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墩是他在山东一个弥漫着刺鼻臭味的猪圈前发现的。它们比常见的门墩高出很多，最上面有狮子，四面石壁上雕刻着人物、树木、花草、山水等不同图案，一看就是官家用的。第一次看到它们时，他就不想走了。他蹲在猪圈门口，守着门墩端详、抚摸，好像突然读懂了它们的身世。 他说想买下这对门墩，但老农不卖，说是祖上传的。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但从那以后，他只要一有空，便会往山东跑，往那猪圈跑，时间长了，他也与老农混熟了，他又忍不住问：“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卖这对门墩？”老农这才告诉他：“打安了这对门墩，俺家的猪就从来没有生过病。” 听了老农的话，他就在村子里调查，他发现真是每家都有猪死，就那家的不得病。他喜欢这非同一般的门墩，因为他相信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但又是看得见的。后来，他一有空就往山东跑，往那猪圈前跑。最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一天，老农说：“卖给你了，为看一门墩你这一趟趟往猪圈跑，真让俺觉得不落忍。”他喜出望外：“谢谢老哥，我就想看看有了它们，我这大猪会不会得病”。
门墩后的地下通道通向街心花园。赤峰道上很多小洋楼都有自己的地下通道，那是当时很必要的设施。现在，那个通道还通着，但因为下面有积水，他从来没走过。
八
有时候，他觉得人生就像那通道。一段段的。
他能恍惚看见自己在建国道小学宣传队里跳舞时的灵敏。他跳得好，因为跳舞，他得过好多上面印有毛主席像的奖状，老师甚至请他帮忙教其他同学跳舞。但在五年级，天津市歌舞团他没考上，因为他是资本家的后代。贫农家的孩子考上了，尽管没有他跳得好，但人家是贫农的后代。
他的小名叫“傻子”，奶奶起的。奶奶迷信，觉得傻子没人要，能留得住。从小他就不爱说话，不爱跟其他小孩一起玩，他爱跟奶奶玩，爱听奶奶讲义和团打洋人的故事，每次听到义和团在望海楼上掐口诀念咒，让着火的铜盆飞上天，他就咯咯咯地笑……照小学毕业照时，有个同学说，咱一会儿都撅着嘴照相，于是，他就噘着嘴。结果照片发下来，他发现所有人都在笑，就他撅着嘴。
刚上初中就停课了，每天他跟着别人上街看热闹，看人们坐在消防车上，带着外国人留下的那种消防盔互相武斗。
高中毕业后，他顶替父亲，进了天津市感光胶片厂。在暗房里，他开始用一台半自动卷片机卷胶卷。他一个人坐在中间卷，六个人围着他，用他卷出来的胶卷装盒。暗房里只有一点幽暗的绿光，眼睛是看不清的，靠的是手和心的感觉。那时的工作量是卷800个，一般人要卷一天，他手快，通常不到上午十一点就卷完了。暗房出来，眼睛不能见光，他就带着墨镜到休息室休息。他讨厌这种休息，因为必须休息到下午下班才能走，这是厂里的规定。卷完了任务也不行。休息室里大家都抽烟聊天，聊他没兴趣的各种打架。比聊天更让他心烦的是抽烟。别人给你发烟，你也要给别人发烟，架不住人多，两轮下来，一盒烟就发没了。别人发5毛一盒的“郁金香”，他就发6毛一盒不带嘴的“中华”。他好面子，因为他家是住意租界的，他爸曾是厂里的领导，他家曾是天津卫显赫一时的盐商张家。
刚开始，他一月挣38块钱，挣到40块钱时，他决定不干了。一月下来，不够烟钱。1980年，他24岁时，他决定去当个没人看得起的“小贩”。
他开始做黄金买卖。金条香港16两一根，内地10两一根，他小两收，大两卖，能赚6两的钱。那时候，买卖黄金是被禁止的，有风险才有收益，很快，他赚了几万块。钱财来得快，去得就更快。有一天，有个人说有金条要卖，他就用报纸包了一书包钱，背着那个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破军跨去了。一开始，他觉得那卖金条的人长相奸诈，神色可疑，但当那人把金条从裤兜子里掏出来时，金条的诱惑立刻掩盖了他的怀疑。金条是天宝牌的，那时很出名的牌子，那牌子的金条是最纯的。他把那人带到一个楼道里，准备用试金刀把金条切开，看看是不是铅条外包上金的“水货”。一刀下去，很软很纯，果然是天宝牌。在他掏出钱时，那家伙掏出了步话机，喊道：大鱼上钩了，收网！
为庆祝逮住他这条“大鱼”，警察买了两笼狗不理包子。警察问他，吃包子吗？他说，不吃，我哪有心情吃包子。警察说，你要不吃包子就交罚款，不交罚款就关进去。
倒金条倒来的几万块钱都交了罚款。还得体面。他又带了一千来块钱去了广东，想倒腾一些那时候被称为“港伞”的折叠伞回天津卖。在湛江的一家批发店，老板告诉他，问了价就得买，不买就不能走。他说，凭什么，我问价怎么了？我敢出来就不怕这个。那老板觉得他有种，便跟他交了朋友。老板说，我这儿有“夏普6060”的录音机，300块给你，拿回去你卖600没问题。他清楚倒这东西肯定能赚，但他不敢买，有倒金子的教训，再来个冒充卖录音机的警察，他可再没钱交罚款了。最后，他进了一堆衣服回去，同学们喜欢，他不好意思收钱，便送了好多，这趟又算白跑了。
