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传入中国；世纪之交，该学派的传播理论也逐渐被学者引入中国，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研究。本章将主要介绍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并结合中国受众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论述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对中国受众研究的促进和启示作用。
第一节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就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例如，王宁于1986年发表在《文艺研究》的《威廉斯的掖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业》、李宪生于1989年发表在《外国文学》中的《英国新左翼文学理论》、姜荴于1992年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的《E.P.汤普森的史学思想研究》、刘为于1992年采访汤普森的文章《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普森》等。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文译本。这些早期的论文和译作为我们了解伯明翰学派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但是，早期的学者主要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对汤普森的史学思想和威廉斯的文学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只有少量的论文和译著出现。
之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被陆续介绍到中国，特别是到了世纪之交中国学界掀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许多译文、译作、论文、论著相继出现，研究范围也从史学、文学扩展到了传播学、社会学等领域。
与此同时，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也被学者陆续介绍到中国。然而，纵观新世纪中国学者对该学派受众理论的研究状况，在理论的系统化、本土化和创新性等几个方面还在一些存在问题。正如张国良教授在谈起这个问题时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深度（包括系统化、理论化、科学性、创新性等）的欠缺。从著作看，大多是题名为“概论”、“原理”的教材；从文章看，大量的篇幅仍停留于“随感”、“臆测”或理论与实际脱节而“各说各话”的层次。虽然，已有论著中不乏佳作，但总体而言，比重很小。其中，广泛可见的是，对外国有关学说的不（够）完整的介绍、不（很）准确的翻译乃至不（尽）科学的解释。如果说，“学习、应用、创造”是前进三步曲，则最为基础的“学习”任务，我们迄今仍未很好完成。这就严重阻碍了（包括“应用”、“创造”在内的）整个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提高。一、理论的系统化研究不够规范目前，国内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研究还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即译文多、译著少，介绍多、述评少，肯定多、批评少。
（一）译文多、译著少
20世纪90年代，菲斯克的《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和迪克·海伯地支的《从文化到霸权》等文章较早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此外，《大众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读本》、《消费文化读本》、《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媒介研究的进路》、《文化研究精粹读本》等著作中收集、编译了大量有关伯明翰学派相关理论的系列文章。在译作方面，一些重要的著作也相继出现中文译本，例如，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约翰·菲斯克的《电视文化》、《解读大众文化》、《理解大众文化》、《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传播研究导论》，戴维·莫利的《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等。这些译作为我们研究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此外，国外学者有关文化研究的著作也相继被译成中文，例如，约翰·斯道雷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尼克·史蒂文森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吉姆·麦克盖根的《文化民粹主义》、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多米尼克·斯特里纳第的《通俗文化理论导论》等，这些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和传播理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为后续研究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但是，到目前为止，伯明翰学派一些重要的有关传播研究的著作还没有译成中文，如，威廉斯的communications、霍加特的The uses of Literacy，莫利的The“Nationwide”Audience：Structure and Decoding、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等。国外学者对其理论的研究著作，如，詹姆斯·普洛特（James Procter）的Stuart Hall、克里斯·罗杰（Chris Rojek）的Stuart Hall、海伦·戴维斯的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格雷姆·特纳的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约翰·哈特雷的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e Studies、阿兰·奥康纳的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等也没有中文译本。因此，对该学派传播理论的译介任务还非常艰巨。
（二）介绍多、述评少
国内学者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和传播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陆扬、王毅的《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研究导论》，潘知常、林玮的《传媒批判理论》，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石义彬的《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藏海群、张晨阳的《受众学说：多维学术视野的关照与启迪》，杨击的《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陈龙的《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等。这些著作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和评述，观点鲜明、立场明确，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精髓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然而，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许多学者争先恐后地进入该领域。许多论文对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还停留在零散的、不太完整的介绍层面。有些论文的解释不够科学，论述不够严谨，因而学术价值不太高。
（三）肯定多、批评少
在对国外理论的反思过程中，国内学者多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批评、否定的较少。这种现象影响了对该理论的研究进程，不利于该理论的深入研究，甚至还可能会对初学者造成误导。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对国外理论的引进应该尽可能做到以下几点：翻译应统一，不能见仁见智；介绍应完整，不能断章取义；评论应客观，不能以偏盖全。
综合以上因素，目前国内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研究工作仍存在不规范、不系统的问题，如何对这些理论进行规范化、系统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研究工作的重点。
二、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刚刚起步
西方国家有着独特的社会体制和文化环境，其理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成语境，而这种语境与我国的社会体制、文化传统等因素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西方的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能否指导我们的受众研究和实践工作，仍是需要探讨的问题。西方理论在引进中国之后，如何运用到国内的受众研究中进行本土化的尝试就显得尤为重要。
陶东风在反思大陆学者对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介绍与批判时，曾经对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正是因为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简单的“搬用”，才使中国大众文化的“负面性”如此“显而易见”，因此，陶东风提出：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在跨语境移用时必须进行再语境化，以避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错位。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在研究中少走弯路，防止物力、财力、人力资源的浪费，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本土经验之间应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能生搬硬套。对于使用民族志方法进行受众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和探索，例如，郭建斌博士通过在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独龙江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完成了题为《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的博士论文。
作者指出，以电视为主的传播媒介所带来的传媒文化与当地原有的地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电视改变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重新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中心与边缘”、“自我、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该论文是作者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电视收视状况进行的一次尝试和探索，对民族志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应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在国内的受众研究中还只是开始，我们期待更多更有分量的论著问世。
三、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尚待开拓
将国外的理论本土化并不是最终研究目的。如何在将国外理论与国内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从而总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工作，这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
然而，在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研究进程中，创新性的研究还是一个没有涉足的领域，仍有待加大研究力度。
纵观国内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研究状况，目前国内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研究工作还处于初级的翻译、介绍、引进阶段，由于缺少必要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目前国内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系统化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本土化的过程也是刚刚起步，如何对该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形成自己的话语权，还是一个没有涉足的领域。因此，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进行系统化、本土化、创新性的研究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第二节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研究起步较早，理论成果丰富，尤其是受众研究中量化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受众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关注以及对受众信息接收环境的考察，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的受众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系统开展量化分析和定性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受众研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量化调查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1982年的北京调查采用了“类型多层抽样法”，并首次使用计算机统计分析受众调查数据；1986年以来，由中央电视台发起、各省市电视台参加先后采用抽样方法用计算机进行收视率统计调查；1987年，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联合进行了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这些受众调查样本设计合理、数据收集准确、统计方法科学、调查结果公开，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学者对于1987年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是这样评价的：
一是数据采集比较完整，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从宏观到微观可总揽全国电视观众现状；二是这次联合调查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有专业科研人员相配合，调查方法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三是在调研实践中，培养了我国首批观众调研专业人才，建立起一支观众调研专业队伍；四是在研究数据的基础上，撰写出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调查报告和论文，汇集出版了最终成果——《1987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资料汇编》。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的量化方法由于客观性较强，具有说服力，一直是受众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与此相比，民族志的受众研究需要深入被调查人员的生活，长期进行亲身观察和访问，因此，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以及人力、物力和财力。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急功近利”心态的影响下，对于耗时、耗力的民族志受众研究较少进行。
与此相反，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大量采用民族志方法，着重考察受众接触媒介的频率、习惯和方法，以及受众不同的社会背景对文本解读造成的影响，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对于抽样调查的统计方法来说，该方法更注重定性调查，更关注受众的社会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