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刘秀、赵匡胤安置公司创业元老“山头”
的三种解决方案
“强人政治”终结后的公司权力裂变与组织重构：
后武则天大唐公司弈局
公司人事制度改革之“大唐版”：科举竞聘的启动和演变
王朝公司的“身边人控制”：
“隐权力”打破公司治理结构，反噬组织权力
桓温的“标志性工程”何以几度流产：
目标须“够得着”、适时“止损”、与人“分利”
“老当家”交接班：编排剧本不如制度设计
朱元璋、刘秀、赵匡胤安置公司创业元老『山头』的三种解决方案
文江上苇
导读：
凡有人处即有江湖，有江湖处即有山头。从来没有能团结如一块铁板的组织。因地缘文化、利益纽带、裙带关系、学历出身、性情喜好等因素串联起来的小团体，即所谓“山头”。“山头”的潜规则往往尽人皆知，但却不见诸任何组织官方文件之中，它们游离于正常的组织体系之外，却每每对其中人事关系起到微妙却深刻的作用。
朝廷抑或公司的领袖要带好自己的团队，就不能不掌握本组织内各山头的一般情况—如何形成，有何特点，人事核心以及价值取向，等等。他必须以巧妙的手腕，通过利益分配、价值引导等诸多手段，在各山头之间制造平衡或不平衡，从而超越纸面的组织原则，另辟蹊径调整整个团队的工作状态，或提升竞争效率，或巩固自己的地位。
帝国公司中最早崛起，但同时也是老板最不能容忍其存在的山头，往往是创业元老集团。创业元老们资历老、经验足、人脉广、功劳大，在筚路蓝缕的创业过程中，他们自恃是老板最信赖、最仰仗的力量，因而容易滋生骄横霸道情绪。在创业的紧要关头，老板急需用人，往往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隐忍不发了事。但一旦基业初定，情况就会发生微妙变化。
对此，历代人主因势利导，各有修理调教之妙方，游刃有余地在这条平衡线上自如地走好钢丝。
第一招：赖账法
应对：一枝独秀，尾大不掉
第一妙招，叫做赖账法。运用此法最有心得者，非大明公司创业之主洪武皇帝朱元璋莫属。
与历朝创业团队相比，大明创业团队有一大特点，那就是核心元老集团极为突出，整一个“淮西帮”。以洪武三年（1370年）所封开国元勋共三十七人计，其中二十八人出自安徽（内有十人出自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另有六人出自朱之岳父郭子兴起家的定远），剩下的九人中，又有四人出自今河南、江苏境内（内含朱元璋的外甥、江苏盱眙人李文忠一名），亦属于传统的两淮地界。
在余下的五人里，湖北籍的“天完”红巾系统降将三人（康茂才、胡廷瑞、黄彬），江浙籍的文官两位（汪广洋、刘伯温），与势力庞大的两淮山头比起来，且不说组不成山头，即便组成，亦无力制衡淮西帮。以大明开国谋臣之翘楚刘伯温为例，在洪武三年的封爵中，由于不是淮西山头的人，刘尽管功大，只不过得一伯爵而已。而后他与淮西山头的李善长、胡惟庸斗法又一再惨遭失败，即是明证。
淮西帮一枝独秀，核心力量突出，在创业初期于促进团队的和谐团结，固然是有利的，但当大明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两淮江浙逐渐扩大到“普天之下”后，创业元老们继续坚持狭隘的淮西本位主义，就成为了大明帝国公司营造和谐气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绊脚石。
一言以蔽之，老板所坚持的核心利益（也即是公司整体的长远利益）和创业元老所坚持的核心利益（小集团的短期分红），于斯出现了分歧。以朱元璋的雄猜秉性，他自是不甘于纵容妥协的。朱老板采取了最为强硬的手段，那就是对勋臣集团大开杀戒—既然旧账功高不赏，短期分红方案又出现分歧，那就索性摆出流氓本色，翻脸赖账了事。
他以胡惟庸（定远人）、蓝玉（定远人）两大谋反逆案为借口，大开杀戒，将淮西系统的开国勋臣几乎一网打尽。如“胡案”中的第一条大鱼，身为淮西功臣之首的李善长，官至丞相，爵至首公，又与朱为儿女亲家，却被定性为企图助胡惟庸谋反，全家七十余口被诛杀（仅朱元璋的女儿、女婿及外孙们得免），连御赐的三道免死铁券也不顶用。当时就有人替李喊冤，说这李善长自己谋反想做皇帝也就罢了，说他帮胡惟庸谋反实在没动机啊！就算成了，他不过还是做丞相（他本来就是太师、左丞相，官位已极）、做国公（他本就受封韩国公，且高居大明开国元勋六公之首）、做皇帝的亲家而已，他又不傻，犯得着冒这么大风险去谋反吗？
然而，这样的喊冤注定无助于事—皇帝要的是剪除淮西帮，为子孙剔除“刺头儿”的结果。至于口实是不是过于拙劣，那只是个技术性问题。
第二招：制衡法
应对：多头并立，纵横博弈