“文革”后，他家在天津百货大楼附近退赔了一间门脸房，他觉得可以用那房子来卖点东西，可卖什么呢？他见很多人排队买一种布，灰色的，据说下水后不起褶。他也想卖这种布。在批发市场，他找到了这种角上写着“无锡色织四厂” 的布，他先批发了一卷回去，不到十分钟就卖没了。他又去批发了两卷，没过多会儿又卖没了。他觉得卖布太神奇了，比卖金子还赚钱。他决定直接去无锡的厂子里进货。全国的人都在无锡进那布，那厂里的销售经理成了大家最热门的“行贿对象”，别人送收音机，他就送金戒指，别人送金戒指，他就送金项链，后来，经理不要东西改要回扣了，别人一卷布给5毛，他就给6毛，别人给六毛，他就给1块。付款时，经理如果说，好像还差10块钱。他就马上再给经理十块钱，并连声说：我点错了，对不起，是我点错了。他知道自己肯定没点错。
能让经理舒舒服服占到便宜，经理自然喜欢他，别人一个月等不到一卷布，他三天就能一整车拉回家。到后来，他只要来无锡，都不用在外面吃饭，饭菜经理早就给他在厂子里准备好了。
九
有钱了，他就给母亲买东西。买那些老家具，老物件。他家是民国天津八大家盐商张家的后代，作为大户人家的媳妇，母亲习惯了在家里收拾屋子，习惯了帮奶奶把高脚的铜痰盂擦得锃亮。
每次路过信托商店，母亲都会指着某件东西说，这是咱家的，那也是咱家的。“文革”结束后，也退赔了一些抄走的东西，但退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母亲最挂念的是那个紫檀的百寿图的屏风，上面有一百个各式各样放鞭炮的小孩，他为母亲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他想要帮母亲恢复过去的那种生活。尽管不是一样的东西，但都是母亲喜欢的老物件。
常给母亲买东西，母亲就问，连志，你哪儿来那么多钱？他说，做买卖挣的。母亲说，连志，别出门了，妈害怕，妈不要钱，妈要你听话，你听话就是孝敬妈。他从没和母亲犟过嘴，孝道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1992年，他开了家海鲜馆子，26平方米，6张桌子，每天都有人排队，几拨几拨地换，为的就是品尝刚从广东空运来的活海鲜（当时，北方沿海没有活海鲜，海鱼出海就死）。他是天津第一家海鲜馆子，“先”与“鲜”同音，他就给餐馆起名叫做“粤唯鲜”。后来，这个小馆子发展成为了“天津粤唯鲜文化产业投资集团”。他的公司员工越来越多，他记不住那些年轻人的名字，便都叫他们“小不点”，他对“小不点”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不点，给家打电话了没有？给家里寄钱了没有？”
母亲78岁时过世了。
出殡时，几千人去参加葬礼，警车开道。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人都在议论他家出殡的场面。但是对他来说，那天并不风光，他难过极了。多年以后，一家电视台采访他。他说着说着，说到母亲时，仍然激动得掉泪。
他最喜欢在瓷房子的顶层待着。那里有一间顶上全是玻璃的阳光房。阳光房里挂的山水画是母亲的嫁妆，桌上摆的镜子、清代八音盒、汉白玉山石盆、打着锔子的盘与罐、老电话……都是母亲用过的东西。屋角的铜床是母亲睡过的，铜床旁边那个“双鱼牌”止疼片的盒子是母亲每天必需的。旧社会，母亲抽鸦片，解放后禁烟便戒了，是这“双鱼牌”止疼片伴随了母亲的后半生。
这是他的母亲房。在这用来留住记忆的房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着，看母亲的照片，他喜欢用眼神跟母亲交流，他觉得母亲一直在保佑他。
十
瓷房子、粤唯鲜的生意、助养残疾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受各种采访……现在，他每天都孤独地忙碌着。忙得他时常觉得自己不属于自己。他51岁了，父母去世多年，两个前妻也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他又是一个人。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国泰航空做了空姐，女儿喜欢，他就让她去做，他对女儿的要求不高，只要她高兴就好。小石头才是他重点培养的对象，儿子从小对传统文化就表现出的兴趣和天赋让他惊奇，放在加拿大耽误了。他想把小石头接回来，石头妈答应了。一想到这，他便能感到甜蜜，一阵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