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舞蹈仅仅看成是一个人的独舞，那我的人生道路就太容易了。我已经有了名气，来自各地的邀约不断，只要继续下去就可以功成名就。可是，我还有创办学校的梦想，我渴望有这样一个团体，能用舞蹈演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晚上，只要闭上双眼，这些形象就在我脑海里翩翩起舞，激发我实现这个梦想。就像《欢乐颂》里的一样：“我们就在这儿，只有您能让我们变为现实。”
我终日沉浸在普罗米修斯创造生命的梦想里，好像只要我一声召唤，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这些舞蹈形象就会从天上地下冒出来。啊，这真让人满心神往。因为这个梦想，我的生活充满磨难，但我坚信它会指引我进入一个光明的世界，引领我实现最终的梦想，所以尽管艰难，我还是坚定不移。
带着这个梦想，我再次回到格林瓦尔德学校去教舞蹈。孩子们已经跳得相当不错，这更加坚定了我建立一个舞蹈团的信念，这个舞蹈团的表演，一定要配得上伟大的交响乐团演奏。
我时而模仿庞贝古城遗迹中的爱的精灵，时而扮成多那太罗雕塑中那青春勃发的女神，时而做出泰坦尼亚仙女的舞姿，教学生们如何绕圈、分合及不断变换队形。她们一天比一天有所进步。灵感和神圣的音乐的光辉，闪耀在她们青春靓丽的体态和面孔上。孩子们的舞蹈非常美丽，所有的艺术家和诗人都对她们赞叹不已。
可是学校的开支越来越大，财政陷入困境。因此我决定把孩子们带到不同的国家去巡演，看看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支持这种儿童教育，让我有机会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教育实验。
每场演出结束后，我都向公众宣扬我们的艺术，因为我认为它可以给世人以光明和自由。
我终于发现，我在德国难以找到支持者了。德国皇后完全奉行禁欲主义。比如她每次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都要先派侍卫去把那些裸体雕塑用布围起来。这种普鲁士强权政治让我在德国寻求支持者的幻想彻底破灭。于是，我想到了俄国，因为我在那里广受欢迎，而且经济收入可观。带着我的梦想，1907年1月，我再一次踏上了俄国的土地。伊丽莎白陪我一同前往，我们还带去了20个学生。而这次尝试也不成功。尽管观众支持我复兴舞蹈艺术的理想，可是俄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影响在俄国根深蒂固，任何艺术改革都举步维艰。
我带学生参观了芭蕾学校。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们看着我的那些学生，就像笼中鸟看着天空中自在飞翔的燕子一样。看来要想在俄国实现我的梦想，时机还未到。芭蕾舞在俄国的地位，依然坚不可摧，真是可悲可叹。要在俄国办一所我的学校，教授自由舞蹈艺术，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努力上了。可尽管他竭尽全力，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学校安排在他伟大的艺术剧院里，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
就这样，在德国和俄国寻找办学支持者的努力失败后，我决定去英国试试。1908年夏天，我带着全部人马去了伦敦。在著名的演出经纪人约瑟夫·舒曼和查尔斯·弗罗曼的安排下，我们在约克公爵剧院表演了舞蹈。几周下来，尽管我和学校的孩子给伦敦观众带来了欢娱，可对我办学的梦想还是于事无补。从我第一次在新美术馆表演舞蹈到现在，已经7年了。我很高兴有机会与老朋友查尔斯·哈利和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叙旧。美丽而伟大的埃伦·特里经常来剧院。她很喜欢孩子们，带她们去动物园玩。慈祥的亚历山德拉王后陛下也两次赏光来包厢看我们的演出。英国的许多贵妇人也曾来观看我们的演出。
曼彻斯特公爵夫人提出建议，说我的愿望有可能在伦敦实现，我的学校有可能得到那里的支持。为此她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邀到她在泰晤士河畔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们又一次给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爱德华国王表演了舞蹈。起初，我满怀希望，以为建立舞蹈学校的愿望就要在英国实现了。可结果还是空欢喜一场。要实现梦想，现在既没有场地也没有资金。
和往常一样，我们花销巨大。银行存款很快告竭，我们的学校又被迫搬回了格林瓦尔德。与此同时，我与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份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的合同。
为此我不得不又与大家分开了，我的学生、伊丽莎白、克雷格以及我的孩子，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牺牲。我的女儿迪尔德丽快一岁了，她金发碧眼，脸蛋儿红润，非常招人喜欢。
