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中国崛起，下一代拿什么来领跑
微博带给我的感受
我在微博上很活跃，非常积极地阅读各类原创和转发的微博。实话实说，其中有一些的确是有营养的内容，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糟粕。人们尤其喜欢在微博上不断抱怨事情是何等糟糕，希望别人能转发那些他们认为非常有思想、有深度的文字。
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两条微博：一条是有关食品安全的，博文中列举了劣质牛奶、地沟油、染色馒头等食品领域的丑闻。有非常多的人@我，希望我能够转发这些文字，并宣称“人们有权得知真相，希望能够发出更大的声响”。有人甚至将此称为“呐喊”。但问题出来了，朝谁呐喊呢？空气吗？为什么要呐喊呢？为了感觉好受点儿还是让愤怒更多一点儿？另一条微博则是一个男孩子在国旗下的演讲，他将原本按老师要求准备的演讲稿偷偷换成了一篇抨击现阶段中国教育的文章。
从表面上来说，转发这两条微博是向社会传递信息，让更多人知道和抨击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但我没有转发任何一条微博，因为我认为这两条微博透露的问题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我相信大家都已意识到，中国的食品安全和教育体系已经很脆弱。我们需要的真是“呐喊”吗？微博上活跃着一种人，他们随时随地、自以为是地为社会把脉，然后“指点江山”，一大批愤青出来了，他们所做的就是生气、抱怨、攻击甚至摧毁。但这样做除了徒增烦恼，给社会制造出更为紧张的气氛之外，别无益处。
也许我被母校MIT的文化影响太深，MIT的口号就是“脑和手”。单纯的思考和无休止的理论对于改变现状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只会让人在几乎没有变化的现状面前变得越来越绝望。对我来说，除非我准备着手解决问题，否则在此之前我不会只在口头上讨论相关问题。
如今的微博上，有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思考”。这样看来，我们的表现是，思考重于一切，却不预备将思考转变成行动力。很久很久以前，我向教堂牧师抱怨教堂的运营模式。他问我，除了抱怨，你有没有什么对策来解决问题，因为你也是教堂的一员，也是这种问题的来源之一；如果你只是在一旁喋喋不休，期待他人来解决的话，一点益处都没有。一语点醒梦中人！
我希望在外留学或即将出国留学的中国孩子，不要把“逃避国内教育制度”作为出国的理由。作为国家未来主人翁的你们应当致力于解决那些力所能及的问题，而对于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要学会适度放手。
立与破，孰重孰轻
如果你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你会知道拆毁一栋房子，只需要几天时间，但是要盖一栋新房子却要花费至少几个月的时间，而且盖一栋坚固持久的建筑比推倒已经岌岌可危的房子难多了。在今天的中国，看到某些事物被推翻时，人们的眼中总是发出兴奋的目光，但是却很少有人对创造全新的、伟大的东西感兴趣。在这里我想问年轻的一代、未来的栋梁：你们想为下一代创造出什么呢？比如创建一个企业、建造一栋建筑物、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科学发明、解决某些能源或资源危机、创造新的教育模式、克服某种疾病……还是说，你们只着眼于推倒或享受现有的一切，然后给后来人留下一个烂摊子？
我从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段文字：
军史上的今天：1889年4月20日，德国纳粹党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阿道夫·希特勒出生。希特勒少年时期的经历很不愉快，他中学时期学习成绩非常差，曾两次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均被拒录。他少年时父母双亡，生活窘迫，流浪到维也纳街头，靠卖画为生，同时大量阅读政治书籍，为其后来的经历埋下伏笔。
让人很不安的是，我发现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对世间的美好不再抱有希望、对现状满心愤怒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庞大的社会结构与短缺的教育资源根本无法对个体付出足够的关注、鼓励和培养。这些被长期忽视、缺乏关注的年轻人心中的怨恨与日俱增，怕是终有一天这些年轻人会成为炽热的熔岩，吞噬目光所及的一切，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和毁灭。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我们可以用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释放年轻人心中那如火的热情。年轻人喜欢去寻找值得他们奋斗终生的信念，如此他们才有生存的激情。他们崇尚如同烈士一般牺牲，与志同道合者献身于伟大的信仰。我们从史书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破坏和战争都源自年轻人的浮躁和对捷径的渴望。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是继续满足于过去的辉煌而无作为呢，还是乐于充当愤青的角色，以牺牲无辜为代价摧毁一切，再让后世花精力去重建？或者，我们未来的中流砥柱立志着眼于未来，制定出一些有价值的、伟大的、能流传后世的英明决策？
中国将领跑世界吗
中国目前有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移民国外。这些人中有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亲人移居海外的官员，有将资产转移海外的民企老板，还有那些在海外求学期望能够长期定居的年轻孩子们。人们是因为看到了危机，准备逃离自己的国家了吗？
在逃离这个“你认为很糟”的国家之前，你了解发生在华尔街的美国次贷危机吗？美国人忙着从银行贷款买那些他们根本就负担不起的大房子，银行为了一己私利不断给申请者办理高风险贷款；美国人为了让生活更悠闲，将产品生产外包给那些人工成本低廉的国家……这些画面很和谐，是吗？但当申请者最终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房地产泡沫破裂，整个金融市场崩溃，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只得强行入市，拯救那些奄奄一息的银行。中国的领导者们为了维持中国的GDP增长，也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增加自身的外汇储备，再度提高美国国内的购买力。如果想了解更多，我建议去看看电影《监守自盗》。由此看出，中国崛起不再是异想天开，而成了一个可预见的事实。但中国的这次崛起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那些在大工厂里挥洒汗水的工人们。
