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与陈之佛的莫逆之交
◎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荀子·荣辱》
陈之佛(1896—1962年)，又名陈绍本、陈杰，号雪翁。浙江余姚人。现代美术教育家、工艺美术家、中国画家。1916年毕业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留校教图案课。1918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课学习，是第一个到日本学工艺美术的留学生，1923年学成回国，曾创办尚美图案馆。先后在上海艺术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并承担书刊装帧设计工作。
傅抱石生于南昌城，父亲是个伞匠，在傅抱石10岁时去世。母亲白天修伞，晚上给人洗衣服，生活非常艰辛。
母亲无奈，只能将傅抱石送到一家瓷器店当学徒。在这里，傅抱石开始对绘画发生了浓厚兴趣。他常去裱画店去看挂在那里裱糊的书画，在许多作品中，他最喜欢两位画家的画：一位是石涛的，另一位是又名“仓石”的吴昌硕的画。他们的艺术风貌和独创精神，令他赞叹不已。所以，他下决心要抱住这两块“石头”不放，刻苦磨炼，执著追求，于是他改名“抱石”以明志。
17岁时他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留校教授美术史和篆刻。1933年春，他在艺术大师徐悲鸿的大力推荐下，得以公费赴日留学。
留学前的一天，天色已近黄昏，南京徐悲鸿寓所的客厅里灯火通明，高朋满座。为傅抱石出洋留学，这里摆了一桌丰盛的饯行宴席，陪客大都是当地的名流和学者。徐悲鸿将他们向傅抱石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陈之佛时，傅抱石笑着说：“虽然陈先生不认识我，可我早已认识陈先生了。”
早在傅抱石读师范时，已非常喜爱读由陈之佛设计封面图案的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对陈之佛的早期作品《图案ABC》更是羡慕之至。这次他赴日留学，专程来南京向徐悲鸿辞行，有缘能与陈之佛相遇，真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件事。
陈之佛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谦虚朴实，平易近人，一个风度文雅、个子矮墩墩的学者。他待人诚恳，为人耿直，是一位值得交往和令人尊敬的长者。这次在酒席宴上，通过徐悲鸿的纽带作用，两人从此建立了难忘的友情。
1935年9月，傅抱石从日本东京学成回国，受徐悲鸿邀请，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与陈之佛在同一个系工作。陈之佛与傅抱石在东京帝国美术学校先后同过学，现在又在一起工作，竟长达24年之久，始终没有离开过。直到1958年陈之佛调任南京艺术院副院长，才暂时分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大迁到重庆沙坪坝。在那八年离乱的艰苦岁月里，陈之佛像长兄一样，关怀器重傅抱石的出众才华；而傅抱石则非常尊敬陈之佛，始终以长辈相待。患难见真情，二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说，情同手足。在艺术上，他们通力合作，相互切磋，共研画事；在生活上，他们相互关心，相互勉励，相互支持，相濡以沫。
陈之佛作了一幅《梅雀图》，画的是一株冲寒怒放的白梅老干上，三只冻雀正瑟缩在枝头，形象地描绘出旧社会知识分子所遭受的不幸际遇。傅抱石很欣赏这幅画，并为画题跋。
新中国成立前，陈之佛和傅抱石都先后举办过几次个人画展，作品很快被抢购一空，他们换得了不少现钱，这样大家才共同渡过了百物昂贵、通货膨胀的生活难关。
1945年2月，重庆“校场口”事件发生后，由郭沫若、徐悲鸿发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艺界对时局的宣言，陈之佛、傅抱石带头签名。同年4月，国民党在《中央日报》上发起反签名运动，但都被他们严词拒绝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陈之佛和傅抱石都留任艺术系教授。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将师范学院部分划出，成立了南京师范学院，他们又任该院美术系教授。1956年，陈之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调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
除教学外，陈之佛一生共创作六七百幅工笔花鸟画。在一天劳累之后，回到家里，往往感到体力不支。虽然如此，但他仍继续辛勤地工作着，有时还风趣地笑对别人说：“老牛拉破车嘛！”
1962年元旦刚过，正在美协江苏分会和省国画院举办的“石鲁画展”座谈会上作学术发言的傅抱石，惊闻陈之佛因脑溢血送医院抢救的消息，陈之佛终因病情严重，抢救无效，几天后逝世，终年66岁。
