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晶
我是1937年8月由天津市委决定五人一同去延安学习的。在宝塔山下生活了五六年。特别是在整风后，由中社部下放到枣园区委帮助工作，有机会接触区、乡干部和劳模们，一起建设新农村，使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爱国青年学生，接触了农村的实际生活，并和革命老区的农民建立了革命情谊，至今已时过半个世纪，可那时所经历的一切还历历在目。
那时的区委区政府合署办公，在枣园大门左侧的一大间平房里，脱产干部四人，区长李树丛、书记贺志亮和一位保卫干部，还有一个小服务员，我是区委秘书。在一年多的相处中，我们的关系很融洽，受到教益匪浅，工作中遇到较大问题时，区长便让我回枣园机关汇报，请示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因此，我有机会直接聆听他的教诲。
一、给毛主席拜年
1944年，看到鲁艺秧歌队来枣园向党中央、毛主席拜年，王大化、李波演《兄妹开荒》，枣园文工团出演花鼓戏，住在枣园的老百姓也去观看，军民同欢，热闹非常。
区长李树丛和我商量，区委也可以组织区、乡干部和劳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拜年，我听了很高兴。那正是新年刚过，旧年未到之时，我们便商量参加拜年的人数、名单、带什么礼物等事宜，反复多次，最后定下二三十人，由磨家湾小学教员田心抄写在大红纸上，我拿着送进枣园机关，等候确定去拜年的日期。
一个上午，机关一个警卫员来叫我去面谈，我跟着他一直走进主席住的窑洞，屋内没有旁人，主席招呼我坐下，打开我送去的名单，要我一一作介绍。我在枣园机关晚会时和主席跳过舞、聊过天，在区委工作，常在枣园门外遇到主席出来散步，和村民交谈，他认识我。但这次带着任务到他的住处，单独被召见，我的心情仍然非常紧张，唯恐答不出他的提问。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带着四五个人来看望主席，主席向他介绍了我的使命，朱德连说：“好！好！”来人都很随便，这才使我拘谨的心情得到缓解。他们走后，主席留我吃饭，他叫警卫员打来两个人的饭菜，三菜一汤，大米饭，我们刚要吃饭，电话铃响了，是新华社请示一篇稿子的事情，谈了很久。我怕饭菜凉了，把饭盒盖好，等主席打完电话，我问小服务员用不用把饭热一下，主席说：“不用了。”他很快地吃完饭说：“我们到区政府去！”我心里着慌，忙问警卫员谁跟着去？要不要报告队长？这时李讷从外面进来拉着主席的手，主席说：“我要干革命，你等我！”我领路，一个警卫员跟随来到了区政府，见到正在办公的区委干部，主席说：“我给父母官拜年来了。”大家一见是主席亲自来区政府，手忙脚乱得不知该说什么。这时主席又说，住在枣园区的人，都是区政府的老百姓，有什么不到之处尽管提出来等等，接着便和区长拉家常，还向小学教员田心询问磨家湾小学的情况（田心也是下放锻炼的青年学生）。这时消息传遍全村，区政府门前挤满了村民，小孩子们爬到树上往里张望，笑笑嚷嚷的，好不热闹，约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和群众一起送主席回枣园。
按约定时间旧历初十早饭后，参加拜年的人们穿着新衣服，戴着大红花，兴高采烈地来到区政府集合。我们准备了几个盛食物的木盘，内装各种过年的食品：红枣、花生、炸糕以及小动物形状的礼馍，盘内摆放有剪纸花，很好看。区长带头浩浩荡荡地走进枣园大门，那里有人迎接，把我们领到礼堂（也是俱乐部）。主席笑哈哈地迎接大家，区长讲话后，请大家入座吃饭，约有两三桌，主席挨桌敬酒，祝大家新年好。住在枣园的中央领导多半出席作陪。我当时忙于招待，未坐下吃饭，记不得席上都有什么菜了。吃完饭后，工作人员把回礼的盘子装满边区自制的糖果、饼干，还有卷烟，当时算得上高级点心了。我们回到区政府，把食物分给各乡、村，要他们把拜年、军民同欢的事向群众传达，同庆春节。
二、事与愿违
我在枣园区委工作时根据边区政府的号召，主要抓脱贫致富，组织大生产、扫盲和讲究卫生。在讲卫生的工作中，由于当时的农村医疗条件差，技术低，我们遇到了一件人命关天的事，费了好大气力才平息下去。
侯家沟村有家富裕中农的婆姨怀孕，因为前胎未活，希望这一胎成活，就到处求占卜找偏方，我们也希望她顺产，母子太平，便请警卫团医务室一位姓程的女大夫时常到她家中诊断并讲解保产的知识，大夫尽心尽力，并且和产妇的关系也不错，很想借此例子宣传科学接生，抵制“老娘婆”的不卫生接生法。到临产期时，程大夫守候在旁不敢怠慢，可是难产，产妇疼得要死要活，孩子生不出来，医务室又无剖腹条件，结果是产妇死亡，婴儿也死在腹内，这样的大事故，责任明显，未能达到科学接生的目的。事情发生后，不仅区乡干部和医务室的人员全力以赴做善后工作，还惊动了当地中央警备团政委张挺祯，他和我们一起日夜做家属亲朋的调解工作，听他们的不满意见和要求，几经周折，拖延很长时间，家属还是不让安葬。就这件事，我向克农同志汇报，他大意说，工作方向对头，出了问题也应承担责任，多做说服工作，要细致，要耐心。我们和张政委本着克农同志的指示精神，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主要是向家属说明造成死亡的原因并不是大夫用错药或是治疗错误所造成的，此类情况，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于救治，产妇是因为难产时间拖长了，经受不住休克死亡，致使婴儿死在腹内。除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外，我们还在经济上给予了补助，这样家属才接受，将死者安葬了。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做群众工作真是要全心全意，要想得远，想得全，讲得细，讲得明白，把思想工作做到家，以防临时发生的突然事故，一时解释不清楚。
