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天，日本人气焰高涨，不断北犯。朝鲜军势孤力弱，渐渐吃紧，急忙向李如松求援。李如松却很相信沈惟敬的话，倭贼断断不会进犯全罗道，哪里来的敌人？
但是，朝鲜人求援不断。李如松决定先发制人，七月初五，派总兵查大受、都督李平胡、游击高升等十四员大将率兵五千人，镇守全罗道的咽喉钥地——南原。日本人见明军大举来援，全线停止进攻，敌我形成对峙，朝鲜战局再次僵持不下。
明神宗急了。东征军旷日持久，“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国库里的白银渐渐空了。前方将士更是疲惫不堪，无不归心似箭。
十多万日军赖在釜山虎视眈眈，随时能把重创之后的朝鲜一口吞下。这时，明军肩负着稳定战局的重任。如果突然撤退，日本人就会像洪水猛兽，再次荡涤朝鲜半岛。
于是一个大难题摆在明神宗面前：明军是留还是撤？
朝廷又掀起争论波澜。早在六月初一，兵科给事中侯庆远就上疏明神宗，建议撤兵。按侯庆远的说法，如果这时能乘胜抽身，于理于情，明朝都是大赢家。
明神宗便下了一道谕旨：“朝鲜王还都王京，整兵自守。我各镇兵久疲海外，以次撤归。”
经略宋应昌以师老无功，也产生厌战情绪，准备趁着明军撤退之机，主动卸下经略职务，以求全身而退，保全名节。
但是，宋应昌又惧怕惹得大臣非议，就以进为退，上疏明神宗，详陈日本人狡诈难防，驻军不能全撤尽，主张明军暂且屯驻全罗、庆尚二道，然后见机行事：
全、庆二道……两道守则朝鲜安而保薊辽。……倭若能乘我罢兵，突入再犯，朝鲜不支，前功且弃。……即议撤宜少需时日，俟倭尽归，量议防守。
老谋深算的宋应昌只提防守，不提撤兵。但是，朝廷那些善于咬文嚼字的大臣们一下子就看穿宋应昌的意图，纷纷上书明神宗，大批宋应昌，竭力谏阻撤军。先有辽镇都御史赵光耀极言不可轻许日本封贡，后有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力主征剿。
宋应昌见大臣发难，连忙又上奏明神宗：“倭奴狡诈，属国孤弱，不可不留兵。”并建议留下刘给廷一万六千人，让他防守全罗、庆尚二道，以拱卫王京，求得朝鲜安、中国安。
朝廷的形势仍然是文臣主战，武官主和。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时，起决定作用的兵部尚书石星站出来说话了。
石星把议和当做自己政治前途的最大赌注，生怕驻军过多，会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给他们一个屯兵不去的口实。于是，石星借口驻兵一万六千人，要耗费大量粮草、军饷，干脆裁撤吴惟忠等部，只留下刘给廷三千人，做个协防朝鲜的模样。又因急于求成，石星令沈惟敬去釜山倭营，让日本人早早献上谢和表章。
沈惟敬一入倭营，就向小西行长献上蟠衣玉带、花布四十匹以及《大明一统志》《大明官制》《武经七书》等重要典籍，小西行长则回赠日本旗帜五面，沈惟敬一概收下。
李如松对沈惟敬的奴颜媚骨备感气愤，几次想杀掉沈惟敬，但碍于石星的情面，隐忍未发。
八月，石星责令经略宋应昌撤军。宋应昌以令箭告知李如松，让他回国。
于是明军纷纷北撤，离开朝鲜国境。初八，中路大将李如柏撤出王京。两天后，李如松离开王京。二十四日，李如松又从平壤西退至肃州。五天后，沈惟敬及内藤如安紧随明军，前往北京。
但是，朝中的撤、封争论并未随着石星的一纸令下而休止。文臣浙江道御史杨绍程等极力反对石星的和议，主张坚决断绝日本的请和，即使撤兵也只退到边界地区，以应对不时之虞。
张辅之等人更是群起激昂，上书弹劾石星。石星一气之下，破罐子破摔，主动请辞。
神宗对这个首倡用兵的尚书还真是百依百顺，好言抚慰挽留下来。同时，又按石星的先前部署，诏令李如松班师，让朝鲜王子李珲去全罗、庆尚两道督师备敌。九月二十三日，在朝鲜王子临海君、刑曹判书李德馨、郑琢等人相送下，李如松踏上了归国之程。
到鸭绿江边，李如松凭江北眺大明国土，吊奠阵亡将士。有多少人曾随着自己东征西讨，而如今成为留在异国他乡的魂灵，从此永别。
李如松被石星、宋应昌等人所掣肘，既有无法尽驱强敌入海的遗憾，也有对朝鲜国王及世子寄托的无限期许。他转头问身旁的朝鲜人，会宁的乱贼招抚了没有？
朝鲜翻译官回答，前年已经伏诛了。
李如松深情地教导着，请转告国王及王子，百姓，爱护他们，他们便会像扶养自己的父母一样；虐待他们，他们便会如仇敌一样相害。又问郑琢，国王卧薪尝胆了吗？必须勤练兵，体恤士民，挑选贤才，任用能人，国家上下一心，苦心守护着社稷大业，方能够确保国家平安无事。
临行之时，李如松回首再看一眼如画河山，竟然产生依依不舍的眷恋。随后踏上渡船，缓缓而去。