在追悼会上，傅抱石失声痛哭，这哭声中有痛惜，也有追悔。一个人只有在失去了友情，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之后，才能真正体会到友情的珍贵。现在他已是高山流水，无处觅知音了。
三年半以后，即1965年9月，傅抱石也溘然长逝于南京，享年61岁。
◎故事感悟
一个偶然的机遇，把两位志趣相投的艺术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建立起真挚的友情，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对艺术的苦心孤诣和执著追求，也成为画界美谈。
◎史海撷英
陈之佛新工笔画的特色
陈之佛擅长工笔花鸟画，但他的工笔花鸟画与传统的绘画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果一定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的话，应该属于“新工笔画”的范畴。陈之佛精心研究临摹过黄荃、徐熙、崔白等人的大量作品，熟悉各派别的技法特点，因此对传统绘画有着扎实的功力，且又不一味地继承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加之他早年曾留学日本，熟悉西方绘画中的解剖、透视、色彩等知识，这些也更令他的作品呈现出中西兼容的独特风貌。
◎文苑拾萃
工笔画
工笔画即以精谨细腻的笔法描绘景物的中国画的表现方式。
其实，工笔画早在唐代时期已盛行起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一方面因为绘画艺术的技法日臻成熟，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绘画材料的不断改进。工笔画需要画在经过胶矾加工过的绢或宣纸上，初唐时期因绢料的改善而对工笔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米芾所著的《画史》中所载：“古画至唐初皆生绢，至吴生、周、韩斡，后来皆以热汤半熟，入粉捶如银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笔。”
工笔画通常要先画好稿本，一部完整的稿本也需要反复修改才能定稿，然后再覆上有胶矾的宣纸或绢，再用狼毫小笔勾勒，最后随类敷色，层层渲染，从而取得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陈之佛所作《秋艳图》，就是工笔画中的出色代表作。
张际亮与姚莹患难与共
◎友谊是一种和谐的平等。——格言
张际亮(1799—1843年)，字亨甫，号华胥大夫、松寥山人。福建建宁县溪口镇渠村人，是鸦片战争时期享有盛誉的爱国诗人，与魏源、龚自珍、汤鹏并称为“道光四子”。张际亮一生创作诗文上千卷“万余首”，流传至今的还有32卷、3078首。其诗较多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腐败清王朝的政敝民贫，表达自己除弊济民的愿望。其诗作主要辑录于《松寥山人集》、《娄光堂稿》等。
张际亮与姚莹不仅是诗友，也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朋友。
张际亮才华横溢，秉性耿直，不随流俗，广结大江南北的仁人志士，如林则徐、姚莹、魏源、黄爵滋等，其中与姚莹的交往最为密切。
姚莹，安徽桐城人，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抵抗派将领。他拥护和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积极了解外事，关注国计民生。就任台湾兵备道后，坚决抗击英军侵略，为保卫祖国海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反遭到昏聩腐朽的清政府的革职查办，被横加罪名，逮入京师问罪。这一冤狱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际亮闻讯痛心疾首，此时他重病在身，仍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呼号，竭尽全力为姚莹鸣冤伸屈，决定亲自陪伴姚莹进京，以示对好友抗敌卫国之举的支持和对清廷制造冤狱的强烈抗议。
1843年7月，押送姚莹入都的囚车途经淮上，张际亮在那里迎候多时，做好了护送友人北上、同赴囹圄的准备。姚莹为张氏义举感激不已，但极力劝止张际亮进京。然而，张际亮决心已定，毅然抱病陪随姚莹的囚车，踏上了凶多吉少的北上艰途。
像张际亮那样对清廷制造冤狱、打击贤良深表不满的志士不乏其人。当姚莹被押至北京南郊的长辛店时，竟云集了三十余位京官名士在此相迎。姚莹入狱后，人们更是为之奔走营救，不惧危险入狱探望。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把姚莹释放。可是，本来就病魔缠身的张际亮，此时却因长途跋涉导致病情恶化。京师诸义士为张际亮的高风亮节所感动，纷纷前来慰问。张际亮在临终前请求姚莹协助他整理自己生平所撰诗作，后世所传《恩伯子堂集》就是由姚莹在张际亮病榻前编纂好，经张氏首肯，并于他故后刊行的。
张际亮的病逝，使姚莹悲痛万分。他以真挚的感情写下了《祭张亨甫文》和《张亨甫传》，以寄托对故友的深切缅怀。
◎故事感悟
