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内阁人事，公司组织变革一通百通
万历元年（1573年），担任首辅后的张居正开始对内阁进行人事布局。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吕调阳入内阁参与机务。他是张居正的莫逆之交，又是湖北同乡。张居正此前任吏部左侍郎时，吕调阳是礼部侍郎，两人曾经共同编著《帝鉴图说》教导穆宗，合作关系良好。最重要的是吕调阳的性格，《明通鉴》记载，吕调阳为人“柔弱圆融，无棱无角”，是非常适合做组织变革工作助手的。而万历三年（1575年）八月，张居正选择礼部侍郎张四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同样泄露了他的机心。张四维为人既“深略内蕴，人莫能窥其际”，又“有才智，明习时事”，和吕调阳一样，都是张居正进行组织变革时的得力助手。由此可见，“柔顺听命”和“有才干”是张居正选人的两大标准。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嘉靖朝首辅夏言和阁臣张璁之争，就是因为夏言遭到“性狠愎、报复相寻、不护善类”的张璁忌恨，两人在内阁闹得不可开交。可以说，嘉靖一朝的动荡就是由于内阁阁臣不和导致。而夏言最后的结局也很惨，严嵩入阁后，夏言亲党尽去，最终以“交结近侍”的罪名被斩杀。张居正有鉴于前朝教训，这才在布局内阁选拔人才时制定上述标准。
吕调阳和张四维随后的表现也没有辜负张居正的期望。吕调阳支持张居正整顿驿递，对山东济南的孔圣人第六十四代孙孔尚贤每年借从曲阜入京朝贡的机会，沿途勒索各路驿站的行为进行打击；支持“一条鞭法”，举荐时任辽宁巡抚的张学颜为户部尚书，于组织变革工作大有裨益；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大明祖制，官员丧父母，要辞官守孝三年，称“丁忧”。吕调阳和张四维一起上疏引前朝事例，请张居正“夺情”视事。张居正于是得以“夺情”，继续任首辅主持变法大事。万历七年，吕调阳病逝，张居正评价他是当代的丙吉（西汉丞相，以宽松和谐、自己有成绩而不张扬著称），这说明张居正对这一合作伙伴是满意的。
张四维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搜集整理自嘉靖十年以后的朝章、军务、国赋、人事等资料，以备张居正改革之所需。另外，张四维支持张居正的政令主张和改革措施，助推“一条鞭法”之赋税制度，裁汰冗员，减少支出，于组织变革工作多有襄助。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张四维代为内阁首辅，虽然此后他一反张居正时期的改革措施，但就张居正变法期间其所作所为，应该说还是起到一个正面作用的。
此外，张居正整合内阁成员的工作还包括，任命部院大臣吏部尚书杨博、户部尚书王国光、礼部尚书陆树声、兵部尚书谭纶、刑部尚书王之浩、工部尚书朱衡、左右都御史葛守礼等人为其内阁班底。这些人入阁的标准无非也是上述两点—忠诚和实干。张居正考成法的落实首先是在谭纶任尚书的兵部展开试点，谭纶真抓实干，于万历元年十二月全面推开此项工作后，“各部院率凛凛效之”。而户部尚书王国光撰写的《万历会计录》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税赋制度的理论依据。万历五年（1577年）起王国光任吏部尚书，在任期间，力推张居正改革，对各个粮食渠道统筹安排，将粮食出入大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为缓解粮食紧张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王国光裁撤合并近半数的繁杂公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张居正看人、选人之准。
正因为张居正整合内阁成员工作到位，使外在的大组织（铁三角）与内在的小组织（内阁）一通百通，从而得以顺利推行考成法、一条鞭法以及清丈田亩、整顿驿递等组织变革工作。
这其中，考成法的推行是重中之重，也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础。张居正之所以要推考成法，是因为在当时公司组织中，行政效率低下，官员人浮于事现象普遍。考成法主要内容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订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然后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这样逐级绩效考核，工作就可以落到实处。