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周恩来几乎没有睡。这种严酷的斗争对于宽厚待人的他来说，是多么艰难。陈毅和他交谈，全是情长谊深发自肺腑之言，但不能使他摆脱困境，他感到解除毛泽东的权力似乎已成大势，不可逆转。
这种大势的形成是必然的吗？周恩来到苏区来之前，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了，那时，他是深有感触的：
1929年的一年内，共产国际给中共连续来了4封指示信：
第一封是2月来信，主要内容是贯彻国际六大的反右立场。
第二封是6月7日来信，是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指示。提出改变对待富农的策略，改变中共六大中立富农的政策为反对富农的政策。
第三封信是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决议，提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党内各种对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倾向，这种取消主义倾向是左倾危险和十足机会主义的表现。”
第四封是反对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10月来信，要求中共反对“右倾主要危险”是为了在农村推行反对富农路线，在城市推行反对资产阶级、反对第三种势力的路线。
这四封信，为立三路线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行动依据。这四封信，从各侧面来贯彻“反右倾主要危险”的基本精神。
谁握有这四封信的精神，谁就握有了生杀予夺的尚方宝剑。谁就可以所向披靡。
李立三虽然也执行的是国际路线，他既站在那个位置上，他就不能不执行。可是，他毕竟还能独立思考，并不把共际国际指示的每一句话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他曾一度公开拒绝共产国际的指示，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国际纪律是一件事，而忠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
沙俄土壤上生长的无产者的果实，必须带上了封建专制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基因；而以苏联共产党为核心的共产国际，也会染上封建专制的色彩，绝不允许有这种独立性。共产国际，需要绝对服从，所以对中国共产党——世界上唯一有如此巨大组织如此巨大地域如此巨大武装力量的党的领导人，特别关注。
对那些反国际路线的领导者自然存有疑虑和愤慨！
对共产国际“绝对忠实”的王明的上台，和远在群山中的拥兵自重自行其事的毛泽东的下台，就成了大势所趋和历史的必然！
这种更换领导的斗争有时表现得极为尖锐和残酷，有时不在你对还是错，而在于需要你下台！借助肃反以排除异己，为自己的掌权扫清道路。肃反扩大化成了一种必然趋势。
在路线斗争的潮头上，谁也不能主宰自己。但是，在不能主宰自己中又能主宰自己，大致有三条道路供你选择：
一、见风驶舵，随波逐流；
二、趋炎附势，推波助澜；
三、逆风顶浪，人亡船沉。
不管你选择那一种，注定都是悲剧性的。
古人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话是不错的，什么叫“识时务”？怎样才算“俊杰”？每个人的解释和理解是不一样的。
愁多知夜长，周恩来翻来覆去思考陈毅白天提到的联共、中共历次的路线斗争。这些斗争的是是非非恍惚不定、模糊不清，极为难解，近似虚幻。迷茫和惶惑像一件不透气的军衣，紧裹住他，使他憋闷，披衣起床，桌上时钟指着两点，他便埋头处理公文，这是他忙以忘忧之法，直到曙色透窗。
周恩来步出庭院，四周景物都在轻雾朦胧之中。他悄然走上房后小山，朝阳突然跃出，景物立即着了魔法，变得光灿鲜明，一夜困倦顿然消失，心神为之一振。平静宁谧的山林展接天际，高空是一派青蔚，莺雀鸣啭，泉水淙淙，无尽色彩映入眼帘，不由心扉顿开。太阳越升越高，金光如泻，使人目眩心畅。他似从美梦中遽然醒来，便急步下山。
早饭之后，他就要回到严酷的现实中了。
三、推磨
在法庭上，原告与被告的争辩是平等的，因为在争辩双方之上还有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是否公正，又受到陪审团的监督，双方的理由都能尽情申述，以求正义的仲裁。
会议，它不是法庭，甚于法庭，一方是认罪，一方是审判。你申辩吗？认罪不诚，罪加三等！
陈毅不是苏区中央局成员，他列席会议只能旁听，这个特权除了他是会议场地的主人外，还由于周恩来的争取。
室内烟雾缭绕，令人压抑。面对窗口而坐的周恩来，不时向院外景物投去凄楚的目光，会场之内的气氛与早晨的山问散步的自然风景反差太大了。
会议继续前天的内容。
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在周恩来宣布开会后，他首先对前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
“我认为会认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临时中央的临时是后来加的，当时谁敢如此说？)的指示问题；那么，结论也是一个：没有执行！”
“先慢一点结论好不好？”周恩来缓缓地说得很谨慎，“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气得两眼发乌，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正要发言，凯丰把刚吸着的烟，烦躁地在烟灰缸里捻灭，霍地站了起来，抢到项英前边：
“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
凯丰说一个“难道”就用拳头擂下桌子，他的尖利刺耳的声音四处乱钻，扎得人心难受。
顾作霖没有站起来，言词却更为激烈：
“我认为不是叫苦，而是失败主义，对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不是认真还是不认真的问题，而是抗拒的问题，反对的问题。这种严重性是绝不能忽视的！”
王稼祥痛苦地沉着脸，他深知这种步步升温、层层加码的作法，已是司空见惯，谁拎得高，谁最正确、最积极、最忠诚、最坚决、最革命，谁降温，谁就是跟错误站在一起。这时，如果有人给前方委员们戴顶反党反国际的帽子，恐怕也无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但是，在这种时候，人人都被迫表态，既没有发言的自由，也没有不发言的自由。因为不表态拥护，就意味着反对。王稼祥只能避开实质性的问题：
“慢慢说，慢慢说，激动反而不容易解决问题！”
洛甫于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讲过这种心态，他写道：“他(指博古)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成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反‘左’，常常是胆怯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
在宁都会议上，有多少人抱有这种心态在发言？
“这是严肃的斗争，”凯丰立即打断了王稼祥，“温情主义就是调和主义，对错误的东西，残酷和无情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爱憎分明嘛！”顾作霖立即跟上，“这不是态度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王稼祥同志根本就没有跟毛泽东划清界限。这是很危险的！”
“我看，会议要开好，首先要端正态度。态度不正，怎么能清算错误？”
“对，先打态度！”又有人更为疾言厉色向上加码，“这是原则问题党性问题。”
会议出现了沉默。
人人都在思考对会议应持的立场。这里不是袒露心胸的地方，却又是展示品格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奖有罚，既有可能因一句公道话被打翻在地，也有可能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