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惨痛的社会新闻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如在富士康这样的巨型工厂里，层出不穷地曝出自杀事件。这件事的意义可不单是占据了报纸上的一个小版面而已，它提醒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类事件意味着中国低人工成本、无技术含量的生产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同于自己的父辈，新一代的工人并不满足于找一份填饱肚子的工作，他们也不再满足于站在流水线上枯燥地重复组装电路板的工作。在进入社会前，他们努力学习，以期能收获一个美好的人生，当一切幻想都破灭后，有的人承受不了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于是选择了跳楼自杀。
因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保护，“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最小，于是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工人不再愿意以低工资工作，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极可能没有能力偿还债务，而在美国身后，还有许许多多试图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如何掌控这一情况？中国又拿什么来跟他国竞争，并引领整个世界呢？
中国目前的确存在危机。“危机”这个词很有趣。有些人会将其视为“危险”，但有些人也会将其解读为“机会”。其实从历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机会往往伴随着危险而来。你知道“股神”巴菲特的致富秘密吗？当每个人都忙不迭地为了减少损失而抛售手中的股票时，他反其道而行之，以相当实惠的价格购入大量的低价股票。因为公司总是有固定价值的，但在抛售的高峰期，价值肯定被低估，而他看准时机出手买入，随后继续帮助那些公司获得长远的发展，如此一来，他的财富将大幅增长。
所以，我想问问年轻的留学生们：有没有人打算出国后再回国？有没有人打算要坚守这个国家，与之共进退？
如何领跑世界
当你已经摩拳擦掌想要领跑这个世界时，你做好准备了吗？
1990年，哈佛大学的教授约瑟夫·S.奈曾经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软实力”一词。他认为，当希望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不能靠使用武力威胁他人来达到目的，而是要运用自身的影响力，或者又称“软实力”，让他人心甘情愿地听从指挥。
我们模拟两个情景：第一个是，有人硬性规定让你阅读我撰写的《佩蓉谈商务礼仪》；第二个是，你要准备一场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当你向自己信任的教授寻求帮助时，他向你推荐了这本书。在这两种情况下，哪一次获得的阅读体验更快乐呢？答案显而易见，是后者。
软实力永远比硬实力要得人心。那么，个人如何培养这种软实力呢？我认真研读了约瑟夫·S.奈教授的书，非常乐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点我对软实力的总结。
激情
激情是什么？它让你心甘情愿从事一些无报酬的事情。但最后，你会发现这些前期无报酬的事在给你带来快乐的同时，还会带来很可观的经济回报。如何保持激情？激情是可以传染的，就跟细菌一样，要得到它，你就必须跟那些“感染者”多在一起。把自己禁锢在书本里面，就等同于把认识新世界的机会拱手相让。多走出门，跟他人一起做一些感兴趣的事情。不论你的学习有多紧张，一定要留一些空余时间和精力找寻能让自己充满激情的事情。不要局限于只是兴趣，必须要有激情，只有这样，你才能维持长时间的喜爱，而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领导力
“领导力”听起来很大很空。但是，所有对外的领导力均来源于对自我的领导。如果你不能静下心来为更高更远的目标奋斗的话，那领导下属突破困境又从何谈起？有史以来，伟大的领导者都能为了达到更高的目标而放弃一己私欲。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他在监狱里待了27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牢房里度过了，但是当他出狱后，他以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总统大选，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那些将他诬陷入狱的人伸出友谊之手。当时南非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危机当中，国家大局远比个人恩怨更重要。曼德拉成功地领导了自我，因此，他才能成功地领导南非高速发展。如今南非繁荣富强的景象也与周边的其他非洲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得不说，曼德拉厥功甚伟。
创造力
中国并不缺少创造力，缺乏的是正确引导这种创造力的渠道和滋养创造力的土壤。就如消费者和问题解决者的区别。消费者在遇到产品有问题时，第一反应就是投诉，随后只要商场愿意赔偿就万事大吉，但是产品生产者必须卷起衣袖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问题誓不罢休；消费者只需要空谈问题，问题解决者则是富有创造力的实干家。我为深圳中学的发明队做指导时，在他们准备为盲人进行小发明时，我建议他们将自己的眼睛蒙上一两天，亲身体会一下黑暗生活，看看盲人在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想要获得创造力，就得深入情境、深入问题。久而久之，才能看到隐藏的机会。这样你的触角会比常人灵敏很多，创造力自然也更胜一筹。
冒险
危机时刻其实就是冒险的最好时机，危机在带来失败的同时，也能带来更多机遇。失败其实并不可怕，应付各种逆境正是增强能力的最好时机。是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安定之壳里呢，还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成长，信心百倍地选择冒险？你们年轻，输得起。
