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我们都要去海边散步，无论天气如何。因此常常遇到刚从海上回来的渔民，即便在冬天里最冷的几个月，也有人出海捕捞牡蛎和海红。
尽管如此，我们和他们并不熟，彼此之间没说过几句话。
有人拍照的时候，他们不阻止；有人问话的时候，他们只回答最简单明了的句子，绝不重复。他们的目光并不和人接触，即便你提出要买他们刚打上来的水产，他们也并不兴奋热络，他们用海水一样冰冷自然的态度冷却着游客们的好奇心。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这些好奇心的价值是零。他们的生活像海一样宽阔，也像被岩石包围一样封闭。
和他们攀谈最多的一次是乘渔船出海的时候。
我和T都觉得把自己弄成游客，这事儿非常傻相，因此对所有的旅游观光项目都避之若浼。但这船老大实在太会诱惑人，“海里转一大圈，可以打上鱼来喂海鸥，想怎么照就怎么照。”“海鸥能飞多近？”我们问。“那儿，就这么近。”
船老大伸出一条胳膊比画一下。
船老大姓杨，紫黑面庞，雪白牙齿，高壮身形，声如洪钟，放在《水浒传》里也可以当条好汉。
船头的水桶里养着条肉体：擀面杖粗细，尺把长，棕灰色的身上长满肉突—第一次见到这么巨大的活海参。
海水更深处是杨老大的海参养殖场，据说起初也死过苗赔过钱，不过养出经验来之后就变得轻松：养参人在某片水域投撒礁石，海参则完全依附在石缝里生活，周围广阔荒凉的沙地就是天然屏障。每年两次，海参会从石缝里爬到开阔的沙地上交配，赤手空拳行动缓慢，像散落的豆荚一样俯拾皆是，捞起来就是钱。
我们开玩笑说反正自己是无业游民，不妨拜他为师学养殖。他一笑，“你们干不了。”问他为什么，他注视着水面的网，不再多话。
后来获悉海参的收获季节是每年四月初和十一月初，那时的海水虽说不寒冷刺骨，也称得上冰冷难耐，又是北方的海湾，潜下去一片荒凉灰暗，但是每天也要忍着冷，下水几个小时，上来后喝几口酒，关节还是刺痛。
招呼游客出海是此地渔民养殖闲暇时捞外快的生意—尽管当地政府一再宣布这行为违法。说起法律，杨老大头头是道，因为过去的几年里他都在不停地打官司。有人要拆他的房子，有人要霸占他的海参养殖场，他是靠一己之力与机构看不见的压力对抗。“公安局、法院、区长办公室、市长办公室、信访办、拘留所，我都去过。我有理，我不怕。想动我东西，没那么容易。”他坐在船尾，神色自若，有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沉着。船掉个头，逆光，整个人成为金黑色的一尊铜塔。“拽！”他命令。T连忙上前手忙脚乱地拉网，也许是嫌T不麻利，杨老大立在船头，几把将渔网捯上来，往甲板上一倒，无数小生物密密麻麻地蠕动成一堆：指头粗细的海鲶鱼奋力张嘴喘息，像棋子大小的海胆竖着刺，拳头大的海螺紧躲在壳里，紫色夹米黄的海星翻卷腕足。我惊叫着抓起一只章鱼，它靠腕足支撑起身体，开始一拱一拱地逃离，未果，它突然用腕足缠住我的手指，狠狠地一口咬进肉里。
我大跳大叫，朝海面甩着手。
杨老大检视渔网的间隙瞟上我一眼，“不碍事，回家煮了。”
章鱼心灵感应似的松了绑，“扑通”一声溜下水去了。
我伸着血淋淋的指头给杨老大看，他淡淡道：“这有什么？常事。”
T用簸箕收起一堆小鱼朝天上扔，直上直下地掉下来，砸得一头一脸。杨老大走过去接过簸箕，振臂一撒，一道漂亮弧线，大群海鸥如轰炸机群般盘旋俯冲而来。
灰蓝的海面上镀着淡金色的朝阳，浓蓝色的船是磁铁，灰白海鸥白铁片似的被吸引在周围。我和T抽空把战利品中的章鱼海螺之类扔回水里，杨老大倒并没有嘲笑我们的妇人之仁。他盘算着距离的远近，果断地开始往回航行。