激烈的战斗者们仿佛要把那些假革命一眼看穿似的，用气势汹汹充满敌意的目光寻视着会场。
陈毅看到这种局面，身体前倾，嘴唇哆索着，在忧伤的目光里，隐含着无限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敞开内心实事求是。稍有抗拒，必须遭到加倍反击，他不理解，对自己的同志，怎么能提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他观察着周恩来，看他怎样应付这种局面：
周恩来对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强烈的过火的指控和无理而又自信的态度，很是愤慨。这些人并不了解前方的战争实际，而且他们也不想了解实际，只顾一味地贯彻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们只对上负责，他们的耳朵只听上面的命令却不听真理的呼声。这是一种隐藏极深的变相的自私。
周恩来面对所有后方的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以难言的苦衷说：
“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大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却扭住不放，他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根本事实，你们就是不想听！”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你们总让人把话说完嘛。”
“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项英严厉地说，“这里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作法。”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好像把它忘了似的，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反驳说：
“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忍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即使因此获得不执行命令的罪名，也不能拿着战士的无谓牺牲去机械地执行！比如……”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
“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的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这些指责，出发点都是放在假设的臆想的基础上，简直不可理喻，一种极端政策的推行，可以造成许多人的畸形心理。就象一辆从陡坡上向下滚动的车，它冲决一切障碍，以加速度的冲力向下滑行。先要你打下一两个中心城市，再让你争取一省数省胜利，再让你把胜利旗帜插遍全国，……再让你几十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挟五洲，揽全球。梦魔似的狂热，梦呓似的谵语，直到撞崖落谷车裂轮飞。噩梦始醒。
那时共产国际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威望可以造成盲从。
威望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把你引向光明的峰巅。
威望是个坏东西，它可以把你引向黑暗的深渊。
周恩来深深知道，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主要是毛泽东和他本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判。他还不太相信(尽管他隐隐意识到了)以他的拒不执行指示为借口，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这种可能性，在他心上投下难以言喻的阴影。他要尽最大努力，不使这种局面出现。这时，他看了毛泽东一眼，只见他脸色蜡黄，两腮微抖，反映出内心深处被强抑着的感情风暴。
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
“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却固执地认为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因而也就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这种印象，来自项英的历史优越感。
他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跟第三国际向无直接联系，几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第三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
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并不虔诚；你看毛泽东的书箱里是什么书吧，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使他最为惊讶的是，毛泽东竟然从当地一个老学究那里借来了一本《周易》，后来，他打听到这是一种测字算命的书。毛泽东在几次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而他项英自己却抱着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国家与革命》反复苦读。
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毫无信心，对夺取中心城市更是不赞成，这种同志在军事领导岗位上，国际路线是很难贯彻的。
项英对周恩来的调和主义，深感不快，他必须抓住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
“不！我不同意。”周恩来一改往常的冷静，炯炯目光直视着项英，大声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后方中央局的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而我们不做准备，就不可能有效地粉碎敌人，这一点，后方的同志应该给以充分的估量。我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的过分批评。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前方的同志是尽一切可能进行战斗！”
“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并不存在过分的问题！”凯丰立即激烈地反驳，“而是过分温情姑息的问题。”
“对红军力量估计不足，过分夸大困难，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问题！”
项英怒气冲冲，寻视着会场，似有无尽怨怒要向外发泄。
“应该平心静气地谈清问题，过分激动并不利于问题的澄清与解决。“王稼祥又重申自己的意见，尽量说得缓和，但是项英感到了某种屈辱。他认为王稼祥这个吃洋面包长大的“苏俄派”应该支持他才对。
会议室里又笼罩着令人难堪的沉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项英身上，集中在他难以捉摸的性格上。有这种性格的人，会满腔热情地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何任务，表现出特有的认真负责和魄力。但有时又会固执地坚持一种明明不合实际的教条，决不承认新发现的真理。容易绝对，善走极端。后来陈毅对他的性格作过这样的评语：“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