李如松回国之后，朝鲜上下无不感激明军的再造恩德，在平壤立了祠碑，祭祀宋应昌和李如松。明神宗也对李如松的战功颇为赞赏，加封其为太子太保，升都督府左都督。
攻克平壤，歼灭日军一万余人，成为李如松戎马一生最辉煌的功勋，尽管其曾轻敌在碧蹄遇伏，受损不轻。但世上没有常胜将军，李如松并未因此而失去中、朝两国人民对他的爱戴。当然，也极大震撼、威慑了日本人，这才同意和谈，归还王京和两位王子。
光荣永远不会消失。李如松，不愧为威震东北亚的一代名将！
明军回去了，但日本人还侵占着朝鲜南部沿海地区，随时会再有狼嗜虎吞之状。在兵部主事曾伟芳的建议下，明神宗颁布旨意给李昖，教谕他痛改前非，吸取教训，重新振作起来，“宜令朝鲜自为守，吊死问孤，练兵积粟，以图自强”。
东征军参将高策、陈邦哲，游击钱世祯、高升，原任同知郑文彬，壶关知县赵如海，兵部主事刘黄裳等也随李如松之后，相继离开朝鲜。
十月初五，明神宗任命刘给廷为备倭副总兵、署都督佥事，统辖三千人，暂留朝鲜，协助朝鲜训练士卒，巩固防备。
明军撤出之后，局势日渐稳定。于是，尹斗寿、李恒福力劝李昖回銮王京。十月十五日，李昖从海州回到王京，祭告宣陵、靖陵之后，哭哭啼啼，跌跌撞撞地进入了王宫。至此，离去年弃都出走，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
3.国王的退位风波
李昖失国，正是由于他自暴自弃、不图进取、惰政腐败所致。对这样一个治国无方、御敌不力的国王，明朝几乎失去了信心与耐性。
明朝朝廷中，以石星为代表的主和派渐渐占据上风。但在主战派大臣的掣肘之下，议和注定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
内藤如安一去数月，久久没有回话，侵占西生浦的加藤清正一直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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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抗日史
议和，这时按捺不住，借口内藤如安已经被杀害，纠集锅岛直茂在十一月初三发兵袭击庆州。
日军兵分三路，直指安康县。安康县是永川到庆州的必经之地。朝鲜人正沉浸在和谈的美好氛围中，防备疏忽，守御松弛。日军一来，没有一个人敢直面迎击，纷纷奔散躲避。加藤清正直扑安康，一路势如破竹，几乎遇不到抵抗。
加藤清正杀到安康，城内士民四散，兵使、府尹均不知下落。庆州附近驻扎着的朝鲜兵使高彦伯、别将权应铢、府尹朴毅长、助防将洪季男等部，都只是择据要害之地，连兵把截，除了派出小股斥候去侦探军情外，无一人应战。
参将骆尚志的接伴官李时发及巡察使韩孝纯连连向刘给廷告急，接伴使徐渻闻讯，转呈刘给廷，刘给廷派出北兵、南兵各一千，驰援安康。见人数太少，刘给廷又令朝鲜两道防御使金应瑞、李思命等，选一些精壮士卒，一齐赴援。
日本人如幽灵般四处游荡。明军找不到日本人去向，就准备在一处山谷埋伏下来，不料日本人抢先一步，占据有利地形。
按照以往的作战经验，日本人只要闻到明军的火药味，就会乖乖退去，所以明军习惯性地抬出大炮，日本人也习惯性地离开了。
明军原以为日本人被大炮吓跑，不会再来找麻烦，心安理得打道回家。朝鲜的冬天异常酷冷，明军都穿着厚实的羊皮长衣，奔走不便。这时出现意外，数百日本兵疾跑如飞，很快抢在明军前头。一时麻痹的明军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身边多了些陌生的面孔。日本人高声呐喊，胡乱砍斫，如斩丝断麻，杀得明军措手不及，当场死亡三百二十七人，中有吴惟忠所部二百二十七人，千总陆承恩的甲兵四十九人，参将骆尚志所部二十四人，提调马禹卿、李为瑚所部二十七人。
安康之战，明军损失惨重，朝鲜上下一片惊痛。败讯传到北京，波澜又起。和不成，战又不能，一时间朝廷又闹哄哄的，纷扰不已。给事中魏学曾上奏明神宗：“朝鲜不能抵御倭寇，徒给中国增添忧烦。不如把朝鲜分裂为两三块，交付给能够抵挡倭寇的人，让他们盘根交错，大明的国门就安如泰山。
一石激起千层浪。兵部尚书石星极力抵制裂土之策。宋应昌尚在辽东，将魏学曾的奏本给朝鲜接伴使尹根寿看，并说：“朝廷议论如此，贵国准备怎么办呢？这件事我会全力保护贵国，但你必须尽快回去告知国王，善自为谋，好自为之！”
尹根寿吓得满头大汗，心急如焚，携带魏学曾的奏本和宋应昌写给朝鲜大臣的文书，星夜飞奔王京。
