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剧以寻求高远豪迈的精神文化家园为旨归，借助西部充满生命力的文化格局，试图建构人类文化的理想范式。例如《东归英雄传》的文化主题之一就是弘扬西部边缘文化，它所弘扬的土尔扈特文化并非以中心文化、正统文化的附属品形式出现，相反，《东归英雄传》的创作者对这种边缘文化怀着特别的敬意，内心对它充满着一种神圣感与使命感。从这里我们可以体悟到西部剧的创作者所一再明示的西部文化的自立自足，也正是对当今不平衡不公正的文化现状的抗拒和自我维护，他们拒绝对中心文化和正统文化的盲目崇拜，而是以站在文化原生地上的主人自居，自信地展示西部边缘文化的高贵与神圣，与主流文化和正统文化等强势文化进行抗衡。
《老柿子树》用黄河来映衬母亲形象，“傻傻的黄河你从哪里来/傻傻的黄河你到哪里去/你傻乎乎的来/你傻乎乎的去/你抽了我的筋/扒了我的皮/黄河啊，我是你的黄土爷爷！”片中多次出现的主题曲更是将黄河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西部剧的创作者张扬、捍卫这种边缘文化精神的最终目的是要以此来创建民族文化的本性和根性，而西部文化所独具的自信特征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个性的最充分表现，因此西部剧的创作者自豪地把被他们神化圣化了的西部边缘文化提升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支柱中的组成部分，以此实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多元化。西部文化自身所独具的生命张力以及这种文化间激烈冲突与融合所产生的动态韧性，使西部剧滋生出新的活力。
四、传统文化的复归之美
在西部剧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更能看到它对传统文化的张扬，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眷恋与皈依。
西部剧传达了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包括忠孝仁义的儒家思想、慈悲为怀的佛家思想和人性自由的道家思想。如《西圣地》中的杨大水是最符合儒家标准的，他恪守伦理道德，怀着对未婚妻兰妮的责任感，拒绝了田可的追求；他不计前嫌，把在“文革”中曾经陷害过自己的徐正成埋进了亲密战友的墓地，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他以一己之力始终守护着一口油井，为了国家利益而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用行动诠释了儒家的“忠孝仁义”。《格达活佛》中的五世格达则是佛家思想的代言人。他为了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入藏劝和，最终慷慨赴难，以一己之身殉天下，传达了佛家“众生平等，普度众生”的慈悲之心。《大马帮》中的董义和则代表了自由主义的道家思想。剧中的董义和身上充满了冒险精神，又有着滇西汉子的豪爽、风流及马锅头的干练、侠义。在董家和尹家势不两立的家族矛盾中，他做人处事全凭自己的个性，不理会所谓的世俗伦理道德，敢爱敢恨；他既与尹老爷为敌，又请求对方把女儿尹家贤许配给自己，之所以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是因为董义和遵从的是道家自由的个性。
西部剧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亲情的回归。在西部剧中，对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格外推崇，亲情的情感浓度大而强烈，大部分西部剧都由这种伦理化的亲情来设置矛盾、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注重血缘亲情的凝聚量和释放量，如《老柿子树》中李户人家的“娘”如同吞泥含沙的黄河一般，养育了金、木、水、火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尽管命运不同，但个个都是孝子。剧中，当了土匪却行侠仗义的火德对极力拉拢他的土匪虎爷说：“自从落草后，我就没想过当恶人，做恶事，因为娘！即使这黄河滩上所有的人都当我是恶人，我也不能在我娘眼里，成了恶人！”一席话不仅使虎爷无地自容，更是对亲情、对血缘关系的礼赞。
而在作为西部剧代表作之一的《戈壁母亲》中，主人公刘月季带着孩子们艰难跋涉两个多月，到遥远边陲去千里寻夫，丈夫钟匡民却有了自己爱的归宿，与她离了婚。抱着“孩子们不能没有爹，我不能离开孩子们”的信念，怀着对亲情、血缘关系的执著，刘月季毅然留在了西部，为军垦事业奉献了一生；她凭着朴素而强烈的人情伦理去处理和化解颇为棘手的家庭问题，以自己的是非曲直标准来处理现代人的情感纠葛，用她坚强的臂膀，支撑起全家，养育了儿女，用她博大的胸襟，接受了曾经伤害过她的亲人、朋友，她凛然屹立在戈壁荒漠之中，为周围所有的人张起了一把保护的大伞。刘月季是平凡的，平凡得像她的名字一样普通，每天烧水做饭，忙忙碌碌，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在时代激越翻腾的漩涡里面，一直尽心尽力地维护着“家”，没有半点动摇。