三、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1945年初夏，枣园区某乡发生了一件老百姓砸乡政府办公室的事件。我跟着区长保卫干部去了解情况，原来是某机关干部在乡文书帮助下强行接走寄养在老乡家的幼儿，老乡气不过，纠集了几个亲友到乡政府要孩子，话不投机，老乡便动手摘下乡政府的牌子，把办公室的文件抛了满地，乡干部束手无策，狼狈不堪。我看到这番情景，很是气愤，认为寄养孩子，父母有权接走，砸乡政府就是破坏行为，只有坏人或是受坏人鼓动的人才会干出此事。因我的思想形成偏见，认为老百姓砸乡政府不对，但是干部强行把孩子接走对不对却不去想它。我知道，机关、学校女同志生孩子是多么的不幸，一条路是退出大集体生活，自己喂养；一条是把孩子送给老乡寄养或干脆送人，走哪条路对女同志说，都是艰辛的、痛苦的。奔赴延安的女同志们，大都是有信仰要革命、求解放，要和男同志们一样并肩作战，怎么能够退出大集体当妈妈喂孩子呢？那时想要学习、工作和喂孩子两方面都顾，大部分人没有条件，因为男女各住集体宿舍，没有单间，只有首长、专家和教授们，或者个别单位有房子能住到单间，就是有了住房，孩子还得有人抚养，哪能坚持参加学习、工作和生产呢。所以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女同志不敢轻易谈恋爱，更不敢结婚，最怕生孩子（那时没有避孕药）。有些女同志有机会和物质条件好的人结婚，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影响不大，人们叫她们是“首长路线”，她们在精神上也受到压抑。我对她们的处境深表同情，这是我对待处理这件纠纷的思想倾向。
另一方面，当时延安地广人稀，贫穷落后，不讲卫生，妇女受孕和养育子女都很艰难，一家要有两三个健康的孩子是很难得的，妇女们特别盼望和喜欢有个孩子。我在区里工作时，常帮助女同志们找合适的乡村妇女，寄养幼儿，有的是暂时寄养的给予一定的报酬，有的不给报酬，把孩子送给农妇，不管是哪样都受欢迎。有的人家为了要占有孩子，怕被亲生父母接走，偷偷搬家隐蔽起来，用心良苦。他们的卫生生活条件都很差，但都将送来的孩子当自己亲生的儿女一样疼爱，所以送时容易接回难，有的女同志在解放后想找回孩子，却无处找寻。
就×乡这件事，我向克农汇报，想听听他的意见，是否可以对老乡给以严厉的处置。他听了后，出乎我意料，批评了我的想法，他说：“生了孩子自己不养，送给人家反悔了，又往回要，随心所欲，还讲理吗？哪里想到人家尽心费力喂养，日夜相处有了感情。你们官官相护，强行夺走，眼里没有老百姓，你来是要我开出警卫队去镇压百姓吗？”说话间火气很大，他过去从没有那样严厉地当着别人的面这样训斥我，当时我真受不了，站起来就走。到乡政府的路上有条小河，时已傍晚，四处无人，我一时感情冲动，坐在河边放声号啕大哭，想把一肚子委屈倒出来。我原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从来没有大哭大笑过，以后直到晚年也都没有这样动感情放肆过，那天的表现真是空前绝后。哭了一阵，用河水洗洗脸，站起来往乡政府走，到了那里，区长一看我的面色不好，便有些明白，没有追问，便商量了一个妥善方案，反正孩子已被接走了，老乡们也出了气。和解的办法是让老乡向区里道个歉，区里答应他们赔偿些养育费用，以后有孩子要寄托，还帮助他们找，这才把这件事结束了。
此后，我见到克农，我们谁也不提这件事，还是他看完我的日记（我两本日记交替送给他看），交还我时，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一下就领会了，回来一看我记的那件事，他写上批语，告诉我，党和群众的关系如鱼和水，不能分离，永远不要忘记“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在枣园区委帮助工作一年多的时间中，每遇到较大些的问题时，区长便让我回枣园机关汇报、请示，我多是请示克农同志，他总是循循善诱，可是偶尔发起脾气来，却是非常严厉、可怕。他对我写的《磨家湾生产队的调查报告》加以批语，并推荐给任弼时同志看，为此，我被弼时同志约谈过两次。我对他在我工作日记上的批语是非常珍视的，选择一部分藏在身边，一直带到进城前，才不得不销毁，但他的训言：对于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思想觉悟和无限的忠诚以及机智灵活的处世经验和深入社会的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等等的教诲，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终生不忘。这也是我在革命征途中顶风破浪的精神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