张居正变法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组织整合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清丈田亩”也是张居正组织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大明公司主要经营性收入来自于土地征税，而明初可征税土地有八百五十万顷，到宣德以后只剩下四百二十余万顷，这直接导致公司入不敷出。万历五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请丈量全国土地。经过这次清丈，全国土地较以前增加了三百余万顷，公司家底差不多增加了一半。而张居正随后推出的“一条鞭法”规定：把田赋、原先按户丁征派的力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计亩征银”；官府用取代力役的丁银雇人服役；取消里甲征收的环节，统一由官府收解。“一条鞭法”使政府从掌握大量田地的地主手中增加税收，这就有效扭转了由于土地兼并、豪强瞒漏，大量徭役负担转嫁到贫户之不公正现象。
而张居正整顿驿递也打击了公司组织内存在的不公平现象。驿站是明代的一种重要交通方式。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明初时对驿道之使用有严格规定，非军国大事不能随便使用；到了万历朝时，官员无论公事、私事都走驿站，还带大量随从，沿路百般索要，给民生造成很大负担。张居正改革就包括裁驿站，去冗员，节省财政开支。他抓住孔尚贤这个反面典型严肃处理。其间，张居正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冯保也果然没有生事，较好地配合了张居正的工作。这恰恰说明外在的大组织（铁三角）与内在的小组织（内阁）一通百通后，权力流转过程中零损耗，组织变革得以顺利推进。
如此，公司组织变革顺理成章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首先是公司经营性收入扭亏为盈，“一条鞭法”实施后，财政收入从每年亏损两百多万两白银转为节余三百万两左右，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一千三百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这和组织变革前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考成法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裁革冗官约一万人左右，大大提高了公司组织的活力和效率。虽然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变革期间所裁革的冗官大多被重新安置，人浮于事情形有所抬头，但就阶段性成果而言，张居正已尽了自己所能。
§§§第三节
人事间架核心层松动，“铁三角”倒塌：
张居正遭最后清算，公司组织变革功败垂成
正所谓“花无百日红”，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皇帝大婚，以及随之而来的李太后退隐，导致组织人事间架核心层开始出现松动，“铁三角”不再稳固了。
成也“铁三角”，败也“铁三角”。从最初搭建开始，“铁三角”就存在着致命隐忧—建立在相权挑战皇权基础上的、没有制度化的临时权力架构，必然随着核心人物的纷纷去位而坚固不再。组织人事间架即权力间架，一旦坍塌，则组织变革功败垂成。
万历大婚、李太后退隐，组织间架核心层不再稳固
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初八，张居正在文华殿为神宗讲解《帝鉴图说》。他说：“人君以布德修政，施仁义，结民心为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万历皇帝听了，深以为然。在张居正与万历的私人关系史上，最开始的部分应该说还是很和谐的。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俯视万历，万历则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十天后，张居正奏陈“考成法”，万历则“从其请”，充分说明后者对前者的尊重。
两年后的万历三年（1575年），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依旧是毕恭毕敬的。当时天上有日食之变，万历皇帝没有诿过于张居正，而是引以为戒，在宫中做牙牌子，刻十二事于其上，“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以为自省。张居正见了，提建议说：“知之非难，难在于行。”他希望万历允许手下的官员“持牌以谏”。万历“嘉纳其言”，再一次显示了对张居正意见的尊重。