朱元璋通过诛杀创业团队的老兄弟，从而理顺了大明公司的利益关系，虽有功于一时，但这种方式毕竟太过血腥又有伤体面，并不常为其他帝国公司老板所效法—这些经营高手各有高招，未必都以杀人为功。
把淮西集团搞到一家独大，以至大明体制内再无其他势力可资制衡，最后只好屠杀了事，说到底还得怨朱老板自己布局谋篇之水平不高。
这一点上，东汉开国之主光武帝刘秀就比他有眼光得多。
刘秀出身于南阳豪强，但创业于河北。他最初几乎是单骑渡河北上，靠炫耀帝王家世和昆阳战功，从上谷、渔阳、真定等地方豪强手中获得风险投资，后因经营有方，得逐渐并购河北各地方势力，从而具备了参与中原逐鹿的资格。
为防止身为大股东的河北山头异动，刘秀除以强硬手段剪除个别桀骜不驯者外，尤其注意培植自己的嫡系南阳山头，以及准嫡系颍川山头。到东汉建国初年，逐渐形成南阳为首、河北居次、颍川第三的三足鼎立之势。以人头算，作为东汉开国元勋团队的“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山头占十一人，河北山头占十人，颍川山头占七人。
三大山头中，南阳山头作为嫡系，虽略显强势却又不到一家独大、可以呼风唤雨的地步，其他两家也各有相当的力量。作为帝国公司的第一把手，刘秀游走其间，纵横博弈，便足以联二制一。
到刘秀统治后期，由于颍川山头的重量级人物冯异、祭遵先后辞世，该山头实已渐趋式微，难以与南阳、河北保持制衡均势。于是刘秀又刻意培养新入伙的，以窦融、马援为代表的河西山头。
终刘秀一世，主要由豪强构成的南阳、河北、颍川河西三大山头，始终成三足鼎立之势，彼此制衡牵制，均无力动摇帝王之宝座。东汉初年危险的瓶颈期乃得以顺利度过。
然而，刘秀晚年过于急迫地培养河西山头之举，又带来了矫枉过正的问题。由于东汉第二代明帝刘庄娶马援之女，第三代章帝刘炟娶窦融之曾孙女，导致河西势力连续两代走强，而南阳势力则大大削弱，河北势力干脆淡出政治舞台，东汉朝政遂彻底落入河西之手。以窦宪为核心的河西帮，恢复了西汉的外戚以大将军身份辅政的制度，在事实上架空了皇权。
由于朝中河西山头独大，无人可与同谋，和帝不得已之下只好找宦官郑众帮忙，通过宫廷政变诛杀了窦宪—为了恢复制衡，这回皇帝选择了南阳山头的邓家做外戚。但业已衰落的南阳此际已无力对抗河西势力。
原有的三足鼎立之势既已被打破，而现实中又无法重新培养新的朝堂势力，抓狂了的皇帝也只好将皇权承包给身边的宦官，让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去对抗把持朝堂的河西外戚们—但即便如此，帝国也只剩下了两大山头。按照博弈理论，三头博弈可以稳定共存，而两头博弈的结果一定是你死我活。于是，东汉从此陷入了宦官与外戚之间两大山头的循环斗争，直到双方同归于尽。
这一案例也说明，制衡法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远见，否则就会画虎类犬。
第三招：感召法
应对：股权零散，人心思定
在“山头政治”的应对上，朱皇帝靠血腥恐怖解决问题，未免过于“简单粗暴”；刘皇帝靠玩弄权术解决问题，虽较朱皇帝略有拔高，但恐也难逃“术高于道”之讥。那么，谁算第一流呢？
第一流的乃是这么一位爷：他靠欺负朋友的孤儿寡母上位，既没有统一中原的内战伟绩，也没有扬威绝域的外战武功；既没有修长城做纪念，也没有挖运河创政绩，甚至连江山都没能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大宋公司的创业之主、大黑胖子赵匡胤。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时，面对的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山头乱局—帝国公司的制度体系业已崩溃殆尽，有多少个节度使或留后，就有多少个股东山头。在节度使们看来，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也没啥了不起，不过是“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所以，赵匡胤初坐上董事长席位，并将帝国公司改号为“大宋”时，一帮野心勃勃的外镇节度使照旧发动叛乱，很少有人相信这就是乱世的终结。
然而，他迅速滋平叛乱，并渐次扫平天下僭伪之主，将帝国公司重新整合一新，并数次尝试对北方用兵，力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斯时契丹亦正处于上升期，故军事上收效并不显著，他只得愤愤地说：“我积绢满二百五十万匹，便向契丹赎买燕云十六州之地。如果契丹人不答应，那么我就以二十五匹绢悬购一颗契丹人的首级，量他契丹精兵不过十万人，也不过耗费我二百五十万匹绢，则契丹亡矣！”为此，他特在宫中设立了专储复燕军费的封椿库。
