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王安石个性执拗的不合作精神也表现在他与韩绛的无法共存上。应该说在王安石复出的过程中，韩绛是有恩于他的。但王安石复出后，却常常在新法法令的实施与人事安排方面和韩绛针锋相对，致使后者不得不请辞而去。比如王安石不顾韩绛反对，强行安排一个叫刘佐的官员进市易司工作，以至于韩绛要上书提出辞职，神宗劝他：“兹小事，何必耳！”韩绛说：“小事弗能争，况大事乎？”另外，当韩绛提出市易司官员不能只关注“利”时，王安石嘲讽他：“市易务若不喻于利，如何勾当？且今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然尚居自如；况喻于利，如何可废？”暗讽韩绛这个人既不“喻于利”，又不“喻于义”，不如爽快辞职的好。王安石如此言语刻薄，也使韩绛很受伤。韩绛随后被罢知邓州，离开了王安石变革团队。
至于邓绾，实在是个墙头草。吕惠卿得势时他依附吕惠卿，吕惠卿失势时他落井下石，等到王安石复相后，邓绾重新依附于他，并向神宗推荐王安石的家人上位。王安石重用如此这般的墙头草，毫无疑问是“失察”之举，也让神宗对王安石的团队成员屡屡失望。可即便这样，王安石仍说邓绾“为国司直”，只是神宗想罢免邓绾，王安石才说邓绾“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对罢免邓绾的理由说得极为勉强。相比较神宗给出的罢免邓绾的理由“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两人的分歧已是不言自明。
史载，王安石和神宗议论国事，每有抗辩多声色俱厉，搞得神宗经常为之动容。被称为东莱先生的宋朝诗人吕本中在他的《东莱吕紫微杂说》一文中记载：“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由是王安石的组织变革之路走到末路。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在邓绾被罢知虢州十八天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判江宁府。这是王安石担任一年零八个月宰相后，再次辞去职务，从此远离政坛。
从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信任有加，以至于曾公亮感慨万千地对苏轼说，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好得就像一个人，这是天意啊……到后来两人分道扬镳，董事长神宗和操盘手王安石之间的互动史就是个从良性到恶性的过程，王安石的个性缺乏权变、宽容和大局意识，我行我素，事实上并不适合做一个公司组织变革的操盘手。他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在识人、用人、权变以及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方面屡屡失误，酿成公司组织变革最后的败局在所难免。
王安石出局，组织变革遭全面清算，北宋公司乱局纷呈
王安石去后，接任王安石宰相位置的枢密使吴充，在熙宁九年（1076年）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他虽然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向新法，一上位就向神宗请旨，召还司马光等人。司马光随后被召回京城收拾残局，他宣布废除免役法，推行差役法。元祐更化（指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开始，熙宁新政的组织变革成果遭到全面清算。王安石人在南京听说免役法被废除后，愕然失声说：“竟变到这样了吗？”又说：“这条法规是不能废除的，君实（司马光）也太胡闹了。”但其时已无济于事。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忧困中病死，时年六十六岁。
不过，对北宋公司组织而言，元祐更化带来的更是党派之争，这是从熙宁新政中引申出来的新党与旧党矛盾冲突的进一步激化。公司组织的成员随后被分为三派：一派称为洛党，程颐为首领，有贾易、朱光庭等人；一派称为蜀党，苏轼为代表，有吕陶等人；一派称为朔党，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三党之间明争暗斗，直到元祐七年（1092年），三派鹬蚌相争，新党渐渐开始渔翁得利。哲宗亲政后，章惇、吕惠卿官复原职，蔡京则任户部尚书，王安石女婿蔡卞为国史修撰。章惇重登相位，就掀起一场人事斗争。先贬苏轼知英州，不久又将他安置在惠州；罢翰林学士范祖禹，出知陕州；范纯仁则出知颍昌府。尽管在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哲宗改本年为绍圣元年，恢复免役法、保甲法，罢设科举士法，废除对“王氏字说”的禁令，表面上看是对王安石熙宁新政的延续，但实际上“绍圣”（追溯变革）为虚，党争为实。新党与旧党的争斗愈演愈烈，章惇、蔡卞甚至请求开掘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坟墓以泄其愤。