自我认识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生下来就被不断告知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社会和他人为我们设置了太多条条框框，我们如果再缺乏自我认识，这样提线木偶似的人生还有什么趣味呢？“自我认识”是从不断的自问中得来的。问问自己：我的独特个性是什么？我喜欢与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最能撼动我的内心？有什么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经历了哪些好与不好？我所成长的城市及家庭环境是怎样的？我所处时代的历史是怎样的？我在大环境下的梦想和心声是什么？你自我审视得越多，经历的事情越多，你对自我的认识也就越深刻。自我认识越早，你就越懂得保护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社会责任
现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申请大学也好，找工作也好，几乎都要求你有一些志愿者经历，以此来展示你的社会责任感。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蒙混过关，还是真心实意自愿帮助他人呢？相信我，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我建议从年轻时，就开始将“志愿者活动”当成你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日子一久，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质就深入到你的骨子里去了。
融入团体
网络上曾有这样一句流行语：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对很多人来说，帮助他人或是对手，会被旁人视为愚蠢的行为。但今天，很多的发明创新都出自团队之手，一人单打独斗已经行不通了。团队协作能将个体优势发挥到极致，并能很好地弥补各自的缺点。那些不断强调个人能力，因为害怕失去便拒绝与他人分享的人，永远战胜不了团队协作的智慧。
品德
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均曾说：“没有人不能做事，没有人才不能做大事，没有人品大事小事都坏事。”我们的社会从来都不缺有才华的人，但这个社会永远需要更多有个性、廉正、将他人幸福视为人生目标的人。地球上，每个人的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就像蝴蝶效应，你以为是一件小事，也许就能给别人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做任何决定之前，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这样做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最后的结果将会怎样？
建议大家看看成龙主演的电影《功夫梦》。在这部电影里，主人公被要求不断重复那些看上去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功夫动作，枯燥无味，师父也没有解释说为何要这样。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畅销书《异类》中提到，科研人员发现，一个人要成为任何领域的大师，其练习时间都必须在一万小时以上，即使是像莫扎特那样的神童也不例外，这也就是著名的“一万小时理论”。
军事训练营也有着同样的规则。作为身处校园的学子，你就像处于军事训练营一样。那些枯燥无味的练习题和难以招架的大小考试，正是帮助你向上攀登的阶梯。有了这个硬底子，你才能来谈软实力，那时候才能无招胜有招，不需付诸武力，别人也会称你为“思想领袖”。
电影《蜘蛛侠》中有一句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毋庸置疑，当成为拥有特权的领袖后，更应该如履薄冰地担负随之而来的责任。
1.2 马太效应及其运用
《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讲述了一个故事：主人在离家之前，召唤他的三个仆人，分别给他们一千、两千、五千两银子，吩咐他们各自支配。当主人回家时，得到五千两银子本金的仆人回报给主人五千两银子的盈利，主人赞赏了他的善良和忠诚；得到两千两银子的仆人也赚了两千两银子，主人给予了他同样的赞美；而得到一千两银子的仆人因为害怕失败而选择把银子埋在地里，主人责备了他的邪恶和懒惰。《圣经》的这个故事是要人明白：每个人被赋予多高的天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如何利用他的天赋，而其所作所为将会得到怎样的评价也基于此。忠诚便是善，懒惰等同于邪恶。故事中的主人并没有夸奖赚钱的仆人有多聪明，因为智商高低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主人看中并赞扬的是仆人的品格，因为这是个人可以在后天获得的。在故事的最后，那个被主人评价为邪恶的仆人的一千两银子被主人收回，奖赏给了得到五千两银子的那个仆人。
社会学家罗伯特·K.莫顿在1968年根据这个故事提出了“马太效应”这个概念。他认为，从名利与声望角度而言，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社会现象，那就是“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后来，人们将“马太效应”概念运用到了风险投资（产品创新）、经济（财富）以及教育（学习能力）等领域，用来表示“贫富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关于这些概念，可以从维基百科上得到更详细的阐述。但是我认为，那些运用此概念的人们误解了说故事的人——耶稣的意图。
耶稣是用这个故事来解释潜在动机的重要性。约翰·奥伯格在其著作《行在水面上》的第2章“不愿踏出船身的成长代价”中，为这个故事做出了解释：
在这个比喻里，有两个变因。第一，恩赐的多寡不同。一个得到五千，另一个两千，第三个一千。从这些细节里，我认为耶稣只是纯粹地反映出我们实际经历的生活。有些人的恩赐，受到万众瞩目，为世人羡慕；有些人的恩赐则沉寂无声，毫不起眼。
除此之外，关键的变因在于每个仆人如何管理运用所领受的恩赐。故事设置了三个仆人的角色，耶稣希望我们清清楚楚地明白，关键不在于外在恩赐的大小。即使第一个仆人得到的恩赐远比第二个仆人多，但是主人对待他们的态度与说话的内容并无两样。我们领受的是五千、两千，还是一千，并不重要。
我们无须拿自己的恩赐与其他人比较。比较的话，如果自己拥有更多，会带来骄傲与优越感；如果拥有得少，便觉得悲惨痛苦，甚至会轻视上帝赏赐给我们的珍宝，把它埋藏起来。
你是否曾经拿自己的天赋和他人盲目相比——比如外表、聪明才智、人际关系、成就、精力或是天生的气质？