上船的时候我曾狠狠地讲了价钱，从每人八十元讲到四十元。杨老大颇为爽快，但四十元有四十元的转法儿，柴油价钱涨得那么快，兜太大圈子是会赔钱的。
“以后你们要打官司、咨询法律，找我。”下船时，杨老大声音洪亮地朝我们喊。
在这富于浪漫主义的环境里，渔民们坚守着最现实主义的生存态度。“悲天悯人”这四个字全无分量，因为对于生存而言似乎全然无益。
和杨老大们通身晒成的结实的“渔民紫”相比，我和T的“都市白”臃肿苍白，像两头软弱无能的家畜。
整整一个秋天，除了十一月出海收获扇贝和海参以外，渔船都拴在齐腰深的海水里随风起伏，船舷两侧依次整齐地落满海鸥，朝向和姿势几乎完全相同，是一队即将出海的士兵。
深秋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渔民们用拖拉机往岸上拖船，棱形船底破开细沙滑行，金色的沙子像海浪一样朝两边破开。我曾经追着他们拍照片—造出这样完美的船真是个奇迹。船老大们忙自己的，有时彼此呼喊两句，当我不存在。
当泊在浅滩的渔船依次被拖上岸，就表示冬天的来临。夏天的时候是休渔期，禁止渔船出海。一年到头，渔船躺在岸上的时间总比下水的时间长—或者他们出海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睡觉？
固定渔船们的粗尼龙绳上生了绿苔，长出了成串儿的海红，又小又黑的锥形，瓜子儿一样。沙滩上埋着简易的锚，用钢筋焊成一个“丁”字形，抓进沙地里。
在Q市，能游泳的日子相当短暂，那时我们需要沿着沙滩走很远，才能避免在水下被缆绳绊倒。
开春之后，海水变得躁动混浊，欲望一样不可阻挡，浸没了大半个沙滩。
沙滩突然热闹起来了，木头渔船刷上了新油漆，上半部是密实的天蓝，下半部分是浓稠的紫红，在灰暗的海水上闪闪发光—天才的配色，起源非常神秘。
颜色之外，这里的木船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曲线，船舷的每一条木板都如同舞蹈演员伸出的肢体，凝固着肌肉的张力。
“这部分叫什么？”我指着船头正下方戳进沙地的突起，扁片状，像一条鱼的腹部。
“龙骨。”正用锤子敲打船帮、修补裂缝的渔民头也不抬地说。
“这部分呢？”我又指着船头正中号角形的一截木柱子。
“蒙头（音：meng tou）。”他眯缝起一只眼睛打量那裂缝。
“什么？”
没有回答。
我站在一边，不死心。
“哪个meng？”我追问。
“好了吗？”渔民停下手里的锤子，粗声喊。
“没有。”另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从船舱里传出来。转过去才发觉沙滩上有一堆刨花，有人蹲在舱里给船底换新木板。
渔民们似乎用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船，与这种工具紧密相连的是如礁石般裸露严酷的生活，程式化的礼貌在这种生活里没有分量，观光客式的无知更完全无须敷衍。
风大，带着海上的湿气和陆上的黄沙，渔民在风里斜叼着烟卷儿敲打他们各自的船，话说得很少，一张嘴话就被海风吹散了，因此说话时也有沉默之感。这里的渔民被风吹得面色粗糙紫黑，脸上见棱见角，皱纹都是刀劈斧砍般的直线条，表情凝固，很少笑；头发因为海风里盐分侵蚀的缘故，毫无光泽地胶着成一体，盘曲为深灰色的一坨儿。
因为秋天要下海打捞海红和牡蛎的缘故，或者常常需要站在齐胸深的水里拖船下锚，这里的渔民不论男女，常穿着一种肥大的棕黄橡胶背带裤，黑高筒雨靴，脖子上围着褪色的紫红带穗子方围巾，肩上披件老粗布蓝棉袄，风吹日晒退了色，表面上泛起一层盐花儿白，每一条皱褶都充满雕塑感。
