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近代小康模式的保守性与被迫现代化（1840－1895）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儒家价值取向有助于维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位于社会顶层及上层人士竭力支持并代表儒家价值取向，并且通过对封建政治体制的微调来吸收社会新产生的因素，修复自己内部“失效”的机制，而不用改变基本的制度框架，并由此在几千年间维系着一个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这当然归于儒家社会模式及其社会发展的理念所具有的适应性，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对外来文明的包容性。18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了由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生产的过渡，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登上历史舞台，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与此同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走上停滞与衰败之路。历代先贤的小康思想内核之中小富知足、怡然自乐的心态，又表现出固守小农经济思维惰性，并以其“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天然抵制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秩序，由此固化了小康思想中的负面成份。鸦片战争之前，统治阶级仍然陶醉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力图挽救中央集权政治稳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由此，古代小康模式自然积淀的历史局限性在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上又内化为一种惰性，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种思维障碍。19世纪中后期，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大清朝野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官员腐败的侵蚀下，迅速走向衰败覆亡的不归之路。正如马克思所说：“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在面临外敌入侵、外来文化影响的挑战之际，清王朝做出的反应是“促进某种有限的并能为自己所控制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往往局限于技术及某些经济、行政领域”（埃森斯塔特，1968）。这种有限反应表明，封建统治阶级不愿也不可能促成更长远的、广泛阶层参与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更不可能促成社会重构的行为，只能促成“有限现代化”。至此中国被卷入现代化的世界大潮，开始被迫地、步履维艰地走上探索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旅程。
第二阶段：传统小康理念的改造与现代化初期探索（1895－1949）
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从产生之初就带有强制性和被动抉择的特征，致使中国最初走向现代化，必然以借鉴外来模式和变革传统制度为途径，不可能表现为内化的本土特色。近代中国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传统小农社会的精神支柱，进而冲击了以宗法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依附其上的价值伦理标准。传统儒家学说，无论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以及制度和社会心理层面，都遭到猛烈的抨击。依附在儒家学说之上的传统小康思想，其所追求道德修养、稳定社会秩序的超然理念，必然与变法图强、追求功利的外来文化发生激烈的冲撞，即便是先贤垂教、社会推崇、凝聚着传统经济、政治和伦理观念的小康理念，也遭致非议。当传统的经世之学在外来强势文化面前变得千疮百孔，不敷应用之时，西方富强之术的格致之学便开始大行其道，最终，“科学与民主”迅速成为一大批知识分子改造传统中国社会主体意识和学术的利器。
但是，作为救亡图存的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急需激发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来获得动力，但是这种动力又必须来源于改造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取向，这无疑是一种矛盾。于是，致力于解放思想、富民强国的新文化运动先贤，只有在新的社会思想土壤上生出系列改造古代小康思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先有洪秀全提出太平天国的“天朝王国”模式；再有自由主义改良派康有为的“大同之世”；后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以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为诉求，创造性地提出“三民主义”的社会治理纲领。中国近代史上这三种进步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各以不同的方式继承并改造了传统小康社会的发展理念，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经济繁荣、百姓富足、政治昌明、社会和谐的美好的渴求与企盼。特别是孙中山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克制资本主义弊端的理念，同样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非常清楚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兴起的必然性。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较强凝聚力的先进思想指导，社会成员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冲突、矛盾不可能达成共识，进而不可能形成广泛民众群体和精英群体的联合。无论是康梁维新派的日本模式，还是孙中山革命派的欧美模式，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价值取向及新问题时，社会群体更多地是通过内部整合将发生冲突和矛盾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变革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必然葬送变革。尽管一些仁人志士在早期为探索现代化进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却没有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无可否认，这是历史转型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探索过程，它为后来中国正确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五四运动”以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力求以马克思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历经几十年间曲折与坎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时理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明的精髓，为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创立了最为重要的制度基础，才使中国走上了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古代小康社会模式以全新的内涵。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几千年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小康社会，并且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社会条件。
第三阶段：小康实现的曲折与激进现代化（1949年－1978年）
新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始终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而社会发展模式及其发展道路的选择，首先要求清醒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其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历经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马克思在1875年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就是后来被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问题在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应当说，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对这些重大问题认识并非完全清楚，相反地，呈现出某种迷茫甚至曲解。我们将社会主义阶段视为一个较短的时期，急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文化大革命”将此理论推向极致。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 事实上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及其重要作用；分配上推行高度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经济发展战略上较长期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尽管建国以后的30年，经过亿万人民的艰苦努力，显著地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但是，人民群众并未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相应的实惠，“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走向极端，积累率居高不下，居民收入停滞不前，导致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居于低层次，消费生活困难程度增大，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固化加剧，城乡存在着数量众多的贫困人口。
现在看得十分清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人民富足安定的小康生活及其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四阶段：初步小康的实现与渐进现代化阶段（1978－2001）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崭新阶段。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小康之家”这一新概念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实现“小康”水平只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利小康，下个世纪用二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显然，邓小平继承中国传统的小康理想，将“小康”融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之中，使用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的概念，并赋予其新时代性质，使之成为表述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定阶段的崭新的历史范畴。在邓小平理论中，第一，“小康社会”是中国建设“文明、富强、民主”的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一个特定范畴，因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基点和基础，这就明晰了“小康社会”的历史定位。为此，必须坚持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特别要防止在发展道路上的急躁与冒进。第二，“小康社会”与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状态直接相联，因而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发展指标构成小康概念的基本内核，为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从温饱到小康，再从小康到富裕的发展目标的“硬道理”。第三，“小康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与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密切联系。小康不是造福少数人的小康，而是造福全体人民的小康，要实现全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为此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形成不了。”第四，“小康社会”是一个科学和教育投入有较多增加、精神文明建设有大变化的发展阶段。为此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将教育放在首位，可见，小康不仅是物质脱贫，也是一个“精神脱贫”的概念。第五，“小康社会”是民主、和谐的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不是小康社会，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坚持兼顾各个地区发展利益，兼顾经济建设与国防需要，兼顾国内与国际等各个方面，营造人民安居乐业、政通人和、心情舒畅、社会稳定祥和的社会局面。
显然，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既是在历史、道德、文化和逻辑上表现与传统小康理想的继承关系，但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它不是根植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的产物，而是一个立足于现代工业时代，面向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发展，以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为目标，富有雄心壮志的崭新概念；它不是贤人与圣王之道，而是与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行为和目标；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价值追求，而是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创造性的体系和目标。总之，当代小康社会既反映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更表现了鲜明的社会现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小康文化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贡献。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成为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指导方略。实施小康社会发展战略，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解决民生为起点，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满足为核心，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基本格局和指导纲领，构建促进经济繁荣、全体人民获得实惠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由此全方位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消费资料和生活服务业，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施，以及城市体制改革的实施，市场供求格局迅速变化，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大幅度增长，国家经济实力不断跃上新台阶，人民生活从温饱快速步入小康，城乡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我们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吸收世界文化小的优秀成果，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社会成员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极大丰富。其结果，我们用了20年时间，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前二步发展战略，中国社会整体跨入了小康，人民的生活总体从“温饱”跨入“小康”。据对小康进程综合评估，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大约有75％的居民初步过上小康生活，大约13％接近小康水乎，大约12％离小康还有较大差距。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衣着和住房得到很大改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祖祖辈辈关于小康生活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中国真正走上了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之路。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对于世界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