对于自己蒙受的恩赐，我们需要辨识、耕耘、投资、珍惜，并且乐在其中。恩赐的上帝很有智慧，他在创造每个人时，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的存在，他满心欢喜。你我实践人生使命的一切所需，他都已经赐给我们。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为什么没有管理好别人的生活，或是否投资于别人的恩赐。他不会问：就你所没有拥有的，你做了什么？他会问：就你所拥有的，你做了什么？对于上帝给予你的恩赐，和他人“比较”不足以成为你浪费恩赐的借口。
当算账的主人来到第三个仆人面前，仆人自圆其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才把你的一千两银子埋藏在地里。”害怕导致人们将上帝赐给他们的珍宝埋藏起来。害怕不足以成为你浪费恩赐的借口……
这是个有关潜力未被发挥、恩赐原封不动的悲剧。另外，我们大多数人踏出船身的最大阻碍，是安逸舒适。安逸舒适常会阻碍我们成长。
资源分配的多寡不是问题，心态是否丰盈才是关键。因此，不去使用我们的天赋的理由包括攀比、恐惧和舒适。对于那些手握丰富资源的人来说，获得成功的最大阻碍来自于他们想囤积资源，不愿意与他人共享；对于怀着难民心态的人来说，内心的恐惧是他们的最大挑战。
社会该如何平衡马太效应带来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在教育领域，发生过这样的真实故事。
俞久平教授是我在MIT读书时的朋友兼导师。他16岁进入MIT，一路绿灯高歌猛进地获取了博士学位，成为海洋工程学院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在我离开MIT不久，他高升为MIT海洋工程学院的教务长。当时，“将网上教材变为利润”这一观点正甚嚣尘上。作为世界顶尖的学校和科技学院，MIT义不容辞地站在了这一领域的前沿，研讨如何让全世界有需要的学生接触到MIT的优秀课程资源。俞教授却坚定不移地认为：知识应该是免费的，那些有幸发现这些知识的人，不应该用它们谋求私利，而是应该在发现的同时就与他人免费共享，这样人类才能够携手创造更好的明天。
经过一轮轮的辩论，名校公开课OCW（www.ocw.mit.edu）正式诞生了。MIT是该领域的先行者，率先打破了以往象牙塔内的知识不往外传的传统。在2002年，MIT将本校部分受欢迎的经典课程视频上传网络供人免费学习。10年来，MIT超过2100门课程都已被传上网络。一个更让人激动的消息是这些课程被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中也包括中文。美国多所高校，如哈佛、斯坦福、耶鲁等也纷纷效仿，将本校最著名和最受欢迎教授的课程公布于网络。随后出现的TED（科技、娱乐、设计）讲座，将商业、科技和艺术领域的学者集聚一堂，大家畅所欲言分享知识、见解，这些视频也在网上免费发布，供有心人学习。在中国，“网易公开课”便提供TED讲座的免费视频。
2005年，获得三个MIT文凭、一个哈佛文凭的博士萨尔曼·可汗受公开课的启发，通过知名视频网站为全世界提供免费教育视频。至今，他挂在网络上的课程已超过3000个主题，全部免费，主题涵盖了从学前教育的简单加减法到大学经济财务课程。2011年10月份，MIT和哈佛大学宣布合作一个edX项目，为网上教育的学院提供认证。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很快也加入了这个阵营，斯坦福大学和另外15所顶尖高校则成立了coursera.org（世界名校优秀课程在线分享网站）。这样一来，象牙塔的门就不再是一个小门缝加高门槛，而是大门开敞。
回母校参加毕业25周年聚会时，我原本计划在俞久平教授的办公室停留10分钟，和他打声招呼，但最后这10分钟的交谈延长了3个半小时。他问我现在做些什么，我回答说，我是MIT在中国的首席面试官，我的血脉里仍然深深烙着MIT的印记。他接口说：“好吧，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他毫无表情的脸显示出他对这种职位完全没有兴趣。直到我开始跟他分享我给别人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以及遇到的那些温暖的人和温馨的小故事时，他的身子才开始向前倾，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俞教授说他羡慕我们夫妻能遵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举家定居北京，而他却只能待在后方，觉得挺愧疚，他说自己“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实验，完成一些日常任务”。我暗暗吞了吞口水，这样的他实在谦逊得让人难以置信。难道他不知道，他一手推动的OCW影响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莘莘学子，满足了无数求知者日益增长的求知欲吗？但他看上去对此事并不想说太多，而是说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历史人物之一——特蕾莎。她并不是著名的特蕾莎修女，而是“小特蕾莎”。他仰慕她的人生哲学：有些人是上帝花园中的巨型橡树，但是她为自己是一朵为花园添彩的小花而感到幸福和满足。俞教授说自己人生的抱负就是成为上帝花园中的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为别人的生活增添一些欢乐和色彩。
我那天带着欢欣离开他的办公室。他这朵“小花”不但为MIT的人增添了颜色和幸福，更为世界上所有渴望通过互联网满足求知欲的人增光添彩。我也希望能在北京的某个角落，做一朵称职的、为他人带来幸福的小花。
现在，任何一个渴望获取知识的人，只要有一台联网世界的电脑，便能足不出户如愿以偿。在这个高新知识能自由获取的时代，马太效应正在被推翻。在这个尊崇设计与创新的时代，我们该用什么领跑世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当一朵小花为他人带来或多或少的积极影响，这个世界一定能够日益美好起来。
1.3 中国式教育的恐惧与焦虑
“虎妈”所引发的争论
“虎妈”蔡美儿就其如何培养孩子的作品问世后，全世界媒体纷纷聚焦她的“中国式教育方法”。她的“成功”在中国也一石激起千层浪，类似“虎妈”的父母也陆续出现。
全球化使太平洋两岸各有所长的教育理论与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切关注。对中国父母而言，即便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对其依旧有着强烈的控制欲；与之不同的是，美国父母更期望孩子们能基于自己的兴趣去独立探索和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听命于父母。他们希望孩子在长大成人后，不但能独立生活，更能独立生存，完成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断奶。中国父母相当看重学业成绩，把分数看得高于一切；美国父母强调在教育中培养孩子的兴趣，孩子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始终被摆在首位。