哲宗去世后，其弟赵佶即位，宋徽宗时代到来。宋徽宗也是爱折腾的主儿，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试图在新旧之间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但很快又在第二年改元崇宁，表明将崇尚熙宁之政。只是崇宁像绍圣一样，依旧变革为虚，党争为实。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宋徽宗将元符末年反对恢复熙宁法的人，称之为奸党，诏颁以文彦博为首的文武官员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蔡京请徽宗亲自书写，将这些名字刻在“党人碑”上。崇宁三年（1104年）六月，徽宗又下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三百零九人（以司马光为首），命蔡京手书“元祐奸党碑”，刻石于州县。
就这样，王安石去后，从元祐到绍圣，再到崇宁，每一次围绕变法与守旧的斗争最后都演变成党派和人事之争。虽然从章惇到蔡京，一个个高喊维护新法的口号，到头来却如王夫之所言，王安石新法“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一个“拗相公”失败的组织变局成果最终为蔡京、高俅、童贯等利用，成为其揽财害民的器具，致使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就像当时的理学传人杨时在一篇上疏中所言：“盖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杨时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不过一个失败的组织变革操盘手因为未能收拾残局，导致乱局纷呈，这对公司组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确不容小视。此后，北宋公司南迁并缩水大半，教训不可谓不惨痛矣。
§§§第一节
人事震荡陷出局之忧：
联手敌人的敌人，张居正做局权力“铁三角”
在组织危局中破局、做局，进而构筑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组织人事间架，张居正的策略是：借力李太后，联冯倒高，打造组织间架铁三角。
高拱全面排挤清洗，张居正陷危局
大明公司隆庆朝时，内阁人事频频变动，组织人事间架呈现剧烈震荡。
隆庆元年（1567年）时，内阁有六名成员，排名顺序如下：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这其中徐阶是首辅，高拱按资历来讲是排名第四的阁臣。就内阁组织的派系关系而言，当时的高拱是得益于徐阶良多的。高拱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因科举考试授任翰林编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成为裕王（后来的穆宗，即隆庆皇帝）府的侍讲老师，也就是所谓的帝师。徐阶正是看中这一层关系，先是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推荐高拱为翰林侍讲学士，然后又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荐举他出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可以说高拱的入阁，徐阶功莫大焉。
但高拱却自负是帝师，认为自己的仕途升迁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念徐阶的好。而发生在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的草诏事件，成为两人矛盾的最大冲突点。内阁首辅徐阶借穆宗朱载垕上位之时草诏告谕天下，为那些因言事而得罪的官员平反昭雪。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徐阶操作此事时未和同列阁臣的高拱、郭朴一起商量，只让自己的门生、充当裕王府讲官不久的张居正参与，从而导致高拱不满。高唆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之事，迫使徐阶于隆庆二年（1568年）致仕（退休）回家。
