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遗爱是大唐公司前高管、创业元老房玄龄的次子，娶了太宗李世民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而这起谋反案的导火索，就是由这位千金公主无意中点燃的。
说起高阳公主，那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当时的长安城，她不仅长年占据八卦新闻的头条，而且是名气最响的“帽子批发商”。她卖的帽子数量众多、尺寸不一，却只有一种颜色—绿色，而且只卖给自己的老公房遗爱。此外，高阳公主的“进货渠道”比较专一，通常只找和尚跟道士，从不跟俗人打交道，显得很有品位。
当然，该公主若是仅仅喜欢给老公戴绿帽子，别的什么事都不干，长孙无忌也没有机会大兴冤狱。可问题在于，高阳公主还喜欢帮老公做一件事：争爵位。
房玄龄生前受封梁国公，死后爵位由长子房遗直继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受当时的法律保护，可高阳公主却不管这些，整天变着法儿要抢爵位。房遗直忍无可忍，只好去找皇帝告状。当时太宗还在世，就把女儿狠狠训斥了一顿。从此，高阳公主对房遗直恨之入骨，发誓一定要把他搞死，把爵位抢到手。但当时有太宗给房遗直撑腰，高阳公主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太宗去世后，李治即位，高阳公主顿感机会来临，于是想了一条毒计。有一天，她突然衣衫不整地跑进皇宫向李治告状，说房遗直非礼了她。李治大为惊愕，赶紧下令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就在这时，长孙无忌挺身而出，接下了这桩案子。
堂堂一品太尉、首席宰相，居然要亲自主审一桩性骚扰案，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此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长孙无忌的目的不是要杀鸡，而是要杀人，杀一群人！
其实，从贞观十七年的那场夺嫡之争后，长孙无忌就一直在等这一天了。众所周知，房遗爱曾经是魏王李泰的心腹，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房玄龄也加入了魏王党，但在后来长孙无忌拥立李治之时，房玄龄显然也没有站在他这一边。表面上，房玄龄似乎保持中立，可实际上他内心的想法和太宗初期一样，无疑也是倾向李泰的。所以从那时起，长孙无忌就已经把房玄龄及其家族视为自己的政敌了。
李治即位后，尽管当年的夺嫡之争已成如烟往事，房玄龄也早在贞观二十二年就已作古，可长孙无忌却始终没有忘记，房家的人曾经是魏王党，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在永徽的头三年里，长孙对房家的监控从未间断。在此期间，以房遗爱为圆心，以大唐董事会成员和所有高管为半径，凡是和房遗爱走得比较近的人，全都被长孙无忌圈进了黑名单。
名单上的人主要有：开国名将、驸马都尉薛万彻，娶高祖之女丹阳公主，曾是魏王党成员，与房遗爱是好友；荆王李元景（李渊第六子），时任司徒，女儿嫁给了房玄龄的另一个儿子房遗则，与房家关系紧密；驸马都尉柴令武，娶太宗之女巴陵公主，魏王党核心成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素来与长孙无忌不睦的人也上了黑名单：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时任司空、梁州都督，受李世民宠爱，曾是太子的热门人选，因长孙无忌力挺李治而与长孙无忌结下梁子；此外还有时任侍中兼太子詹事的宇文节、时任太常卿的江夏王李道宗、时任左骁卫大将军的驸马都尉执失思力等等。
不难看出，这是一张分量很重的名单，里头既有大唐董事会资深成员（亲王、公主），也有创业元勋和公司高管。然而，在此刻的超级巨星经理人长孙无忌眼中，他们算什么呢？
他们只是浮云。
从6：4到7：1
从接手此案开始，长孙无忌就压根儿没打算往性骚扰案的思路上走，而是不择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所以，他一入手，就挖出了高阳公主身上的一个政治问题：曾暗中指使掖庭令（宦官头子）陈玄运，刺探宫禁内情，占卜星象变化。
在古代，无论是窥伺禁中还是私窥天象，其性质都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光凭这一条，案件立刻自动升级，从性骚扰案变成了谋反案。随后，长孙无忌逮捕了房遗爱，通过刑讯逼供撬开了他的嘴，把黑名单上的人一一罗织进去。
永徽四年（653年）二月，历时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尘埃落定。面对审理结果，李治目瞪口呆。他万万没料到，一起小小的性骚扰案最后竟然演变成如此严重的政治案件，而且牵扯了这么多皇亲国戚和元勋重臣！
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求他放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一条生路，毕竟他们一个是叔父，一个是兄长。但长孙无忌用沉默回应了他的乞求：决不饶恕！