万历四年（1576年）对张居正来说是一个坎。这一年正月二十三，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上疏弹劾他专擅威福，蔑视祖宗成法。涉及的罪行包括“不经廷推而引张四维入内阁”，“私自为子弟谋取科第”，“在湖北江陵老家大兴土木”，“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宫至、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刘台上疏弹劾的内容是否有理有据先且不说，重要的是他和张居正之间的关系。隆庆五年（1571年），张居正取刘台为进士，后将其从刑部主事一职提拔为御史，可以说张居正是其座师和恩师。刘台置这层关系于不顾，疏劾张居正，很有大义灭亲的意味。
张居正面对如此危机和难堪情状，根本无力公关，唯有一去了之。他给万历皇帝打辞职报告时说：“刘台为臣所取士，两百年来，未有门生弹劾师长的，臣唯有去位了之。”万历接到这份报告后的反应则是极力维护张居正，他称刘台是“谗狠奸人”，上疏目的是“诬罔中良，肆言排击，意惟树党植私，不顾国家成败”。但即便如此，张居正“犹不出视事”，万历皇帝最后派司礼太监孙隆去宣读抚慰手谕，张居正才出来上班。为了让张居正接下来能够“安心供职”，万历派锦衣卫至辽东逮捕刘台，“下诏狱，命廷杖百，远戍”。可以说，为了张居正的颜面，万历把该做和不该做的都做了。两人的关系至此仍属蜜月期。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礼制，他必须回家奔丧，否则就是“忘亲”、“夺情”。在万历皇帝的恩准下，张居正在官守制，直到次年三月，才归家葬父。由此，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以及观政进士邹元标等五位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所作所为与禽兽无异。这其中，吴、赵二人是隆庆五年为张居正所取之进士，艾穆则是他的同乡。和刘台案一样，张居正此番又陷入了仕途危机当中。此时，万历皇帝差不多已经成年，他站出来辩护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将吴中行、赵用贤革职除名，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分别发配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充军。可以说在万历五年，张居正和万历皇帝两人仍处于同舟共济的良好合作关系。
但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以后，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开始呈现。这一年二月十九日，万历大婚，预示着他具备了亲政资格。表面上看，张居正和万历之间还似以往那般，没有任何摩擦的情形产生，但围绕着“最高权力的归属和掌控问题”，万历开始暗暗发力。
万历大婚后不久，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排除异己，用人唯亲，称神宗（万历）“威福不自出，乾纲不独断”，一切听任张居正所为。万历收到此疏后，不置可否。与以前处理类似问题时旗帜鲜明地袒护张居正之态度相比，形成巨大反差。同年三月，张居正归江陵葬父，万历规定，张居正归乡期间，朝中大事需派人驰报张居正决断，张四维不得擅处。而次辅吕调阳则在阁中无事可为，只得称病不出，后来甚至连上十疏要求归里。
万历如此这般的工作安排，表面上看是尊重张居正，实际上却在张和他的同事间制造紧张和矛盾关系，为张居正去世后掀起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埋下伏笔。张四维侍讲皇帝期间，万历赐予他“一德和衷”四个大字，让他担任重修《会典》总裁官，主持会试，加太子太保，晋文渊阁大学士；万历六年春，更令其主持万历皇帝的大婚婚礼，劳加少保，晋武英殿大学士，可谓极尽殊荣。而吕调阳是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的，资历不可谓不老。现在张居正因私事归乡，朝中大事竟为之停顿，非张居正指示不办，张四维和吕调阳的工作积极性乃至于对张居正的个人看法不可能不产生变化。张四维若干年后之所以充当反张运动的急先锋，为万历皇帝所用，应该说与万历六年万历的如是布局是分不开的。
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张居正向万历皇帝提出了“乞休”的申请。他“伏望皇上，赐臣骸骨生还故乡”。“乞休”申请虽然写得很诚恳，但在李太后的阻拦（李太后希望张居正辅佐万历至三十岁，该年皇帝年方十八）下，张居正收回了自己的退休报告，而万历也下旨婉言慰留，并且恩赐“白金麒绣御膳坐蟒”等贵重器物。但其实对于掌权不久的万历董事长来说，这并非出自他的真心实意—经过多年的忍耐和等待之后，万历太想乾纲独断了。李太后的一相情愿表面上弥合了公司组织可能产生的权力分裂，却最终丧失了一个代理CEO和年轻董事长之间友好分手的最后机会—两年后，张居正去世，一场秋后算账运动不可遏止地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