徐阶去后，高拱以新帝肺腑之臣自居，开始了意欲在内阁上位为首辅的一系列行动。但最初，高拱并不占很大优势，徐阶去后，隆庆皇帝还是任命此前排位第二的资深阁臣李春芳为首辅，且除李春芳外，其他阁臣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比如郭朴，早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就任吏部尚书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郭朴兼任武英殿大学士，与高拱同时入阁；再如张居正，也不是等闲之辈，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初为编修官，后升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在组织派系中，张居正是亲徐阶派的，此前的“嘉靖遗诏”之事就系二人合议所为，这也正是高、张之所以不和的由来。高拱想要快速问鼎首辅，于是借助他和隆庆皇帝的特殊关系，开始了驱逐、排挤行动。
按照由易及难的原则，高拱先从新晋阁臣赵贞吉开始动手。赵贞吉在内阁掌管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院长，而高拱在内阁兼任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部长，两人权力高度集中，赵贞吉对高拱很不以为然，称高拱“久专大权，广树众党”，高拱自然是要除之而后快。他指使自己的门生、吏科都给事中韩楫上疏弹劾赵贞吉，逼迫后者上乞休疏。而公司董事长隆庆皇帝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了弃赵保高—赵贞吉被赶走了。
在赵贞吉离职前，另一位阁臣陈以勤目睹同僚间尔虞我诈，自己却无法作为，便在隆庆四年（1570年）向皇帝连上四疏请求告老归乡。至此，在隆庆朝的阁臣中，高拱最有分量的对手只剩下首辅李春芳了。《明史·列传第八十一李春芳传》记载：“始（徐）阶以人言罢，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这说明在高拱的逼迫下，李春芳的处境也很是艰难。隆庆五年（1571年），给事中王祯在高拱的暗示下，上疏指责李春芳“亲已老而求去不力，弟改职而非分希恩”，意思是李春芳高居相位之后就罔顾亲人，是为“不忠不孝”。李春芳在高拱的道德压制下，不得不五上乞休奏疏求去。由此，高拱的又一重量级对手从内阁中消失。
李春芳之后是大学士殷士儋。这个人不似李春芳等人委曲求全，比较富有斗争精神。他虽然和高拱一样，曾做过裕王的老师，却并不因此讨好高拱，故而长期得不到提拔。隆庆四年，直到李春芳去职后，他才任文渊阁大学士。当高拱将目标对准他，指使门生韩楫弹劾他时，殷士儋终不能忍，和高拱在内阁当场爆发冲突。他怒骂高拱说：“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还当众挥拳击打高拱。只是殷士儋的鲁莽行为适得其反，隆庆五年十一月，他被逐出内阁，成为高拱大棒之下的又一牺牲品。
由此，内阁中除了高拱，硕果仅存的人物便是郭朴和张居正了。郭、张二人若联手的话，高拱要达成目的殊非易事。但此前徐阶在草诏事件中未和同列阁臣的高拱、郭朴一起商量，有意无意间将郭朴和高拱绑在了一起。而高拱也乐得区别对待，只将矛头指向张居正。隆庆五年，高拱的手下人传言张居正接受已经下野的徐阶三万金贿赂，以为其犯事的三子进言，两人关系愈加紧张。次年，给事中曹大野上书言及高拱不忠十事，高拱则怀疑他是受张居正所指使，愈发产生要逐张居正出内阁、自己独掌大权的想法。
张居正当时的处境堪忧。内阁中，他其实再无结盟的对象；而作为亲徐阶派，在徐阶退隐的背景下，他也没有外力可以援助。同时就和皇帝的私人关系而言，张居正也不如高拱来得深厚。高拱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裕王出阁讲读时，就任首席讲读官。随后讲读九年，“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给他，可谓深得裕王的赏识和倚重。而张居正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后才去裕王府讲读的，且只不过是当时数位讲读官中的一员，和高拱的首席讲读官身份及其与裕王的私人关系无法相比。
处于如此不利地位的张居正要如何自保，进而继续谋求上位？
张居正的策略是联手敌人的敌人，各取所需，同时增强自己的胜算。因为他观察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与高拱结怨颇深，是谓可以联手的敌人的敌人。而隆庆皇帝病入膏肓，高拱可以倚重的力量正在逐渐消失。
借力李太后联冯倒高，“铁三角”组织间架初现
和张居正的处境一样，隆庆时代的冯保也是个郁郁不得志者。他虽然早在嘉靖朝时就混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位置，却在隆庆年间受到高拱的弹压，始终得不到升迁。隆庆元年（1567年），高拱推荐御用监的陈洪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是内府之中的最高职位，按道理原本应该由秉笔太监冯保来递补的，高拱却打破常规，有意打压冯保。甚至在陈洪被罢免后，高拱仍不让冯保去掌司礼监印，而是推荐了另一个叫孟冲的人上位。由此，冯保和高拱结怨。
有共同的敌人以及各自的利益诉求，张居正在组织危局中破局、打造组织间架铁三角，正是从“联冯倒高”这一招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