，参加会议的孙文主义学会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不到20个人。汪精卫召集这个会议的主要动机，是听取蒋介石对于大会及选举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始终缄默不语，不表示任何意见。冷了半天的场，汪精卫才开口说话：“党军方面的候选人，我们希望蒋先生能提出意见，我们的意思是，除了蒋先生及何应钦应该当选外，还有王柏龄、王懋功也应提为候选人，另外还要选拔几位青年的同志。”蒋介石打断了汪精卫的话头说：“我还是在军事方面多尽点力，我不要当中央委员，也不应该当中央委员，一个军人如果什么事都管，就难免造成军人政治。我决不能做苏俄的托洛斯基。王柏龄和王懋功更没有必要。至于提拔几个青年同志当中央委员，我倒没有了什么意见。”蒋介石从开始到散会，态度始终很不自然，好像是有千言万语说不出来的样子。李之龙回忆说，孙文主义学会被贺衷寒、冷欣等把持，他们在广州发难，陈肇英领了15000元的经费，欧阳格领了5000元经费。3月20日，欧阳格给了中山舰副舰长章臣桐1000元作为他被捕时的损失费，以讨其欢心。不用说，孙文主义学会是中山舰事件的主要执行者。王柏龄、刘峙、惠东升、缪斌、马文车、潘宜之、杨引之、潘佑强都成了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同谋者。他们制订了计划，拿中山舰作为导火线，在黄埔军校伪造一个假命令来要船。他们假借蒋介石的命令来要船，蒋介石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反共仇俄、反对国民党左派的计划，蒋介石确实是早就知道了。3月20日凌晨3时，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介石的命令逮捕李之龙，调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缪斌、惠东升奉蒋介石的命令，集合第二师全体言兵讲话，当场就将第六团党代表胡公宪及以下党代表、政治工作人员等40多名左派人员全部看管起来，拘捕在造币厂内。同时，刘峙又派兵包围了东园内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枪支。大沙头、东山、北校场、东校场、惠爱马路一带，荷枪实弹的步哨林立，断绝交通，所有商店都关了门。第五团营长李树森奉命包围了东山苏联顾问住地，收缴卫队枪支，监视俄顾问，断绝其交通。
包惠僧回忆说，事后他才知道，中山舰事件，完全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俘、吴铁城等制造出来的。3月19日下午，蒋介石回到广州。20日凌晨3时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逮捕李之龙、刘峙，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吴铁城所部监视汪情卫、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机关。
在中山舰事件中兴风作浪的是孙文主义学会，这是黄埔军校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团体。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国民党右派谢持从上海跑到广州，名义上是参加学校开学典礼，实际上却在拉拢学校里的右翼分子，如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冷欣。他甚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名义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这番话激起黄埔军校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学员的仇视。而青年军人联合会里的共产党员又在军校公开散发《响导》周刊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于是，黄埔军校里的右派分子由此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不是一个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便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专门为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而成立的，“并不是为了要学什么孙文主义”。学会在成立之初，就同西山会议派有瓜葛，并且受戴季陶的直接领导。结果，这个学会一经组织起来，“就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事生非，寻衅肇祸，种种蛮不讲理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后来参与中山舰事件的骨干分子欧阳格、陈策、缪斌、吴铁城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
孙文主义学会的阴谋策划，直接导致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他们曾警告蒋介石，对俄国人的迁就只能以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而告结束，左派力量正在成为主要威胁，对其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据包惠僧反映，这一事件“完全是王柏龄、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可以肯定，中山舰事件就是“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讨论，有计划有准备去进行的”。所以，当中山舰开到黄埔之后，孙文主义学会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举行暴动，推翻国民政府，逮捕蒋介石。
本来，在事件发生前夕，蒋介石就收到一封署名李之龙的来信，建议蒋介石在3天之内通过国民政府把广东企业收归国有，并且威胁说，如果蒋介石拒绝，就逮捕他，把他送到俄国去。
这封信显然是伪造的，但孙文主义学会借题发挥，向蒋介石解释说，派中山舰和写信本身就说明，“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要把蒋介石驱逐出广东”。
曾在广州担任季山嘉翻译的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回忆说，这个学会和戴季陶在中山舰事件中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她常听人说，1925年秋，蒋介石就已受到这个学会的有力怂恿，“3月20日他仅仅是执行者，为他出谋划策的是戴季陶。有人把蒋介石比作武装的戴季陶”。