为了存钱，他小气得很：长春节请京官们吃饭，不过去市面上买点肉干、小菜；七夕节送给太后的礼金不过是三千钱，给皇后的更少，只有一千五百钱；然而对臣下的赏赐，他从来都很慷慨，宰相范质生病，他一次便赐钱两百万。以天子之尊，日子却过得如此寒酸，他是这样解释的：“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为了鼓励文治，他还神秘兮兮地刻了一块誓约碑藏在宫中，上书：“后世子孙，不得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违者不祥！”此后，大宋朝的每一届新皇帝上任之前，都要先独自拜读这篇碑文，在确认自己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后，才能去当皇帝，他们都很认真地执行了这道遗命。
因此，乾德元年（963年）春天，发生在汴梁宫中的那个故事也就不再神奇了—那个故事，就叫做“杯酒释兵权”。没有刀剑铮鸣，也没有鬼影憧憧，一帮总是谋反的老革命，居然把自己用生命与鲜血挣得的帝国股份，很老实地全数交给了那个刚被他们扶上宝座的前同事—因为他们打心眼儿里相信，这家伙是当了真要让天下太平的。
曾国藩与客论当世人物，评左宗棠为“人不敢欺”、胡林翼为“人不能欺”，而独以“人不忍欺”自喻而喜。在“山头政治”上亦如此，明太祖是“人不敢欺”，汉光武帝是“人不能欺”，而宋太祖恰是“人不忍欺”。
§§§第一节
大唐公司强人政治骤然终结后的权力裂变：
中宗李显分权制衡矫枉过正—从失重到再失重
在武则天“强人政治”骤然终结后的大唐公司权力裂变中，中宗李显为了制止一种“失重状态”（五大臣居功自恃功高震主）而采取的分权制衡手段（重新起用武三思），又导致了另一种“失重状态”—武三思迅速崛起大权独揽造成新的权力失衡，进而导致公司组织格局的重新洗牌。
而武三思从被打倒的“革命对象”转瞬高调复出独掌大权，则充分演绎了权力博弈过程中的利益跷跷板—公司组织中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权力裂变“五大臣”功高震主
神龙政变后，中宗李显在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暐“五大臣”的拥立下复位，“女主天下”的武周政权被彻底推翻，社稷、宗庙、陵寝、旗帜、服色、官名、文字全部恢复唐朝旧制。看上去一切好像都回到了正轨，可事实上，此时的帝国公司正面临“失重”的危险。
失重状态源于强力统治者骤然离去导致的权力裂变。
按理说，中宗李显作为名正言顺的企业继承人，理应全盘掌控大唐公司，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李显第一次在位的时间很短，后来又被武则天放逐，长期幽禁，对中枢政治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非常有限；其次，神龙政变虽然打着李显的旗号，但他对政变的实际贡献很小（甚至在行动前一度临阵退缩，差点导致政变功亏一篑），因而在大唐高管层和所有员工面前缺乏足够的威信；最后，此时的李显虽贵为皇帝，却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是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五大臣中，只有一个崔玄暐曾任李显的东宫属官，其他四人皆非嫡系。而就连这个唯一的老部下崔玄暐，此时其身份也已从旧部变成了“革命功臣”，所以李显对他的防范自然要多于信任。因此，李显显然都没有足够的权威和实力去领导五大臣，更不足以承担公司秩序重建的重任。
而反观五大臣，不仅资历深厚，政治经验丰富，而且早在武周末期就曾领导拥李派大臣与擅权乱政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建立了极高的威望，加之此次政变成功，五大臣同日拜相，更是实至名归地成为满朝文武和天下士人马首是瞻的领袖人物。
在这种“君弱臣强”的格局下，武则天留下的巨大权力空间某种程度上已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半由中宗李显凭身份和血统继承，一半由五大臣凭实力和功勋占据。
要看清李显手中的权力蛋糕如何被政变功臣分享，下面这个例子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