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人要吃饭，他开始不停地卖东西。2004年是情况最糟糕的一年，厂里的大铁门和机器都被拆下来卖了废铁，卖了502元，买回150斤大米，3天后米就吃完了，第4天，直到下午两点，三十多人都还没吃早饭，他就把修理厂里上千元的备胎折价300元卖了，一天又过了……就这样，他卖掉了自己的三辆车，甚至砸了儿子的存钱罐。
“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去挣钱，去享受生活，可偏偏老天安排我在做这些事，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让我孤独地做这些事情，你说我值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因为那是放弃这事最好的时机。可一想到这些人一出去，很多人的生命就没了，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再去卖点东西，再去借点钱。”
转机是他坚持到2005年6月3日时出现的。那天，思茅市市长站在重生厂的茅草屋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太不容易了，个人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作为政府我们不能让你流汗又流泪，我们有义务帮你把他们管理好，让他们玩好、吃好、走好。”那天，市长在现场开了一天的办公会。政府决定：投入600万元给重生厂；划一处矿场供他免税开采；部分学员纳入低保，每月每人100元。当天晚上，之前一些消失了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富翁，让他请客。他说：“我心甘情愿地把这些钱都给你，如果你们哪个愿意做、能做。”挂了电话，他就哭了。
看着李继东，我想象着他掉眼泪的样子，感觉有些奇怪。似乎他那种长相和他那种性格的男人是应该没有泪腺的。
“有一次，我儿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我拿什么去尽，我不敢带儿子去公园，不敢带他上街买东西，不敢给他开家长会，因为那些毒贩说我多管闲事，总想报复我。你想：这里的感染者，绝大多数是吸毒人员。我把他们控制起来，就等于把毒贩的饭碗砸了。控制了这些以贩养吸的零星毒贩，每年就可控制18250克毒品，让毒贩一年少赚3000多万元。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东哥，我不怕你，我是不要命的人。’我说：‘我早就是了！’”
五
重生厂内部也曾让李继东伤过不少脑筋。那些以偷养贩多年的学员，总是难改自己身上的恶习。正所谓——家贼难防。
“18块钱买的新锄头，5块钱卖了；5块钱买的草帽，5毛钱卖了；米面、油、衣服、凳子……甚至垃圾筒，只要你能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都有本事拿出去卖了换酒喝，换酸角汁喝，换烟抽……”
“那家伙叫王波，别看他才22岁，可是能飞檐走壁的。”李继东指着远处一个正在砌砖的小伙子说，“他能像猴子一样藏在拐弯的路边的树上，货车一过，他跳进车厢，头上能顶五片石棉瓦或是夹两包水泥再跳下来。后来偷了27辆摩托车，判了两年，他在看守所里待了七个月后，检测出感染了，我就把他弄到了重生厂来。他的身世其实挺可怜的。父母在相隔四年后，在同一路段出了车祸，别人赔的30多万全被他吸毒吸光了。刚来的时候，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积极，可每次让他值班，他都悄悄地运点东西到外面藏起来，然后再出去卖掉。有一次，我刚给他们借完钱买上吃的往厂里拉，就看到他在往厂外滚铁桶，把我气得，下车就扇了他几个耳光，踢了他几脚。当然，也不会打得太重，打伤了，还是得我出钱去医院医治。光是王波，就这么先打，再做思想工作，反反复复都不下十多次。”
王波只是其中一个。李继东说，像他这样的，重生厂里太多了。李继东安排的正常的工作人员混在他们之中当“内线”，所以，即使他不在厂里，也能对情况了如指掌。
除了家贼，为女人争风吃醋打架也曾经是让李继东解决不完的问题。“在这里，女的只有几个，漂不漂亮都有人追，而且是好多人一起追。于是，我就在他们互相愿意的情况下，给他们安排夫妻房，不准其他人再追。有学员跟我说：‘东哥，我们也有生理需求呀！’我说：‘我知道你们有生理需求，但有什么办法？得了这病，就阴悄悄地过吧，实在不行了就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当做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要是运气好，我再在外面收点女感染者回来。’”
17岁的巴度是重生厂最小的。他是所有姑娘的“男朋友”，只有他才有权利跟别人的女朋友勾肩搭背地走来走去，因为女人们都把他当做小弟弟。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跟傣族学员学打象腿鼓。巴度并不觉得自己小，他说他是大人了，因为他梦见有个女的要他舔她的脚。巴度是14岁时来的，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他只是看着早上还在教他弹吉他的哥哥，晚上送去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东哥说，他走了。李继东给他买来小兔小鸭子，最多的时候巴度同时养了14只小动物，巴度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走”，其他人也都不知道他们自己什么时候会“走”。