受君主制和教会影响的西方高等教育
要想真正了解西方教育体系以及现在日益兴起的“中式家庭教育”，我们必须全面审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起源，了解这种起源对中西方教育和文化根基形成的意义。目前，很多中国家长衡量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是：他们的孩子毕业的大学牌子是否响亮。
西方大学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让怀有不同目标的人都能获得知识。高校的建立与君主立宪制以及教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词根学的角度去分析“university”这个词会发现，该词是由unity和diversity合成的，就是说各类群体都能在这里追求知识和真理。下面列举一些世界知名高校的校训，从中能看出宗教基础在西方高校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牛津大学（建立于1096年）：上主是我的亮光（出自《圣经·诗篇》第27篇）
剑桥大学（建立于1209年）：此地乃启蒙之所和智识之源
哈佛大学（建立于1636年）：真理
耶鲁大学（建立于1701年）：光明和真理
布朗大学（建立于1764年）：我们相信上帝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于1740年）：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
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于1746年）：她因上帝的力量而繁荣
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于1754年）：在上帝的神灵中我们寻求知识
达特茅斯学院（建立于1769年）：广漠大地上（对知识）的呼唤（出自《圣经·以赛亚书》）
由上可见，西方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对创造物和造物主更好地了解，对知识和真理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启迪思维。
从科举制到受西方影响的中国高等教育
在中国古代，富裕的家庭会为孩子聘请私塾先生传道授业解惑，家境贫困的孩子只能依靠自学。中国的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学子有机会加官晋爵。不言而喻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榜之人的整个家族也能随之食官俸、享皇禄，彻底改变命运。著名元曲《琵琶记》中的诗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形象贴切地描述了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情形。那时的教育被赋予了太多沉重且现实的意味，而不是单纯地追寻真理与获取知识。考试能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是闻达于朝堂，还是劳作于荒原；是遍享荣华，还是终生被奴役。而当一名贫寒学子通过科举飞黄腾达后，他也有义务去帮助家族成员摆脱农业社会里的田间劳作。因为，如果没有整个家族的鼎力帮助，他如何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换句话说，他是整个家族下的赌注，赢来的是一个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机会。
现代的部分中国大学和医学体系是西方传教士在晚清时建立的，其中大部分传教士都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顶尖高校。因为他们并不曾接受过系统的神学院训练，这批传教士也被称之为“学生志愿者”。来自美国的两万多名志愿者，有超过三分之一来到中国从事他们最为擅长的行业：建立学校和医院。在这群志愿者中，“剑桥七杰”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放弃了在英国的似锦前程，扬帆远航来到了中国，此举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引发一片哗然。
国内一些大学同西方教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由当时的清政府建立的，担任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清华大学的创立与一群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息息相关。极不平等的《辛丑条约》签订后，这群传教士专门返回华盛顿去美国国会游说，终于从清朝政府向美国赔偿的3000万美元中，争取到部分款项建立了清华大学，作为对被搜刮的中国人民的补偿。这笔建校经费由长老会进行统一管理，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便是耶鲁大学毕业生，他同时也在中国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同样，复旦大学（从字面理解，复旦即“日复一日天堂破晓”）创办者马相伯也是中国第一位耶稣会牧师。可以说，很多中国顶尖大学的创办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人对高等教育焦虑的根源
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对教育的不同期望，中美对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中国，对有的高中生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学生来说，高考中的10分可以决定他是继续过着和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还是成为未来在都市写字楼里工作的白领。因而，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教育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救赎”的色彩——受教育是摆脱艰辛生活的唯一出路，父母后半生吃苦是不重视子女教育而遭受的报应。在很多中国父母的眼中，孩子的学习成绩是对其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最直接反馈。在这种潜意识的驱动下，父母就不可避免被笼罩在恐惧和焦虑之中：对失败的恐惧，对自己是否是合格父母的焦虑。这种恐惧和焦虑就如同“莫比乌斯怪圈”一般永无止境。