最后，所有涉案人员杀头的杀头，赐死的赐死，流放的流放，一个都没有逃过。曾是李治竞争对手的吴王李恪是被赐死的。临死前，他面朝苍天发出了一句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没有人料到，李恪一语成谶。
永徽四年十二月，大唐朝廷的高级管理层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在“房遗爱谋反案”之前，宰相班子的成员共有10人：长孙无忌、李勣、柳奭、高季辅、宇文节、于志宁、张行成、禇遂良、韩瑷、来济。其中，柳奭、于志宁、禇遂良、韩瑷、来济都是长孙无忌的人，只有李勣、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忠于李治，力量对比是6∶4。
而在该案之后，宇文节被流放，高季辅、张行成病逝，增补了一个崔敦礼（长孙无忌派）。于是宰相班子从10人变成8人，其中7人均为长孙无忌派，只有李勣是李治的人，力量对比变成了7∶1。
显而易见，经过一场政治清洗，长孙无忌不仅消灭了诸多政敌，而且权力高度扩张，已经完全取得了大唐高管层的绝对控制权。
李治反击前奏
至此，高宗李治在宰相班子中的代言人，就只剩下一个创业元老李勣了。不幸中的万幸是，李勣对李治的忠诚度非常高，必定会帮他死守最后一道防线。
早在李治还是晋王时，李勣便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长史。虽然李治并不到任，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但至少从那个时候起，两人已建立了上下级关系。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有三个重量级人物力挺李治，长孙无忌和禇遂良是我们知道的，而第三个人就是李勣。
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不久，太宗又在一次酒宴上郑重其事地对李勣说：“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显然，太宗是将“托孤”重责赋予了李勣。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就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在永徽一朝的文武百官中，作为托孤重臣之一的李勣，应该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未必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之英明睿智，或许会料到，他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时至永徽四年，当李治在长孙无忌的步步紧逼下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时，他肯定会意识到太宗当年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同时必然清楚硕果仅存的李勣对他具有怎样生死攸关的意义。是故，李治必须要采取行动巩固李勣在朝中的地位，并想办法提升他的政治威望。
李治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李勣从“开府仪同三司”提拔为司空。此前，李勣虽位列宰相，但并未兼任实职，只能算大唐公司的高级顾问，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是没有决策权的。现在，李治把他擢为司空，让他与太尉长孙无忌并列三公，其用意不言自明。
李治做的第二件事，是命人重新绘制了李勣在凌烟阁中的画像，并亲自提笔作了一篇序赞。关于凌烟阁画像，颇有政治含义：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宗命阎立本绘制了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悬挂于太极宫三清殿旁的凌烟阁，史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其中，长孙无忌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数第二。这个政治交椅的座次差别显然是巨大的。
如今，李治命人重绘李勣画像，虽无法提升他的座次，但至少可以表明对他的倚重，借此提升他的政治威望。从李治为画像所作的序赞中，我们不难窥知一二：“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长孙无忌、禇遂良和李勣三人同为托孤大臣，可李治却说什么“德高望重的旧臣唯独剩下您（李勣）一个了”，这无疑是在重申对李勣的倚重，同时发泄对长孙无忌和禇遂良的不满。
这分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信号，它意味着—面对长孙无忌毫无节制的权力扩张，李治已经在着手实施反击了。
虽然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甚至微弱到根本没有引起长孙无忌的警觉—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只要时机成熟，李治必然会加大反击力度，从而与长孙无忌及其党人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第三节