每个下午，我们几乎都会遇到那个女人或者她丈夫，把几个装满海红或者牡蛎的编织袋拎上一辆退色的红拖拉机，车上塑料袋里还有半张饼和榨菜疙瘩，旁边放着款式古老的塑料壳暖水壶—他们捕捞贝类的时间一般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吃饭是在海上，就着风，以及零下十几度的气温。
尽管常常见面，我们还帮女人推过陷进沙滩里的破拖拉机，但彼此之间仍然谈不上熟悉。就像我前面说的，他们不喜欢攀谈，彼此之间的话也少。
我听到过的唯一一次，是男人站在船上，把无用的海货，比如海葵、海星、鲅鱼之类用舀子撇出去扔了，上百只海鸥尖叫着在四周徘徊，如同被龙卷风卷到空中的纸片，女人站在岸上骂：“还有海参呢就扔？这败家爷们儿！”边说边撅在浅滩上捡，然后摊开手，“看看这不是？可贵着呢！”手掌里躺着几根灰绿色肉条儿，毛虫似的。男人始终没说话。海鸥落在不远处的沙洲上，静静窥伺着。
休渔期已经结束，他们和别的渔民一样整修渔船，按照贴在船帮上的通知要求，缴纳各种管理费，办理各类证件。“现在出去也没鱼，总要再过个十天二十天左右才行。”一个刚从海里把自家渔船拖上来的男人冷着脸说，另一个过去帮他再往上拉一把，然后在沙滩上下锚。
旁边一条已经下海的船上坐着一个年轻人，蓬着头发，低头抽一根烟，头埋在两腿中间，纹丝不动地跟着海浪起伏。
本地报纸上用整个版面报道过一则消息：捕鱼季节到来之后，本地渔民和邻近的外省渔民因为争夺盛产皮皮虾的捕捞区，相约在海上集体开战，几十条渔船迎面互撞，风大浪高，彤云密布，那情形写得像甲午海战一样精彩。最后的结果是船毁人亡，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精彩原始得不像现代社会发生的故事。
现在，沙滩上纵横着缆绳、拖拉机履带，以及渔船狭窄的船底划过的痕迹，浅水里扔着破渔网和浮漂，再往里还半漂着渔民顺手扔进去的油漆桶，油漆一圈一圈扩散在海上。
海滩背后，高档公寓楼正拔地而起，这片海滩据说也要被整治为更为标准的旅游区，不知道届时渔船是否还有存身之地。对此，渔民们视而不见，他们在修整自己的船。
渔民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每一个春季苏醒。虽然这苏醒不过是对悠远生活的一种重复，但它那么粗粝、严酷、混乱，那么前途未卜，总之，那么无情，又那么动人。
本地报纸上还刊登过一则图片新闻：新盖的小区，刷成粉黄的六层楼房，围栏外的水泥地上用白线画出一个接一个的车位，车位里停着的不是车，而是几十条斑驳的旧渔船。图片下面的说明指出，渔村加紧了城镇化进程，渔民住进了有暖气煤气的新楼房，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不再靠打鱼为生，但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船。
我一相情愿地觉得，这或许是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沉默而且浪漫。
过了不到半年，我和T再到当初遇到杨老大的小海湾，倒不是为了打官司，而是要去找海星。
转来转去，找不到当初的地标，一打听，才确定这里已经被迅速地改建成一座水泥游船码头，停着整齐划一的玻璃钢船。原来散漫的渔船都被驱散了，不知停往何处。
也不知道杨老大的官司结果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