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遭受劫难（1966—1976）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在极“左”路线下，新闻事业沦为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践踏传统、伤害无辜，新闻事业进入了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新闻学研究也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等，成为当时对新闻学理论的全部概括。
这一期间，林彪、“四人帮”等人散布了许多违背新闻常识和新闻工作规律的谬论，如“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只要是政治需要，事实没有的可以加上去”等，成为他们“指导”新闻工作的“理论”依据。
而集中代表林彪、“四人帮”等人极“左”新闻观点的是，1968年9月1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一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篇精心炮制的“奇文”称刘少奇等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的是“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他们“妄图使新闻事业变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文章认定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新闻战线是“黑线专政”，整个新闻界是“反革命的独立王国”，所有的报纸都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广大新闻工作者是“旧人员”，等等。
不难看出，此文是林彪、“四人帮”等人在新闻战线的政治宣言，是其统治新闻工作的行动纲领，也是其新闻观点的集大成者。也正是这篇文章像压在新闻界头上的一座大山，严重桎梏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深深窒息了新闻学的生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广大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用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新闻战线的倒行逆施行为的抗争，也发出过一些正义之声，但是在那汹涌的极“左”思潮的浪涛中，这些声音十分微弱，而发出声音的人往往还会受到迫害。
四、拨乱反正（1976—1978）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统治新闻战线达10年之久的极“左”路线受到了批判，新闻事业和新闻学都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首要的任务是拨乱反正，消除极“左”路线的影响，恢复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回归新闻学的本体地位。经过揭批“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工作，澄清是非，辨明黑白，使得广大新闻工作者能够重新回到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的正确认识上来。其主要成果表现为否定阶级斗争工具论，清理“事实为政治服务”等“左”的观点，恢复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本来面目，澄清对一些新闻观点和新闻规律的认识。
《解放军报》发起的向“假大空”开刀，拉开了新闻界拨乱反正的序幕，使人们认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无视新闻规律、践踏新闻工作传统的真实面目。
虽然这一时期，人们对极“左”路线的认识还不是很彻底，原先的优良传统也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但是“拨乱”所显示出的力量，让人们在认识正确理论的路上充满了信心，大家企盼着通过改革来加大新闻战线“反正”的力度和深度。
1978年8月，在胡乔木提议下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使得我国新闻学研究被纳入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系列，这就为后来的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后来，一些新闻院系、媒体和省市纷纷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新闻学术刊物，开展学术研讨活动，促进了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改革的全面展开。
五、改革创新（1978—1991）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整体战略，从此，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闻学研究也迎来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最好时期。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新闻工作的重点开始逐渐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与此相应，新闻学研究也开始逐渐回归到对“新闻学本身”和新闻媒体自身实践问题的研究上来。从此，新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随着新闻改革逐步提上日程，新闻学术活动逐渐展开，各种学术讨论会频繁召开，许多新闻改革实践与理论问题进入新闻学界的研究视野。以1980年5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新闻学术研讨会”为例，这次研讨会有来自全国30多个新闻单位、新闻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包括报纸的性质、作用和任务，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新闻的真实性，报纸的指导性，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对促进新闻改革，深化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我国新闻学研究十分活跃，一些学者开始吸收与引进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新闻改革实践，对新闻观念、报道内容、传播形式、管理体制、经营理念和运行机制等深入开展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
例如在新闻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新的新闻观念，就集中体现了当时新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信息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受众观念”、“服务观念”等一系列新观念的提出，为新闻工作挣脱旧观念、旧传统和旧机制的束缚，建立一套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实际需要的新的新闻观念和传播机制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支持。
在管理和经营方面也进行了许多观念更新，使得新闻媒体逐步确立起“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新的管理和经营思路，形成了新的运行体制和机制，开始逐渐步入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发展道路，有力地推动了新闻传媒产业的发展。
这些反映新闻改革最新成果的新闻观念和经营理念，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内涵，也促进了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我国新闻传媒在进行观念更新、业务和经营改革的同时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注意解决好坚持正确方向和促进事业发展的关系，为新时期新闻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积累了经验，也为社会主义新闻学充实了许多新的内容。
当然，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也有一些挫折和教训。如在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背离党的路线，违反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基本原则的事情，致使一些人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迷失了方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六、繁荣发展（1992—2008）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澄清了改革开放中许多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动力。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新闻学研究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开始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
其表现一是专业性学术话语开始受到重视，新闻院校的专业研究力量迅速崛起，学术研究的空间进一步拓宽，研究成果大量出现，研究的内容、视角、路径等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表现在研究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探讨的问题越来越深，采取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
市场机制确立之后，传媒业顺应市场的需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开始尝试组建媒介集团，实行集约化经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新闻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开始探寻产业化发展的路径，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得以快速发展。
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格局，引发了新闻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媒介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新闻学研究始终立于实践前沿，进行跟踪研究，为新媒体的发展，同时也为传统媒体适时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供理论支持。
这一时期，面对转型期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为适应这些变化，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在新闻传播和舆论宣传方面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新闻学研究注重对热点报道、典型宣传、舆论监督、主题宣传和危机传播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探讨，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提升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起到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咨询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新闻学研究开始关注如何改进对外新闻传播、扩大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改善我国国际形象等问题，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提升我国的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我国，新闻工作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邓小平的“思想中心论”（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到江泽民的“福祸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再到胡锦涛的“利误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中央最高领导人对新闻工作有很多精辟论述，形成了他们各自的新闻思想，这些也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等新的执政理念，国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新闻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为新闻工作实现新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同时也为新闻学界从学理角度来认识新闻传播和新闻事业发展中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政策及法理依据，从而深化了新闻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总之，在迈入21世纪，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始终瞄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瞄准人民群众的信息与文化需要，瞄准媒体深化改革发展的需要，坚持结合新闻工作实际开展研究，力求遵循新闻学术规范开展研究，在服务媒体改革、服务学科建设和服务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发挥了智库的作用。
经过6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改革、创新与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如今已是硕果累累。虽然这期间一直受到“新闻无学论”的冲击和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独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地位已日显成熟。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被确定为一级学科。2004年中央又将新闻学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同时将其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中。如今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不断巩固，它标志着我国新闻学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期，这是几代新闻理论和实务工作者不懈努力的结果。
抚今追昔，我们感慨新闻学研究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同时对新闻学今后的繁荣与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