关于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王柏龄直言不讳地说过：“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若没有学会的话，党老早就没有办法了。学会能立了这点功，也不枉这些对党热心效忠的同志”。
（五）王柏龄传播谣言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在广东等地曾流传许多谣言。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同这些谣言有关。包惠僧回忆说，这些谣言是王柏龄传出来的。
当时，黄埔军校没有建立起预算和决算制度，经费开支都由蒋介石信笔乱批。蒋介石用钱的手笔很大，公私不分，自然有很大的亏空。王柏龄当教育长时，也和蒋介石一样，狂嫖滥赌，还有3个小老婆，亏空也很大。王伯龄调任教导师师长后，邓演达继任教育长，把王柏龄任内亏空的情形报告了蒋介石，并要他把亏空填清再行离职。结果，王柏龄与邓演达结成了不解的冤仇。
蒋介石在潮州、梅州底定之后，便将军事、政治部作了一番新的布置。在他返回广州之前，新右派天天制造谣言，说什么“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又说什么“汪精卫、王懋功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有贪污行为”。还说“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诸如此类含沙射影、挑拨离间的谣言还有很多。包惠僧最初听到的这些谣言，是从王柏龄那里传播出来的。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包惠僧同王柏龄都在东莞驻防，彼此来往频繁。有一天，王柏龄约包惠僧到他家里吃晚饭，酒足饭饱之后，他的话匣子打开了，谈了很多嫖经和赌经，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对包惠僧说：“老兄，你知道吗？昨天毛县长（东莞县长，蒋介石的大舅子）从广州来，听说广州方面反蒋的谣言很盛，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包惠僧觉得很奇怪，便说：“谁反蒋？这个谣言从哪里来的？应该追究一下。”
王柏龄又说：“你大概是装糊涂，这个谣言老早就有了。你想，除了汪精卫，谁还能反蒋呢？天下竟有这样不平的事，校长东征西剿打下来的天下，他做了主席，今天还要反蒋，真是岂有此理！”包惠僧说：“这样的谣言，我确实没有听说过，如果有，真应该严查穷办。”王柏龄接着说：“那你真是孤陋寡闻了，这些谣言，不仅广州有，东莞也有。”包惠僧越听越觉得离奇，就问道：“如果你的话真有根据，汪精卫那是自找死路，广东的军队不都是我们的吗？”当夜，包惠僧回到政治部，立即打电话到广州询问情况，好几个电话都没有打通，最后只好打到家里问他的爱人夏松云，因为她是广州妇女协会的主任，经常与陈延年在一起工作，如果有什么情况，她应该知道一点。夏松云在电话里说：“今天下午还在文德路汇报工作，广州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新闻。”包惠僧还是放心不下，第二天一大早，他打电话给王柏龄。据司令部的值日官说，王柏龄一早就回广州去了。包惠僧感到很奇怪，便召集各团中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到政治部汇报。他把王柏龄的话告诉了他们，他们也听到同样的谣言。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包惠僧认为，这些谣言多半是出于王柏龄的亲信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之口。这样一来，包惠僧觉得有必要把问题搞清楚。他返回广州，报告了蒋介石，并建议澄清此事。如果是事实，那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应该予以镇压。蒋介石听后反应很平静，他面带笑容地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的意见当然不错，不过我还没有听到这么多。”
包惠僧在广州住了3天，在此期间，陈肇英来见过他一次。包惠僧问陈肇英“：船放回去没有？”陈肇英回答说“：还没有。”包惠僧告诉他“：我已同李之龙谈过，他说要请示汪主席再作决定。”陈肇英听后很不高兴，就说：“我看他总不能没收吧？这又不是私人的东西，就由他去吧。”当晚，包惠僧留陈肇英在家里吃了一吨顿饭，还请了王柏龄、詹大悲作陪。饭后还打了几圈麻将。第二天，陈肇英请这几位到西园酒店吃饭。随着，王柏龄又请他们吃饭。就这样，包惠僧同他们昏天黑地地混了几天。他认为，就在这几天，是他们发动了3月20日事变。
包惠僧去看王柏龄时，他家里已经戒备森严，楼上楼下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王柏龄住在文德路附近新建的一所房子里，与李之龙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当包惠僧路过李之龙家门时，顺便进去看了看。只见李之龙家的房门开着，没有一个人，家具被弄得七零八落，像抄了家似的。他到三楼去见到王柏龄，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王柏龄得意洋洋地说：“李之龙造反了，他同汪精卫、季山嘉勾结在一起，要把校长骗上中山舰送到俄国去。中山舰正在升火待发的关头，被我们发觉了，即将中山舰解除武袋，李之龙已被捕了。我们大家都很愤慨。如果他们要抵抗的话，那就是一场血战了。”包惠僧急切地问到：“同海军局打起来了吗？”王柏龄说：“也许还不止是海军局吧。”包惠僧接过话茬说到：“就你们所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把汪精卫、季山嘉都逮捕起来！”王柏龄遗憾地说：“校长不肯这样干，汪精卫是主席，季山嘉是客师。”
（六）蒋介石同季山嘉的矛盾
张国焘认为，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与态度是使蒋氏发生反感的重要因素。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自命不凡的中国军人的不快。尤其是苏俄很重视冯玉祥的实力。1926年2月，冯玉祥同张作霖、吴佩孚开战的时候，季山嘉向蒋介石建议，将他所统率的军队，由海道运往天津，支援冯玉祥，甚至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帮助冯玉祥训练干部。季山嘉的这些主张，表明他不了解蒋介石的心理。像蒋介石这样的人，他哪里会愿意屈居冯玉祥之下。
他认为，这是苏俄不重视广东国民革命军和有意贬抑他个人地位的表现，所以，他对此很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