张际亮抱病仍扶囚车北上，为友伸冤，姚莹挥泪护灵柩南行，报友恩情，这是一幕多么悲壮、感人的情景！它不仅反映了姚、张两人的深厚情谊，同时也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赤诚报国的生动写照。
◎史海撷英
张际亮主张抵抗侵略
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鸦片战争爆发，张际亮力主抵抗外国侵略者，反对对侵略者妥协。他写下了《传闻》、《芑川有诗枉赠酬和》、《寄姚石甫三丈》、《东阳县》、《迁延》、《邹钟泉太守招饮剧谈时事辄赋》、《陈忠愍公死事诗》等一系列反帝爱国诗篇，怒斥侵略者“五月妖氛暗虎门”，给中国人民带来“千室困苦”的罪行；强烈抨击投降派“金戈玉勒无颜色”的嘴脸，热情歌颂三元里等“义民争自起东山”的抵反精神。
◎文苑拾萃
迁 延
张际亮
百万金缯贿寇还，
明州父老叹时艰。
捷书互报中朝贺，
优诏仍蒙上赏颁。
浪跋鲸鱼腥璧水，
血分鸩鸟污珠鬟。
舟山鬼泣君知否？
无数楼船瘴海间。
黄兴与孙中山的生死之交
◎君子和而不同。——孔子
孙中山(1866—1925年)，原名孙文，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广东香山(中山)翠亨村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革命的旗帜，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被尊称为“国父”。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他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翻开辛亥革命的史册，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映入眼帘：一个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个是实干家黄兴。他俩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1910年6月，黄兴为躲避日警搜捕，隐居在横滨的福住旅馆里。中旬，孙中山从夏威夷来到日本。
那天，孙中山乘坐的美国轮船刚刚靠岸，冒着危险前来迎接他的黄兴就跳上船去和他紧紧地握手，一直护送到孙中山下榻的旅馆里。两人久别重逢，却很少谈论私事，话题很快转入对革命形势的讨论。他们对各种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未来的若干方针大计取得了一致看法。
两人交谈了很久，黄兴告辞回去。当快要分手的时候，他想起为起义募款的事，于是问孙中山带钱来没有。孙中山把满满一皮箱钱指给黄兴看，那是他费尽千辛万苦在美国华侨中募捐来的。黄兴根本没有估量箱里的钱数，提起皮箱就走。忽然，他好像记起了什么，对孙中山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你留点，也许你有时需要钱用。”顾不得点数，黄兴留给孙中山几沓钞票，就匆匆走了。当天，他启程回国发动革命。
据当时在场的一个日本友人追忆说：“我是这件事情的目击者，并且深受感动。金钱的予者与受者，似乎都对金钱的总数毫不在意。这两位领袖之间和睦相交、终生不渝的感情，不能仅仅表述为一般的同志关系；他们对待金钱财物的态度，也经常与此次相同。”
在同盟会成立时，有人出于褊狭的个人成见，总是竭力攻击孙中山，诋毁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领导威望，严重损害了革命派内部的团结。1907年间，有人鼓动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坚决反对，他从海外来信劝告这些同志说：孙总理德高望重，是我们的领袖，大家既然希望革命成功，就请不要搞出这些名堂来影响团结，而应当全心全意地拥护孙先生。在黄兴的劝告下，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1914年7月，黄兴乘船赴美国考察，在美国旧金山接到一些人的来信，挑拨他和孙中山的关系，怂恿他另行改组。黄兴气愤地回答他们：“党只有国民党，领袖唯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在美国各地，他向爱国华侨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揭露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并积极为革命募捐。后来，听到蔡锷在云南成立讨袁护国军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回国协助孙中山进行讨袁革命。
1916年6月，黄兴经日本抵达上海。同年10月31日，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仅42岁。孙中山闻讯悲痛欲绝，第二天即发函海内外，哀告黄兴逝世的消息。按照传统习惯，讣告是由死者的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是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何等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