7月的一天，我终于独自乘上一艘巨轮去了纽约——自从我们搭乘一艘运牲口的船离开那儿，至今已经8年。现在，我已闻名欧洲了，创建了一门艺术，建立了自己的学校，还生了孩子，也算功成名就。可是从经济方面来说我还跟以前差不多。
查尔斯·弗罗曼是个了不起的经纪人，但他没有认识到，我的艺术从本质上讲不适于商业演出，它的吸引力是有针对性的。他让我在炎热的八月天登台表演，企图在百老汇一炮打响，但结果却彻头彻尾地失败了。那几天晚上天气酷热（温度有华氏90多度），来的观众很少，而他们对我的表演不知所以，并不喜欢我的演出，连评论也少之又少。总之，我感觉回祖国演出是个大败笔。
有一天晚上，当我灰心丧气地坐在化妆室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亲切悦耳的问候。抬头一看，只见在门口站着一个人，他个头不高可身材很好，一头棕色的卷发，满脸迷人的微笑。他诚恳地向我伸出手，对我的表演大加赞扬，并说我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顿时感到不虚此行。这人就是美国伟大的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我演出，而且还常邀集一帮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同来。其中有和蔼可亲的主持人、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和乔治·贝洛斯、派西·麦凯、马克斯·伊斯曼等等，简直可以说纽约格林威治村所有的青年革新派都来过。至今我还记得住在华盛顿广场南面一个塔形建筑里的好得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罗宾逊、托伦斯和穆迪。
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也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漠无知对我造成的伤害。就在那时，巴纳德想给我塑一座舞蹈的雕像，取名叫《美国在舞蹈》。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
10月的一天，在一个纽约特有的秋高气爽的晴朗的日子，我和巴纳德一起站在他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的一座小山岗上，俯视着乡村的景色，我伸开双臂喊道：“我看见美国在跳舞。”这就成了巴纳德对塑像的基本构思。
我常在早晨去他的工作室，带着一个装有午餐的小篮。我们一起畅谈在美国复兴文艺的设想，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我们之间渐渐擦出了火花。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愿意把全部身心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一伟大雕塑的任务的，可是巴纳德则是那种把美德看得至高无上的人。任我激情澎湃也丝毫不能改变他那执著的宗教虔诚。因此，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冷漠，也不严峻。我只是瞬间的过客，而他才是永恒的，所以我渴望通过他的天才塑像而不朽。我和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成为这位雕塑家手中任其摆布的黏土。
我是一名舞蹈家，而巴纳德却堪称是一位魔术师，能通过流畅舒展的节奏捕捉到舞蹈本质，把稍纵即逝的闪电变成永恒的瞬间。
《美国在舞蹈》雕塑最初发展良好，可惜并没能走到最后。不久，因为他妻子突然病倒，雕塑工作不得不停止。我曾希望成为他的不朽之作，可是激励巴纳德为美国创作出不朽杰作的不是我，而是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塑像现在还庄严地耸立在西敏寺教堂前幽静的花园里。
在百老汇演出失败后，查尔斯·弗罗曼想去一些小城镇巡回演出。可这次巡回演出安排得非常糟糕，比在纽约的演出还要惨。最后我沉不住气了，就去找查尔斯·弗罗曼，发现他正为赔了那么多钱而心神不安。“美国不理解你的艺术，”他说，“你的艺术完全高出他们的欣赏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还是回欧洲吧。”
本来我同弗罗曼曾签过巡回演出6个月的合同，合同上规定，不管盈利与否都要完成6个月的演出。但是，他这么说让我自尊心深受伤害，对于他的违约行为我十分鄙夷，便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合同。我说：“这下你放心了，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巴纳德一直说我是美国艺术的骄傲，又说美国不能欣赏我的艺术，他很遗憾。在他的提议下，我决定留在纽约，在艺术大厦租了一间工作室，挂上蓝色幕帘，铺上地毯，每天晚上给诗人和艺术家们表演舞蹈，并创作了一些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