朝堂之上，左议政崔兴源称病不出，右议政尹斗寿已经陪着世子南下去了。只有领议政柳成龙和判府事沈守庆在座。尹根寿把宋应昌的文书递给柳成龙，柳成龙连看都不看一眼：宋应星书信中说的如果是国家公事，就应该把咨文直接呈给大王。现在没有咨文，只有私札。其中所说的并不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看后也无法处理，不如不看。
当魏学曾的奏本到了李昖手里，李昖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经历了无数生死，“国王”这两个字实在已无足轻重。要不是大臣们的劝阻，坐在王位上的早已是光海君李珲了。如果能以隐退来化解大明王朝的猜忌，那将是朝鲜之大幸。
与李昖的淡定形成鲜明反差，大臣们一片慌张。柳成龙看了奏本之后，赶忙回答：“这是非常荒唐的空妄之说，皇朝怎么会被这种言论所缠扰呢？大王千万不要疑虑，现在朝鲜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该做的事，以消除天朝的忧虑。”李昖默然。
因宋应昌所差的辽东都司张三畏即将到达，领议政柳成龙和都承旨沈喜寿去碧蹄驿站迎接。
虽然名字叫做驿站，但最多算是遗址。惨遭战火洗劫，驿站早已被日本人烧成一片灰烬，只剩几间破败村舍。张三畏邀柳成龙入内同座，并拿出酒来款待，宾主相谈甚欢。说着说着，张三畏突然冒出一句：“我这次入王京，将会有新举措。”
张三畏到底带来了宋应昌的什么“新举措”，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跟国王李昖的前途有莫大干系。
柳成龙心里一沉，莫非真的要出事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柳成龙勉强陪饮数杯之后，就告辞而出。不顾月黑路暗，星夜飞奔王京，将张三畏的话转禀李昖。
十一月初九，卯时，李昖在王京慕华馆迎接张三畏，将他带引到南别宫。张三畏宣读了明神宗于九月二十五日所颁下的圣旨：
昨者王以大兵驱倭出境，还归旧国，上表进方物来谢。朕心深为嘉悦，念兹复国重事，不可照常报闻。今特遣使降谕，仍赐王大红蟒衣二袭、段四表里，以示朕惓惓为王遥慰之意。……或言王偷玩细娱、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军实，启侮诲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前车之覆，复车可不戒哉？……不知王新从播越之余，归见黍离之故宫、烧残之丘陇，与素服郊迎之士众，噬脐疾首，何以为心？改弦易辙，何以为计？……是用预申告戒以古人卧薪尝胆之义相勉。其尚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国容之时，抚疮痍、招流散、远斥堠、缮城隍、厉甲兵、实仓廪，毋湛于酒色、毋荒于游盘、毋偏信独任，以阏下情、毋峻刑苦役，以丛民怨。庶几殷忧愤耻之后，先业可兴，大仇可雪。……王其戒之！慎之！故谕。
敕文恳切感人。虽然李昖比明神宗多吃了十二年的大米，但明神宗倒好像是一位久经沧桑的老者，对着子弟诚挚教导，反复劝说，百般期许。
但是李昖听了，如针刺耳，浑身难受。此刻，仿佛明神宗就站在面前，板起面孔，不断地斥责着李昖沉湎酒色，荒淫丧国，“偷玩细娱、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军实，启侮诲盜，已非一朝”。李昖只觉羞愧万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沁出。
李昖只觉五味杂陈：“自古借兵于人以图恢复，未有不包辱忍耻求以济事。”坐在国王的位置上，李昖如坐针毡。当天晚上回到内庭，李昖独自召来柳成龙。
李昖心里很沉痛：我能够见到爱卿，恐怕只有今天了。虽然夜已深，我只是想与爱卿面决，所以召你来见。
柳成龙惶恐不安：臣等无能，承蒙错爱，委以重任，国事到此地步，都是臣下的罪过啊！
李昖却给了柳成龙极高的评价：爱卿才华出众，足以有所作为。只是不得其主，才遭遇如此危乱世道。三国的诸葛亮正因为遇到刘备，才得以施展抱负。假使诸葛亮没有遇到刘备，恐怕也只有老死隆中而已，能有什么作为呢？
话没说完，身边小侍从送来了一大缸醇酒。
李昖亲自倒上满满一杯，柳成龙一饮而尽。酒喝完了，做了近三十年的国王也该到了尽头。李昖与柳成龙君臣诀别，决定第二天在张三畏面前交出王位。
事出突然，柳成龙不知所措：天朝只是担心朝鲜振作不起来，皇上的圣旨，无非是一些劝勉策励的话，难道还有其他意思吗？愿主上圣明，不要为此所动。明天的事，万万不可，望谨慎斟酌，臣敢以死相请。但李昖只是静坐默然，不发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