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以后，顺治帝谕令，召告天下：满洲、蒙古、汉军及汉人之幼少年者，学习骑射之外，也应旁涉书史；
接下来的次日，顺治帝又至内院阅《通鉴》，问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陈名夏等人，
“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哪一个皇帝最优？”
陈名夏抢着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于诸帝。”
福临说，“不然，明太祖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都比不上他。”
这些君臣对答和看似不经意的政令，都是临震前的征兆和迹象，预示着福临的统治思想将要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朝廷的一系列政策将有重大的调整，并将引起海内外的强烈震动。
第一、军事政策的调整。果不其然，福临和他的智囊团在进行了四个月的周密筹划、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决定放弃多尔衮时期和顺治亲政初年的穷兵黩武政策，在军事上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举”和“招降弭乱”的怀柔新策略。
五月十四日，顺治帝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抗清武装，不能概加诛戮，应考虑到他们多数是因为饥寒贫困或迫于官吏贪污才陷为盗，所以，凡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贼匪者，无论人数多少，罪刑大小，只要真心改悔自首投诚，前罪一概赦免，并由当地政府负责安置。谕令中，福临还要求各级政府于通衙要道遍张告示，广为宣传，务必使百姓人人知晓。
五月二十五日，顺治帝又郑重宣布，他对南明永历政权，将以文德绥怀，不欲穷兵黩武。
应该说，福临的新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顺治十年以后，北方地区的抗清斗争渐趋消沉，南方的两大抗清力量也在逐渐地衰落。福临亲政时的积敝之势，已渐渐缓和并初步改善了。如欲早日统一天下，平定南明王朝，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也不仅是双方统帅将领战略战术水平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双方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较量。
第二、在政治方面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制定管理官员的一系列政策，并且严肃打击党派宗系。
福临毕竟是努尔哈赤之孙，皇太极之子，福临的血管里流淌的毕竟是充满勇武精神的满民族的血液。骑射起家，马上得天下，是民族的骄傲，也是福临的骄傲。福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不因人废事。他尽管仇恨多尔衮，但对多尔衮制定的各种政策，却并不像对他本人那样彻底地打倒。凡是福临认同的，如多尔衮主张的以汉治汉、整顿吏治、开科取士等，顺治全都保留了。于是，在内三院智囊团的协助下，顺治帝开始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实力的行动计划。
官吏的贪污受贿，是明朝末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清朝定都北京后，这种恶习又严重地腐蚀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顺治帝亲政后，决心记取前朝由腐败而灭亡的教训，大力整顿吏治，力争建立一个比较廉洁而有行政效率的统治机构。他明确指出，朝廷治国安民，首要任务就是严惩贪官污吏。
福临说：“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他在谕旨中严厉斥责那些总督、巡抚们，对大贪大恶不闻不间的姑息养奸态度，要求吏部秉公详察奏闻，一经查有实据，即当从重治罪。 同时，他又要户部行文各府州县，将任意欺压人民的官吏、庄头等擒拿解部治罪。还要求各省督抚把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保奏，而对有不识文字、听信吏役害民者立即参奏，为此，国家制定了对朝廷官员贪污的非常严厉地惩治制度，凡贪污十两银以上者，革职拿问下狱，直至流放杀头。
顺治帝并派出权利很大的监察御史巡视各地，对地方的高层官员如总督、巡抚、总兵等人的不法及害民行为随时纠举。监察御史出巡前顺治亲自召见，同时严格规定他们一经点差，就不许见客、不许收书信、不许沿途州府县司等官送迎，违禁者给以重惩。他派遣巡按史巡视各地，察问地方利弊、民生疾若；如果发现总督、巡抚、总兵等官有违犯乱纪、蒙蔽专擅，纵兵害民等事发生，立即果断处理。同时规定他们在入境三日内，要将朝廷的命令张榜公布，广为张贴，务使城乡绅士，人民等知晓。
