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简单的对话，一幅有趣的场景，在那遥远年代一个夏天的午后，把一位父亲的形象瞬间定格。
在我是个光腚娃娃的时候，夏日的晌午，父亲常带着我到村东的河湾里去洗澡。
清清的河水从河湾里流进又淌出，我和父亲赤条条躺在水波里，就像是一条大鱼和一条小鱼游在里面似的。
这就是我对父亲最初的印象。
后来，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父亲批评我，我顶撞了几句，父亲操起铁锨要打我，我撒腿往村外跑，父亲在身后追，十几岁的我吓得心惊胆战，幸亏父亲没有追上我。不过，自此我在心里暗暗恨起了父亲。
又过了几年，那个夏日晌午的一件事情改变了我对父亲的看法，父亲在我的眼中立刻高大了起来。
那是“文革”后期的一个夏天的晌午。父亲坐在天井的阳光下捉虱子。肥大的虱子从父亲油腻而破烂的褂子的针脚和皱褶里钻出来，吃饱血的虱子圆滚壮实，端庄大方。
父亲先欣赏一会儿它们优美的跑姿，然后用两个大拇指甲把它们一个个挤死，“劈啪”的响声像烧裂的豆子一样依次炸响。鲜红的虱血粘满父亲的指甲，就像涂上一层胭脂似的。
父亲正饶有趣味地捉着虱子，刚官复原职的村支书急急火火地来到我们家，进了门，没顾得咽下口气，说道：“伙计，我又出来工作了！”
村支书显得很激动，父亲却是个平静的神态，他没有抬头和村支书打招呼，而是先把一个掉在地上的虱子找到，然后“咯嘣”一声挤死，这才说：“我知道了。”
村支书一愣怔，拣了个草墩在父亲身旁蹲下，皱着眉头问：“伙计，我出来工作你不高兴？”
父亲这才抬起头瞅着村支书问：“怎么不高兴？我到街上蹦俩高，或者买挂鞭。炮放那才叫高兴？”
村支书的眉头舒展开来，嘿嘿地笑了两声。笑完了，一本正经地问：“伙计，我问你件事。”
“什么事？”
这次父亲皱起了眉头。
“当年，他们告我，你为什么不按手印呢？”
父亲摇着头说：“你没有错，我怎么能按那个手印。”
父亲又警觉地反问村支书：“你怎么知道这码事的？”
“他们告诉我的。伙计，古语不是说，贼不打三年自招嘛！”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当年让父亲按手印告村支书的那帮造反派。
原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造反派为了把村支书拉下马，编造些假罪名安在村支书头上，十几个人联名到公社去上告。他们让父亲按手印，父亲没同意。
这事父亲不仅没对我们家人讲，也没对村支书讲。现在村支书官复原职，那帮人主动到村支书那里去如实交代认错，把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道出来，村支书怎么能不感动呢？
“伙计，我又站起来了，你怎么还不告诉我当年的事？”
“告诉你是那么回事，不告诉也是那么回事……”
村支书打断父亲的话说：“我是说，我可以帮你的忙了。”
“我没有什么可帮的，有什么忙我就找你了……不……”
父亲的话说了半截，又改口说：“伙计，我真有个忙需要你帮呢。”
村支书瞪大两眼认真地问：“什么忙，你说吧。”
父亲把光光的脊梁掉到村支书的身前说：“给我挖挖脊梁吧，痒痒死我了。”
村支书先是“嘿嘿”一笑，然后举起两手在父亲宽大黑亮的脊梁上自上而下一趟一趟地挖起来。别看村支书的指甲长而坚硬，但他用力均匀仔细，就像用心地做着一件很重要的营生似的。
父亲闭上双眼，随着村支书两手的挪动而晃动着身子，舒服地一个劲长长地舒气。
村支书的十个手指像耙齿一样，一会儿，父亲的脊梁泛起道道红杠，就像新翻的土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两眼闪动着温暖的泪珠。我想，长大了，我也能搿上这样的伙计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