两国人在教育心态上的差异，主要根源于资源分配的不同。在美国，地广人稀，机遇众多。教育的最大意义在于尽量发挥造物主赋予每个人的潜能与天赋来服务、充实社会。而在中国，人才济济，机遇难求，金字塔尖1%的人掌握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个人或父母的身份和地位是决定社会资源分配的基石。教育系统像是一个漏斗，追求的不是人人受教育的权利，而是为这个社会筛分等级，筛分的工具是冷冰冰的考试分数线。对于广大出身于金字塔基层的中国学子而言，分数的确决定命运。同样，社会也倾向于以考试成绩这种外在尺码来评价一个人，而忽略每个人独特的魅力与内在价值。如此一来，中国父母对教育的恐惧与焦虑就可以理解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足。然而，许多人的心态依旧停留在过去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总是感觉危机重重，在家庭教育中也是如此，他们的心态并没有随着生活的富足而丰盈起来。更为火上浇油的是中国执行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他们自然成为每个家庭的中心，一旦孩子从升学考试中败下阵来，整个家庭都感觉颜面大失。
战胜焦虑的法宝
作为一个成长在华人家庭，后来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我觉得自己是两种教育风格的受益者，我的孩子们也是。中国父母从骨子里认为，只有那些经过不懈追求得来的东西才值得被珍视，无论是达成某个目标还是习得某项技能。他们同样也知道勤能补拙。中国父母需要克服自身的恐惧与焦虑，让自己更有耐心，心态更加丰盈。美国父母也并不是完美的，他们在保护孩子的创造力和好奇心时，需要激励孩子克服反复练习的枯燥与厌倦，坚持学习。
通过思考中美家庭教育的种种现象，低下头审视作为父母的隐蔽、复杂的内心：为何我们如此迫切期望孩子获得成功？当我们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敢于正视自己内心中关于“怎样做才是好父母”的恐惧与焦虑时，我们就能摒弃外在的影响，最终将“孩子的兴趣爱好”作为家庭教育的宗旨。那时，我们就能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定基础。
1.4 亚裔学生学业成功背后的代价
随着“虎妈”蔡美儿的《虎妈战歌》在美国出版，她的中国式教育以其“强度”和“成就巨大”引发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注，中西方教育方式的差异又一次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表面看来，谁不想培养出一个14岁就能实现母亲的梦想——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的孩子？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是谁的梦想？这又是谁的人生？
我们做父母的都曾有过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结果如何，机会只有一次，我们已经用掉了。而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他们是如此弱小，又是如此信任我们，需要我们用极大的爱意和耐心教会他们了解自己的梦想何在。
心理学家认为，感觉自己可爱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核心。对于毫无经验的儿童而言，那种看重表现的、有条件的爱，不但毒害他们的心灵，还不断吸吮他们生命的活力。那些个性强的孩子会极力反抗，而那些天性顺从的孩子只能按下心中的不快，去满足父母和他人的期望，实现他人代为设计的人生。于是，他们变得郁郁寡欢或感到迷失，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和生命的意义，他们永远都会感到自己做得不够完美。
尽管如此，更多的孩子却是默默地忍受着。他们不敢说出自己的感受，因为那样做就好像冒犯了自己的父母，背叛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的付出。这些孩子外表看来是如此成功，而内心深处却可能早已心灰意冷，抑郁和自杀的念头常常折磨着他们。
基于对成功的不同理解和定义，有些人会认为获得美国常青藤联盟大学的学位、获得高收入的工作或者显赫的身份就是成功；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获得个人的幸福感、满足感、有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精神健康、社会关系良好才算作成功。
苏珊·宋是“亚裔美国人社会参与促进会”（Asian American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的医学主任和青少年心理医师，她曾分别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以及加州大学儿童心理创伤研究所。她指出，尽管“虎妈”的观念——通过在某些事情上的卓越表现而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是正确的，然而通过情感虐待和刻薄的言语，只能背离她的初衷。一个在经常受到情感伤害的环境里长大的儿童，成人后很可能会出现人格障碍。据苏珊·宋透露，她在诊所里曾接待过许多亚裔青少年，其中一些孩子在学业上非常出色，却存在着自杀倾向。一些研究显示，许多亚裔青少年都特别容易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他们成绩优秀，还不断地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班，但在发展自我认知和自尊时常常陷入困境。在考虑可能的未来时，他们思路僵化——要么成为一个出身于哈佛的律师，要么失败落魄地奔赴“黄泉”。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往往病态地抵制外人（非家庭成员）给予的帮助，他们的父母不让孩子去看专业的心理医师，想将所有的问题都保持在家庭范围内。
许多研究还显示，尽管取得了高水平的学业成绩，亚裔美国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却很糟糕。父母对学业成绩的过分关注会造成年轻人的抑郁和焦虑，父母对情绪健康的漠不关心，也显著地与他们孩子的抑郁相关联。这里再提供一些亚裔美国人的自杀数据：
15～24岁的亚裔美国女性是所有种族中自杀率最高的。
据报道，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间，美国康奈尔大学共有21个学生自杀，其中亚裔美国学生13人，其比例高达61.9%。