顺治八年闰二月十八日，顺治帝谕吏部官员，将国家设官图治的方针以及官吏的不法行为，作一次总结性的发言。他说：国家设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理国家，为官的人必须大公无私，忠于职守，尽心尽力，才能有利民生，达到太平盛世的局面。如果借权行私，肥己害国，不知道开创一代的廉政之风，不考虑民生的疾苦，这些不肯自爱之人徒取虚名，毫无实效，都是因为用人没有一定的使用标准带来的结果。
以上事例，反映顺治帝亲政之后，狠抓吏治的整顿，大刀阔斧，不遗余力，并采取果断措施处理了一批在朝廷任职的高级官吏。
顺治十年，福临采纳汉官魏象枢的建议，实行大计天下，即对地方官进行甄别考核，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形成制度。每次大计，都有详细的考核内容和奖惩办法。这一年经过大计，全国大小官员被革职、降调、退休的有969人之多。
在大计天下的同时，又对中央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同样的甄别考核，名为京察。第二年正月起，再对地方最高官员即总督巡抚们严加考评，结果在全国14名总督巡抚中，有6名分别受到降级、解任和革职的处分。
福临崇拜立法周详的明太祖朱元璋，很快就运用到他自己治国的实践中去了。大计、京察，就是他为整顿吏治所立的法。经过法治的清洗和淘汰，提高了各级衙门的行政效率，推动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权力集中、政令统一方面明显地优于南明永历政权，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地位。
第三在经济方面，以奖励开荒为中心。福临接受了范文程提出的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垦荒的建议，开始了清政府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屯田垦荒。后来又以官府贷给耕牛、种杆以及三年不征、五年不征等优厚条件，奖励全国各地招民垦荒。事实上，顺治帝的这一措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大战乱之后濒于绝境的农业生产，因此而渐渐复苏，流亡渐集，户口渐繁，国家财政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经济实力上逐渐超过了南明永历政权。
第四、文化政策方面，倾心汉化，实行文化宽容政策。
用儒家学说治乱世，福临渐渐尝到了甜头，治国理政渐渐入门。但是，入门越深，天子角色越投入，就要求福临的汉化程度越高。
顺治十三至十五年这三年里，是福临推行汉化政策的关键的三年。这三年，他把从顺治十年开始的一系列的政治上的变革推上了新的水平。
首先，福临懂得了儒家文教治天下的奥秘，在范文程等人的影响下，他学会了尽量利用汉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去不断完善他的统治。他和历代的汉族统治者一祥，把四书五经奉为最高教义，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德治仁政和教化，反对苛政和嗜杀，提倡已成为汉民族传统习俗和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特别提倡忠君，极力推崇孝道，并把这些观念推延到满蒙社会，以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因素和价值观念。
顺治帝改革触及到了思想文化、习俗风尚这一领域，它不仅缓和了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由思想统一而加强政治统一，对清初迅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具有重大的作用。
精神文化方面的汉化，落实到朝政上，就是一系列国家制度、机构方面的改革。
为了文教治天下，为了加速统一中原的进程，福临都非重用汉官不可。重用汉人汉官的最要紧的地方，也是在国家机构方面最富建设性的变革处，就是内三院。
亲政之初，福临在范文程的陪同下，频频亲临内院，甚至出入无常，几乎当成了他的起居之所。后来，福临索性在太和门建起一所内院值房，让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分班入值，便于皇上处理批阅奏章题本时向内院大学士们咨询讨论，使应更改的事务能立即决定、立即执行。到了顺治十三、四年，内三院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政府的权力中心，是福临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化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治班底。到了顺治十五年七月，福临仿照明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于是，内三院成为名实相符的中枢首脑机关。而这大清朝廷的中枢首脑机关，基本上由汉大学士和汉学士组成。这对福临来说有两重意义；既笼络汉臣、推行汉化，又防止贵族势力对皇权的侵蚀。