第二，对民本仁爱思想的推崇。西部剧另一个突出的文化内涵，就是仁爱情怀。什么是“仁爱”？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认为“仁”是与“人”同一的，“仁”的核心是“爱人”。仁爱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和西方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一样，都表达了人类对一种理想伦理关系的向往。《静静的艾敏河》中多兰对领养的三个上海孤儿视如己出，这种超越狭隘的血浓于水的博大胸怀，真正体现了蒙古民族的仁爱情怀。仁者爱人与宽厚待人是孪生兄妹，如果从“恩惠”这一角度上说，前者主要着眼于“施”，后者则是指“不求回报”。《静静的艾敏河》生动地展现了草原人民“施恩”与“报恩”这个互动模式上的美德。当三千上海孤儿千里迢迢来到草原时，草原人民把抚养孤儿看做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当然，蒙古同胞收养上海孤儿的行为注定会经历一系列的坎坷曲折：先是孤儿们的不适应不领情，接着是孤儿们的不认同不理解，最后是孤儿们长大成人后纷纷离去……这些在局外人看来“好心没好报”之举，在蒙古同胞心中的反应竟是那么坦然平静！没有埋怨，没有后悔，在他们眼中，孩子们初来乍到不适应是理所当然的，孩子们不认同不理解是没有真正长大，而孩子们长大后离家而去则是有出息的表现。如，额尔敦因在“文革”中失手误伤父亲哈达，满怀悔恨离开了草原，十年后他怀着矛盾的心理回到草原，但草原博大的胸怀重新接纳了他这个回头浪子，这一刻，草原人民不求回报的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气度更是把对仁爱的礼赞推向了极致。
西部剧立足于西部的边缘文化，又时时关注传统文化，使多种文化得以交融、互补，通过对西部景物、西部人的礼赞将在现代生活中逐渐被遗忘的美好人类情感、文化精神呈现出来。
综观新世纪西部剧的格局和发展态势，西部剧以它题材的特殊性、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呈现出独有的魅力并占有了一定的市场，满足了观众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猎奇心理。但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批量生产的其他类型电视剧相比，西部剧大多不属于商业化、娱乐化的电视剧类型，所以近年来日益式微。此外，部分西部剧过多地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导致一些西部剧主旋律化有余，娱乐性不足。
基于以上的问题，本章对西部剧今后的发展出路提出以下思考，以期能为西部剧的创作提供参考，有助于西部剧的繁荣发展。
第一，在文化策略方面，坚持西部的人文精神不动摇。西部文化作为西部剧的创作主体和传播主体，要树立整体性、特色性的区域优势。西部剧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西部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其核心是西部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新世纪的几部大片像《卧虎藏龙》、《英雄》、《天地英雄》、《天下无贼》、《神话》、《七剑》等部分或全部选择西部作为影片故事发生地，很好地展示了西部恒久的文化魅力。我们说，西部永远都是影视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西部丰厚的人文、历史和自然资源将是创作者在走商业化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创作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创作元素。
第二，在创作理念方面，把意识形态通俗化，不断更新单一的“工具论”、“教化论”、“反映论”的创作理念和传播理念，以开放的胸襟把中华民族优秀的审美文化与具有多元性的现代审美意识结合起来。在电视文化面临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大众化格局中充分发挥电视艺术的传播特征和表现特征，拓宽表现题材，寻求各个层次受众和审美趣味之间的平衡，从而达到西部剧在审美意识与文化品位上的超越与提升。除了目前西部剧表现比较多的创业、军旅、历史故事外，还有大量的故事可以挖掘。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中蕴藏着无数美好的神话、童话、传说、史诗，每条山道有来历，每条河流有传说，这些民族宝藏都能为西部剧提供丰富的创作资源。另外，历史转型期，少数民族间的不同文化冲突也必然存在，这样的冲突与反差，反而更能给影视艺术提供驰骋想象的空间，更能带给观众清新、拙朴的审美体验。
鲁迅在《致陈烟桥》中如是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的”。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保留与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迫切需要的，这是保持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西部是中国历史的博物馆。在这块土地上，经济上的落后却激发出人们强烈的民族意识，价值体系的散淡却强化了道德观念。这样古老悠久的民族文化，浓郁独特的风土人情，壮观贫困的自然环境，强悍坚定的性格气质，就是西部精神。这种西部精神应该是西部人稳定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再现，它是一种强烈的、独特的集体意识。西部剧就应该在这种西部精神指引下，在自己独特的艺术疆域中树立起一面“呼啦啦”的醒目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