1964年至2000年，MIT是亚裔学生比例较高的大学，其本科生的自杀人数是同期美国校园平均自杀人数的3倍，比例是每10万人21.2人对每10万人7.5人，此期间美国的平均自杀比例是每10万人11.7人。
苏珊·宋指出，许多人认为亚洲人是安静而努力地工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心理疾患。大量的青年人承受着严重的抑郁和自杀念头的折磨，他们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没有能力处理好生活的压力、现实问题或者人际关系，而这些都直接与他们的父母以学业成功作为爱他们的前提条件有关。父母只有帮助孩子培养自我认知的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帮他们建立起坚韧的品格，并以此作为追求学业和事业成功的基础，才能使孩子成长为一个在人生与事业上都获得成功的成年人，而这一切与人种无关。
2011年1月20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安妮·墨菲·保罗（Annie Murphy Paul）的文章，她引用了哈沃德（B.Howard）在《一个软弱的民族》（A Nation Of Wimps）一书中的观点，以支持“虎妈”的育儿方式。她认为，这种教养方式有助于增进孩子的自我掌控体验，从而培养自信、乐观、果断等健康的心理素质。
可是，书中所说的“自我掌控的体验”与“虎妈”所倡导的方法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自我掌控的体验应该源于孩子自己，而非他们的父母。当丝毫不给孩子空间让其去做选择时，孩子不可能有自我掌控的体验。孩子需要学会自己进行选择，无论他们是选择克服心中的恐惧迎接挑战，还是选择接受失败并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只有这些选择是他们自己做出的，才能真正产生自信和自我掌控的感觉。当他们只会俯首帖耳、听命他人时，所能感受到的往往是无望和失落。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过程去寻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渴望与动机，并把这些内化为人格的力量。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却是必需的，而“虎妈”恰于此处抄了近道。
玛德琳·莱文曾在其令人信服的著作《特权的代价》一书中，讨论了自我的概念，以及为什么自我对于一个成人的健康发展是如此重要。她在书中指出：
孩子需要逐渐变得独立，有能力调动自己内在的力量作为前进的动力。发展良好的自我感觉对一个人至关重要，因为当不可避免地缺少外界支持时，自我感觉不仅是让心灵宁静的港湾，而且是指引人生道路的内在罗盘。生活从不完美，但健康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让生活变得有趣、美满和可以管理。在鼓励孩子完成从依赖成人到依靠自己的转变时，如果家长态度犹豫，孩子的自我发展往往会陷入困境。干预自我感觉的发展过程是危险的，父母对学业成绩的过分追求，会挤压孩子内心对寻求自我管理的努力。当成年人逼迫孩子成为一个擅长于社交、精于竞争、注重表现的完美“自我”时，孩子很难成为一个充满自信感的人。这种逼迫可能会鞭策一些孩子达到更高的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令大多数孩子依赖成性、情绪压抑、感到自己是残缺不全的。
玛德琳·莱文强调指出，父母常常逼迫孩子表现卓越，但他们却恰恰忽视了培养杰出孩子的过程。“杰出”并不等同于学业成绩优秀、获得各种奖杯、地位尊贵或者受到他人的认同，尽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它们本身与一个人的心理是否健康没有关系。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看，杰出的孩子是那些自信、博爱、正直以及富于创造性的孩子。理解了什么是健康的自我感觉，意味着我们愿意通过表面现象，用多种尺度来评价孩子是否取得了进步——他们是否感到有力量；他们是否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感觉；他们能否与他人建立持久、深挚的友谊；他们是否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他们是否珍惜和接纳自己；他们是否知道如何照顾自己……这些至关重要的品质是孩子们健康成长所必需的。
玛德琳·莱文还指出，“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的成长相当重要。自我效能感不同于自尊，是指相信自己能够对周边的世界产生影响。当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很高时，他会发现很容易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从而产生一种个人的控制感。孩子越是明显感到可以有效地实施控制，他便越能有效率地采取行动，而父母的焦虑心情、过分保护、过分关心、过分干预都会导致孩子自我效能感和自治能力的丧失。
自我效能感在孩子青春期时变得极其重要，因为这时的孩子开始面对许多成年人的问题，比如友谊、恋爱、志趣、独立等。青春期少年日益需要在健康的或者有害的行为活动中做出选择，能否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儿时所养成的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些感到无法拥有自己生活的孩子，那些情感、思想和行动过多地受到外界干预的孩子，他们都容易受到他人的操控。
专制的父母容易采取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他们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下级，父母发号施令，孩子遵命照办，如此而已。这种方法通常在孩子青春期时导致严重的问题，孩子要么激烈地反抗，要么心理压抑直至崩溃。这样的孩子通常缺乏自尊感和社交技巧，并且患抑郁症的风险很高。
克里斯蒂娜·卢对于“虎妈”蔡美儿中国式育儿方式的评价，得到了最为热烈的回应，她的故事为那些用专制方式教育孩子的父母敲响了警钟。她曾在网络上这样叙述：
我曾嫉妒地宣称，我的大姐“令所有亚裔父母的梦想成真”。她一直成绩优异，五年级时还跳了级。她的SAT考了满分，又是校游泳队的主力，并能弹一手好钢琴，还是学生干部，于是被哈佛大学提早录取（各高校为了争取最优秀的学生们会提早录取部分申请者）。在重返哈佛大学读MBA之前，她在波士顿顾问集团获得了驻香港的职位。她拿着6位数的薪金，同一个博士谈婚论嫁，置办了家产，结了婚……
婚后一个月，她自杀了，年仅30岁。在暗暗忍受了两年抑郁症的折磨后，她给汽车排气口接上塑料管，塞进了车窗，她坐了下来，致命的一氧化碳在车库里弥漫，那是她在旧金山的新家，她死在了那里。下班回家的丈夫发现了她，仪表盘上贴着一张便笺，上面是她的遗言，她道了歉，并说爱每一个人。