福临的革新显然是在开顶风船，是逆着满洲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但对统一大业、对更大多数的汉民而言，他的所作所为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亲政七年之后，总结了相当的统治经验，顺治帝组织了一批大学士校订《大清律》，这是福临立法治国的一件大事，《大清律》一直沿用到清末，虽然在后来的200多年间，有所增减，但它的基础、基本构架是福临建设的。这应该说是他对大清国的一项重大贡献，为270年的天下提供了重要保证。
顺治十六年，岁在己亥，对福临来说，应是很美好的一年，因为自他亲政以来所推行新政的各项建革，都已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由于政策对头，保证了基本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惩贪、垦荒、轻摇薄赋等项措施，逐渐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全国人丁户口由顺治八年的1000万增加到顺治十六年的1900万；田地山荡也由290万顷增加到514万顷，差不多都增长了一倍。国库充实、物价稳定，许多地方竟出现一派丰昌景象。随着内阁、翰林院、宗人府等政府机构的相继建立和充实，随着各种官制、法律、条令的颁布实施，整个国家机构基本得到完善，这个巨大的统治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由于福临推崇儒家学说、提倡文教治天下，全盘继承汉民族的精神文化，一方面，使明朝的降官和士子们可以在儒家忠君的旗帜下，卸去民族大义的道德负担，心安理得地效命于新朝；另一方面，福临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几乎没有一项不触犯满洲贵族和八旗官民的权益，这就不可能不激起他们的不满。
于是，福临的汉化政策渐渐受到公开的非议，福临的一些变革措施开始受到阻碍和抵制，福临的治国平天下的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些都与他的性格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在福临身上，是有政治家应该具备的优点的。他聪明好学、励精图治，有审时度势的能力，敢于突破陈规旧习，进行一系列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由于他的努力，缓和了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健全了国家机构和国家制度，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为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他的弱点，对政治家而言又是致命的，他缺乏钢一样的坚强意志、铁一样的无情手腕，他多情善感，心理脆弱，存在着太多的人性弱点和人情味儿，并且丝毫不会、或不屑于像很多政治家那样巧妙而有效地掩饰自己以维护形象和声望，反而赤裸裸地暴露自己，每每引起朝野大哗、天下大哗却不思改悔。
六 顺治婚姻与爱情
1 不畏阻挠——顺治废后
平时雍容大度、颇有天子气象的16岁年轻皇帝在废后问题上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其实在福临看来，他的皇后，容貌举止都足称佳丽，为人也十分灵巧秀慧。那么顺治帝为什么还要废掉他的皇后呢？
顺治八年（1651）二月，顺治的舅舅蒙古科而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亲自送女儿慧敏上京，等待举行大婚典礼。博尔济吉特氏慧敏是孝庄的侄女，后来的孝惠皇后的姑姑，由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做媒嫁给了顺治帝。 顺治对婚事很不情愿，一直借故拖延。拖到了秋季，亲王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四处活动，请求诸亲王替他禀明太后。八月，皇太后下旨，令皇帝册立皇后并举行大婚仪式。 这次大清入关建朝后第一次举行的册后典礼搞得分外隆重。
那天，有皇帝派出的满、汉大学士尚书各二员，引导龙旌凤辇，在宫娥内监侍卫执事等数百人的簇拥下，来到行馆迎接皇后入宫。到了乾清宫，顺治登上玉座，皇后在宫女的搀扶下，着黄色锦服，披五彩绣帔，金凤盘绕，珠翠盈头，满身珠光宝气，徐徐步行上殿。由礼部尚书捧读玉册，鸿胪寺正卿赞礼，引导皇后跪伏听命。读完玉册，鸿胪寺正卿引导皇后起身，文华殿大学士捧上皇后册宝，由坤宁宫总监跪接，转授给宫眷佩在皇后身上。皇后再向皇帝跪伏谢恩。之后，皇帝退朝，皇后坐上龙椅，接受群臣贺拜。然后，皇后再入宫，在礼乐伴奏声中与皇帝行礼。大婚典礼至此结束。
史载“后丽而慧”，寥寥几个字就勾画出了一个美丽聪慧的身影。然而也许因为她履行的是一桩政治婚姻，也许还因为后来受多尔衮的牵连，也许更因为她是一个从来锦衣玉食千呵万护的蒙古公主，她不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也不知道将会有何等惨淡悲凉的生活在等待着她。
如果福临仅是追求性的满足，在皇后那里得不到的可以在其他众多的妃缤处得到。福临却对自己的配偶正妻非常重视，于是，便有了福临所独有的惊世骇俗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