六
一听到学员要请假回家，李继东心里总会咯噔一下。很多次了，他们早上刚提出请假回家，下午却进了医院，到晚上就“走了”。那是他们的回光返照。
李继东记得那个叫胡浩的学员。那天胡浩很早就爬起来，先是在池塘边唱歌，然后打电话给李继东，要跟他拉家常。电话里，胡浩说自己想回家，说自己回去后肯定好好做人，还说自己想吃鸡腿，想喝酸奶。李继东感觉不对，就买了鸡腿和酸奶过去。吃完七个鸡腿喝完两瓶酸奶之后，中午胡浩就开始发高烧。李继东叫人把他送去医院。下午的时候，胡浩不断给他打电话，说想见他。李继东带了四个人去陪他吹牛，一直吹到晚上九点钟，这时，医生敲了敲玻璃让李继东出来签病危通知书。
“我刚写下‘胡’字，突然下意识地一抬头，隔着玻璃，我看见他脑袋一歪，走了。他爹妈死得早，只有一个姐姐，我给他姐姐打电话，他姐姐说：‘直接烧了吧！我不来了，我弟弟没有后代，骨灰也不用留了，直接让风吹走吧！’”李继东讲这话的时候，流露出某种难以形容的伤感。他不愿意去医院，没人愿意不停地面对熟悉者的死亡。
但每次，要走的学员都想见他最后一面。类似送走胡浩的经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回了，而且注定还会继续。
“想那么多干什么？每天要死那么多人，自杀的，他杀的，生病的，车祸的。想得过来吗？”李继东突然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还是用脚趾按开连通饮水机的电源，泡普洱茶给我喝。
“多喝普洱茶，对身体绝对有好处。根据医学指标，艾滋病病人的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在200以下就会发病，但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CD4在180以下还是没有发病，我什么药都不给他们吃，就给他们喝普洱茶。这东西，我们这儿满地都是。”李继东得意地说。
七
喝茶的时候，李继东讨厌的卫生局局长的小车到了。除了局长外，还有两位女士，其中一位，李继东认识，她是思茅市疾病控制中心的防艾官员。另一位是他们介绍来的作家，从她名片上密密麻麻的介绍看，写过很多小说。
“听说你们这里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女作家问。“谁说的，我们这里怎么会有艾滋病感染者呢？疾控中心不说，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谁是感染者？”李继东没好气地回答。“别这么说，人家是北京来的作家，再说，检测结果不也都告诉你了吗？”疾控中心的女士面色一下子变得难堪起来。“那是我带去检测的人，你们能不告诉我吗？”李继东脸一沉，声音大了起来。场面似乎有些尴尬，我便先溜了出去。不一会儿，来访者走了。很显然，那位疾控中心的女士也曾得罪过他。“那女的是全国劳动模范、
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些荣誉，都是因为防艾得的。我当时的条件他们也了解，可她去跟省里的领导说我使用廉价劳动力。我倒是想使用廉价劳动力，可当时什么工程都不给我，我怎么个使用法？”李继东怒气冲冲地说。
“是她当时不了解你的情况吗？”
“她当然是最了解的！”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不是因为我反映他们不作为！”
对于那些获得荣誉称号的人，李继东是保留看法的。
2006年6月26日，居庸关长城上，纪念第19个“国际禁毒日”的活动正在举行。李继东以159996票排在“2005年度中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首位。他跟其他九位“禁毒人士”商量，建议大家把每人3000元奖金中的1000元捐出来给十名禁毒英烈的子女，可九位“人士”均以不同的理由拒绝了他的建议。有的说，他比他们还困难；有的说，这钱是集体的，他做不了主；有的说，还得把钱拿回去办更多的事情……
他灰心了，一言不发地把身上那条“2005年度中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绶带解了下来，塞进旁边的垃圾桶里。掏出电话，开始拨号，叫人马上汇28000元钱过来，英烈子女每人1000元，其中上大学的3人每人再资助6000元学费。长城上，阳光明媚，媒体大大小小的闪光灯闪个不停。他没有出现在“十大禁毒人士”的合影里。
八
这天晚上，所有的学员都集中在空地上。过几天，这里将有一场晚会，来访的是思茅市某企业和工商联的领导，他们给重生厂捐了20台电脑。李继东是晚会的导演。
“挥挥手啊！你在唱歌还是在演僵尸！”32岁的李洪文木讷地站在空地中间时，李继东放下手中的茶杯大声地指挥着，“往中间走两步啊，再不动送去劳改！”“对，送去劳改……”人群里爆出一阵起哄的笑声。
什么路通往幸福？
什么心那么无助？
谁家的孩子躲在夜里哭？
青春在夜里凋谢，
是不是找不到归宿……
歌声伤感而充满磁性。李洪文手里拿着一个花露水瓶子，那是他的麦克风。空地上没有灯光，在月光的映照下，李洪文身体的剪影木讷地晃动着。头顶上，磨思大桥上夜行的卡车呼啸而过；身后的池塘里，青蛙呱呱地伴唱。我按捺住自己。月光下，一颗圆圆的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