对于每一个中国式家教法所创造的奇迹，我们要耐心等待后续章节的展开。当某些专制的父母谈论他们的方法是如何成功时，我们要拭目以待，看这种成功能持续多久。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它将要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树，我们有时并不知道。目前我们的教育风气是，只允许果园里面长苹果树，而且要求园丁们（教师和父母）挑选最高的苹果树，然后淘汰所有不够高的树苗，狠心地把它们砍掉了。最后，大家又开始抱怨：为什么果园里结不出其他水果？
一粒种子是有无限潜能的，但是它的成长需要良好的土壤、阳光、水，还有用心的耕耘和施肥。如果土壤太刚硬，压力太大，园丁再怎么期待也难以让种子发芽结果。目前我们的大环境是“有毒”的——它是一个高压力、低肯定、高批评的环境，是高紧张和高恐惧的环境。作为园丁，教育者需要为这种风气“解毒”，保护好种子，为它保留一块能提供足够营养的土壤。
1.5 教育也应实行开放政策
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不仅全世界的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相伴而来的还有人员、服务、货币和信息的交流。在全球化成为潮流之际，中国恰逢其时地融入了国际世界。
随着信息时代的推进，信息爆炸波及了每一个领域。几十年前我上学的时候，如今的许多行当还不存在，更谈不上为它们做准备了。社会变革的速度在加快，并且毫无减缓的迹象：似乎你刚刚掌握某项技术，新的发展就让它过时了。我初用电脑时的记忆纸带，还有老式录像带如今全无用武之地了。
人们作为消费者，不仅消费商品和服务，如今也消费知识。人们的选择也不再被某个区域或某种特定的语言所局限，他们可以面向全世界，因为信息已在互联网上自由地流动。从词语、公式到图片、录像，所有的一切都能从电脑或手机上获得。知识如今已变成了一种廉价且随处可得的物品。
获取知识和信息曾被视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承担聘请教师的费用。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教育以及知识的获得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MIT这样顶尖的大学，都逐渐将自己的课程放到互联网上，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聆听世界各个领域顶级大师的讲课。互联网能让世界偏远地区的孩子免费学到可汗学院（萨尔曼·可汗在美国建立的免费网络课程，目前正在被翻译成中文）所提供的中学和小学知识。曾经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之门如今门户大开，在日益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全球教育市场中，高等院校在拼命地重塑自我，想方设法吸引优秀的学生。因为谁赢得了这场人才的竞争，谁就将赢得未来的世界。
教育带来的归属感
教育由两个阶段组成：基础教育使人们获得一系列的基础知识，为将来进一步的深造打下基础；高等教育从大学开始，涉及更高的层次，诸如专业基础的学习，为步入专业领域做准备，并形成重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自我认知，建立牢固的友谊。
作为MIT的面试官，我和先生会定期在暑假与那些在MIT留学的中国学生会面，了解他们在那里的学习情况。在一次与从本科开始就在MIT就读的研究生的会面中，我们曾询问他们，觉得自己与那些在国内读完本科之后去MIT就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有何不同。他们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我们，本科阶段是形成核心自我认知的关键期，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紧密的友谊都在这个阶段形成。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在内心已美国化了，而那些毕业于北大、清华的同龄人则保有中国本色。
我自己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每一次与MIT的校友相遇时，我们都有共同的语言、彼此相关的经历和相对一致的价值观。这些都源于我们曾在一个富有传统、充满名人事迹的校园里度过了一段有意义的岁月。例如，MIT有“黑客”传统，而一旦有人提起这个话题，就会引发各式讨论或分析，并评价那些最新的“黑客”方法。MIT还有传统的新生迎接方式，比如在第一次参加物理考试的前夜，高年级学生都会把新生拉到喷头下淋湿。正是这些传统和经验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给了我们归属感和“内部语言”。我知道其他的美国著名大学也有各自的传统和经验。许多功业卓著、令人仰慕的著名校友，他们所开辟的道路激励着后辈校友不断地继往开来。
尽管知识变得商品化了，但是人类的归属感却不能被程式化和商品化，为了满足这一基本的需求，人们必须同世界观相似、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社团。虽然在满足人们归属感方面，家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学校往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需要学生住校的学校。当知识日益变得商品化后，团体（包括学校或者一个学科系甚至更具体的社团等）演变成为特殊的教育者或教育机构，它们作为知识的守护者，引导后来者进入知识的殿堂。
在美国，有一种现象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趋势——品牌的“族化”（Tribalization）。比如，我是一个狂热的“苹果迷”，坚持使用所有苹果公司的产品，并且我为自己成为“苹果族”感到骄傲。“苹果族”中有人从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就开始用苹果的第一代Lisa电脑，其后便一直使用苹果电脑。其他也许还有“百度族”“新浪族”“清华族”等。当我们声称自己是某个族的一员时，我们便认同了那一族的基本价值观和体验，无论是它的审美、做事原则还是其他一个特别“酷”的理念。这些“族”正变得全球化，我们可获得的教育资源也是如此。教育者在谈论他们的学校时，越来越像在谈论某个品牌，如同在谈论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一样。
在面临如此众多的教育形式时，我们如何着手进行选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