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浙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成熟、与佛教融合最深的一个时期。当时的禅宗流行“文字禅”、“看话禅”的禅风，禅师们以偈颂、诗歌的形式谈佛说禅，并多在文字技巧上下工夫，因此这些诗偈在表现技巧上以及说偈悟道的方式方面，就显得自然、平淡、谐趣、奇趣。这种禅风对当时的诗歌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苏轼（1036—1101）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在诗词文上的成就尤为突出，同时也是文人士大夫中与佛教关系最密切的代表人物。因而，在当时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苏轼诗词文在思维方式、创作方法以及表达形式上就受到了佛教禅宗很大的影响。有关苏轼诗词文与佛教的关系，曾在拙著《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里有所涉及。本文围绕这一点展开论述。
一、思维方式与禅宗之关系
苏轼在对实相的领悟上深受禅宗“无住”思想的影响，但“无住”思想对他创作诗词文时突破思想的束缚，无拘无束自由发挥起了很大的作用。宋人何薳（1077—1145）在《春渚纪闻》里记述了一则苏轼作文的感受：
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苏轼把作文时的那种毫无拘束、尽情尽意的感受说成是他平生最大的舒心之事，并在《与陈季常书十六首》中用“快活”一词来形容作文的感受。这种感受就如他在《自评文》里描述的那样：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即作文的思路就如万斛之源泉，随时随地呼之即来，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其通达之无滞无碍，随物赋形之任意自然，连他自己也无以得知其原因，但他尚能把握何处该尽情发挥，何处该止则止。显然，若非在思维方式上有了变化，是很难达到这样一种畅快自由、奔放自然的创作状态的。
而促使苏轼在思维方式上发生变化的，乃是他对禅门“无住”思想的汲取。禅宗认为：“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在禅宗看来，人的束缚由人的执著引起，如果身处其中，尚能做到不执著，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明明与事物有了接触（“住”），怎么说是“无住”呢？因为此“心”根本没有执著于某一点，所以，万物也就找不到与此“心”发生联系的接点，因而，万物千变万化，此心寂然不动。也就是说，有接触但并不执著，这叫“住而不住”。把这种看问题的思维方式，运用在作文上，就是既在作文又不为文所累。苏轼深谙“无住”之禅理，才能有一种通达无碍、奔放自然的创作境界。
后人对苏轼作文在思维方式上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也有所论及。宋释惠洪（1071—1128）在《跋东坡允池录》里认为苏轼：“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从‘般若’中来，其何以臻此？”（宋）释惠洪：《跋东坡允池录》，《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四部丛刊本。把苏轼具有这种文风的功劳归结于他深契“般若”之理的缘故。对于这一点，钱谦益（1582—1664）的说法更为真切：“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性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文而有得于《华严》，则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又何自而窥其浅深，议其工拙乎！”
钱认为在他未读《华严经》之前，对苏轼的这种古今从没有过的文风惊奇不已，读《华严经》之后，才明白苏轼的文章之妙不在语言文字的深浅、工拙，而是其文章贯穿着《华严经》“理事无碍，事事圆融无碍”的思想。黄庭坚（1045—1105）也认为苏轼之所以妙文不绝，与他对“般若”思想的精确把握有关：“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苏辙（1039—1112）以为苏轼“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所谓“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就是作文思维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徐长孺集辑、唐徵明训的《新刻东坡禅喜集》序言里，所谓“长公少年之文，与栾城先生皆得老泉法，而终未尽其变。晚而游于禅邦，与佛印、参寥诸子互呈伎俩，于是掀翻宝藏，以三寸辘轳舌，颠扑平生，譬张僧繇画龙，一点眼便如昂首飞去。妖狐老猿，窃获真人符箓，则千奇万怪，跳梁于青天白日之下，而终不可以尺组约束之”徐长孺集辑、唐徵明训：《新刻东坡禅喜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册。，则更加形象地说明了佛教独特的思维方式对苏轼作文产生的效用。事实上，苏轼自己就说过：“故因文字不离禅”，认为他的作文与禅是不相离的。
由上述可以看出，苏轼精通佛理，并能把佛理的启发转化到诗词文的创作上，难怪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中无人能与其相比。而上述诸多后人都把苏轼作文的成功直接归为其对佛教“般若”思想的汲取上，其实对“般若”的把握，就是对“无住”思想的领悟，即所谓“无住之本般若之谓也”。可见，禅宗“无住”思想对苏轼作文的思维方式确实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此外，禅宗里的“妙悟”对提高诗歌的境界也有一定的帮助。禅宗所谓“妙悟”是指超越语言文字本身的限制，以非理性的直觉体悟思维方式达到对佛理的领悟。在苏轼看来，这种禅门思维方式与诗歌创作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所谓“诗法不相妨”。。例如，他在给佛僧道潜（生卒年不详）的诗中认为：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作诗者要想让诗达到妙，最好能做到“空”与“静”，因为“空”可以使你容纳万种境象，“静”可以使你把握万物之动。在佛教里，“空”和“有”与“静”和“动”都是相对的概念，即所谓“即空即有”、“即动即静”，认为只有对万物无执著（“空”），才能真正了解万物之相状；只有不再有妄念生起（“静”），才能真正把握万物之生机。也就是说，苏轼认为作诗者唯有与佛僧参禅悟道一样，以虚静谛观万般物象，以空灵了悟群生百态，才能涵养出良好的创作心境，有上乘的作品出现。苏轼的很多诗文就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下创作的，刘熙载（1813—1881）曾说“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认为苏轼善于在诗文中把握“空”与“有”的关系，与他深悟禅理有关。正因为这样，好的诗文也就可以体现出或引发出禅悟来，如苏轼自己所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苏轼北归途经虔州时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中的“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在胡仔看来，“语意高妙，有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认为苏轼的这句诗文就像是参禅悟道一样，心境通达无碍，超然自得。其实，严羽（1203—？）在这方面对诗文的解释，就与苏轼极为相似。严羽认为禅宗与诗文都贵在“妙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认为孟浩然（689—740）的学问虽然不如韩愈（768—824），但孟由于深得禅悟之道，故他的诗文在韩之上。可见，诗的思维方式与禅宗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由上述可以看出，禅宗的“无住”思想以及“妙悟”说，对苏轼创作诗文的思维方式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二、写作方法与禅宗之关系
苏轼写作方法受禅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苏轼经常运用“翻案法”创作诗歌。诗文中的“翻案”指作诗者推翻诗中原先的说法，然后以与之相反的说法道出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根据刘石的研究，苏轼在诗文中使用“翻案法”有两类情形。第一类是“以禅家的翻案手法表现禅家思想”，第二类是“从内容上说与佛理无关，但其翻案法所独具的‘追进一层’的构思，仍能使人感觉到它们与‘禅悟’之间的某种内在契合”。本文不作细分，以下特举几例。
例如，苏轼在《和陶饮酒二十首》诗文里，曾多次提到《庄子·达生》里“醉者坠车”的典故。此典故的原文：“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指醉者坠车伤而未死，全在于醉者心中未存有生死惊惧的缘故，一个人得“酒”之力尚且如此，若得“天”之力就更能“全生”了。但苏轼却用禅理对此作了“翻案”：
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