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主要有农民说、市民说、士说。
农民说以李逵为例证，以李逵的家庭出身来证明。实际上李逵并不是农民，他的行为、品德不是表现了农民的性格，而是一种江湖豪气。
市民说认为《水浒传》歌颂的是仗义疏财，这是市民的最高品德。其实，市民惜财而不疏财。以鲁达倾囊相助金氏父女为例。鲁达要李忠也拿出一点来。李忠在身边只摸出二两碎银子，鲁达见少了，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把这二两碎银子又丢还了李忠。这里李忠表现的是一种市民的吝啬。鲁达当面说李忠“不爽利”，表现的是一种江湖豪气。再如宋江、晁盖，都是“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向他求钱物，亦不推托……”这也显然不是市民的品德，而是江湖义气。
对于《水浒传》的描写，其实可以对以上几说各取合理之点概括为：《水浒传》迎合了市民的趣味，发的是士的牢骚，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
迎合市民的趣味。《水浒传》写开黑店、开贼船、火烧翠云楼、劫法场、潘金莲、巧云的奸情案、皇帝嫖妓女、鲁智深捉奸、石秀捉奸、李逵捉奸、李逵乔坐衙，等等，都不是为了歌颂市民的某种精神、某种品德——小市民实在没有什么品德精神可歌颂——而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好奇心、寻找刺激、供消遣等等。
发的是士的牢骚。《水浒传》首先抨击的是宋徽宗的用人政策。宋徽宗的用人政策造成豺狼在朝，龙虎在野，政治腐败、国家衰亡。阮小五“这一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另一种说法。《水浒传》表达了士的这一愿望，歌颂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这以杨志的经历最典型。
但《水浒传》主要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流民无产阶级的性格特点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丑的一面突出，美的一面也突出，犹如花丛险峰与野涧瀑布，既险恶又奇美。
流民无产阶级也的确有不少值得赞美的性格品德。首先是胸襟宽阔。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他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敢作敢为。他们经济上不自私，感情上不狭隘、不嫉妒、不吝啬，不斤斤计较于你得我失，不结冤记恨于前仇旧怨。李逵打了张顺，张顺灌了李逵，一碗酒过后，都忘了。
《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江湖义气。“义”这个道德范畴有阶层性、群众性和方面性，它分仁义之义、忠义之义、公义之义、道义之义、信义之义、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等等。《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赞扬他们朋友有难，为朋友赴汤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炯人之急，解囊相助，仗义疏财等等。
流民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格中，最可赞美的是他们那种勇敢的反抗精神。
他们没有农民的那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苟且与怯懦；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委曲求全、小心谨慎；他们没有市民那种见风转舵、逆来顺受的市侩性。
由于流民无产阶级有能团结能战斗的特点，所以战争中流民型的将必是好将，兵必是好兵。我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凡成其大事的，都是流民无产阶级型，如刘邦、刘备、朱温、刘裕、朱元璋等。农民和知识分子当领袖，又都成不了气候，所以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谚语。秀才的书生生涯，养成了他们循规蹈矩，谨小慎微；诗文竞争，养成了他们唯恐别人超过自己的心理，这一点表现为王伦的嫉贤妒能。刘邦、朱元璋的胜利在于，流民无产阶级当领袖，知识分子当辅佐，流民无产阶级的冒险精神和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正好形成互补。所以知识分子只可为王师之佐而不可为王者。《水浒传》描写宋江就是刘邦、刘备型，吴用是张良、诸葛亮型。
总之，《水浒传》主要歌颂了梁山集团领导者能团结能战斗的古代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
《水浒传》之所以歌颂流民无产阶级，还因为《水浒传》是由说书演化而来。而说话，很大一部分听众是军人，军人中的流民成分最多，有招安或招募来的土匪，有赌徒、闲汉等等；听众中其他闲汉也很多。《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仗义疏财”、“解囊相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的江湖义气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流民无产者“理想”，迎合了流民阶级的口味。
《水浒新议》说“仗义疏财”等等是市民的愿望，恐说不通。市民积铢累寸，斤斤计较，不会有“仗义疏财”、“拔刀相助”的豪气。“仗义疏财”、“拔刀相助”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做法。他们“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希望经济困难时有人“解囊相助”，受欺负时有人“拔刀相助”。
有人说，《水浒传》是农民战争的伟大史诗。是农民阶级的高亢颂歌；也有人说，《水浒传》不但不是农民阶级的颂歌。相反，它丑化了农民。这两种说法。涉及到一个问题。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