“皇后废立”中权力反转，明星经理人巅峰跌落
永徽六年（655年），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场风暴不仅令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造成了强烈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高宗朝廷首次出现了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并且最终导致了长孙集团的垮台。这位超级明星经理人光环陨落，从权力巅峰彻底跌落。
后位之争中的权力博弈
这一切，都源于王皇后与武昭仪（武则天）的后位之争。
王皇后与武昭仪的后宫之战很早就打响了，但一直难分胜负。永徽五年，武昭仪刚刚生下的女婴无端暴毙（有学者认为是武则天自己扼死的），李治将王皇后视为主要嫌疑人，一心想把她废掉，另立武昭仪。但长孙无忌一直替王皇后撑腰，令李治无可奈何。永徽五年年底，李治携武昭仪专程到长孙府上进行“贿赂”，希望他在皇后废立的事情上让步，可长孙无忌却始终不肯点头，李治和武昭仪只好愤然离去。
到了永徽六年六月，失去耐心的武昭仪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打击，控告她和母亲柳氏暗中施行“厌胜”之术。所谓“厌胜”，就是民间所说的扎小人，用泥巴或木头雕塑某人形象，然后刺心钉眼、系手缚足，诅咒其早日死于非命。按照《唐律》，玩这种巫术的人应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倘若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则不可减罪，依律当斩。
没人知道武昭仪的控告是否属实，总之，李治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把王皇后之母柳氏逐出了皇宫，并把王皇后的舅舅宰相柳奭贬为远地刺史。王皇后因此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李治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宸妃”的名号，准备册封武昭仪，让她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
按照唐制，后宫的一品妃历来只有贵、淑、德、贤四名，如今为了武昭仪而特设一个“宸妃”，显然不合旧制。于是，在长孙无忌的授意下，韩瑷和来济当即在朝会上与李治面折廷争，坚持认为“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李治迫于压力，只好收回成命。
此时的李治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利用此次“皇后废立”事件向超级明星经理人长孙无忌发起挑战，夺回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那他将永远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因此，李治决定向长孙集团宣战。
然而，在此刻的大唐公司，整个高级管理层几乎都是长孙无忌的班底。李治手下只有一个李勣，要想打赢这场仗，就必须快速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
有需求就有供给。这简单的经济学规律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就在李治因势单力薄而倍感焦虑之时，公司里一批素怀野心的中层干部，如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当即敏锐地觉察出了老板的需求，随即向李治靠拢，表示愿为老板冲锋陷阵、赴汤蹈火。
有这一帮中层干部的支持，李治的腰杆硬多了。永徽六年九月，李治向长孙集团正式摊牌，决定废黜王皇后，册立武昭仪。禇遂良替长孙无忌打头阵，竭力反对。第一天，双方僵持不下，不欢而散。第二天，李治老话重提，禇遂良再次争得面红耳赤，说到激动处，干脆以辞职相要挟，并头撞台阶，血染丹墀。李治暴怒，令左右把禇遂良拉出去。就在这时，一直躲在帘幕后偷听的武昭仪居然大喊一声：“何不扑杀此獠！”最后关头，长孙无忌盯着帘幕，冷冷地说了一句：“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此次交锋，就在这句话中草草收场。
事后，韩瑷、来济等人频频上疏，说倘若皇帝执意废王立武，必将“为天下所笑”，“恐海内失望”，并用历史上著名的红颜祸水妲己、褒姒影射武昭仪。对于这些上疏，李治一概视而不见。最后，李治召见李勣，征求他的意见。李勣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李治下定了决心。李勣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数日后，禇遂良被贬出朝廷；不久，王皇后被废；十一月，武昭仪正式入主后宫。
显庆二年（657年）八月，韩瑷、来济被逐出朝廷，贬为地方刺史，而禇遂良和柳奭则进一步被贬到了蛮荒之地。第二年冬，禇遂良在贬所爱州（今越南清化市）郁郁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