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写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而“三顾茅庐”的故事，说自“徐庶走马荐诸葛”之后，又因司马徽推荐说诸葛亮可比兴周八百年的姜尚，兴汉四百年的张良，于是，刘备备齐礼品，与关羽、张飞先后三次到隆中请诸葛亮。第一次，诸葛亮已外出，路遇其好友崔州平；第二次又遇诸葛亮与人出游未归，途中遇诸葛亮之友石广元、孟公威，诸葛亮之弟诸葛均，岳父黄承彦；第三次适逢诸葛亮在家，但仍在草堂上昼寝未醒，直等到诸葛亮醒后，方才相见叙礼。然后，刘备虚心请教天下大事，诸葛亮侃侃而谈。刘备深受启发，恳请诸葛亮出山辅助，诸葛亮感其求贤若渴之极诚，答应出山。
关于刘备“三顾茅庐”之事，《三国志》刘备本传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
其事仅在《诸葛亮传》中有简略的记载，是说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并告之刘备：“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指刘备）宜枉驾顾之。”之后，“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在他的《（前）出师表》中亦提到此事：“先帝（指刘备）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刘备“三顾茅庐”之事，民间有许许多多传说，史书有记载，诸葛亮本人有自述，《三国演义》有描写，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事深信不疑。
1987年1月21日《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对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之事提出质疑，讲了三点理由：其一，《（前）出师表》的记述不可信。因为诸葛亮是一位“志存靖乱”、胸有大志的人，他“躬耕”、隐居，绝非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在等待时机。刘备邀他出山，正合其心意。但一请、再请、三请，他的大摆架子，隐而不出，岂不与其政治意愿大相径庭吗？如果没有第三请，他就失去了大展宏图的良机，诸葛亮是不会这样做的。另外，当时诸葛亮年仅26：岁，没有干过什么大事，也没有多大的影响，身为汉室贵胄的刘备，仅凭徐庶等人的几句赞誉之辞，就不顾路途辛苦，对一个无名小辈低三下四，岂不荒唐？其二，《隆中对策》也靠不住。刘备与诸葛亮初次会面时，正面临着曹操十几万大军南下的威胁，处于岌岌可危的险境之中。令人费解的是，《隆中对策》对燃眉之急的现实问题只字不提，相反却夸夸其谈，坐而论道，大言“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仿佛曹操正在坐等挨打。蜀汉政权历来没有修史习惯，更不用说刘备见诸葛亮时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策》很可能是后人附会《（前）出师表》中的“三顾臣于草庐”之说，加工杜撰而成。
其三，《魏略》的说法才是正确的。《魏略》记诸葛亮感到荆州将受曹操大军进攻，刘表又不足依恃，“乃北行见（刘）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魏略》成书于《三国志》之前，作者鱼豢，系当代人录当代史，颇为可信。再从诸葛亮终身积极进取、奋斗不息的性格看，《魏略》认为诸葛亮是“登门自见”应属可信。
上说很新颖，但“三顾茅庐”在历史上实有其事之说，并没有因此动摇，持肯定论者大有人在。比如有学者在1987年第ll期《语文导报》上撰文反驳上文观点：其一，要否认《（前）出师表》所记“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否认《（前）出师表》出自诸葛亮之手，但迄今还没有谁持否认说。
其二，以当时没有修史习惯，不会安排现场记录而否定《隆中对策》的真实性不足为据。若以此标准衡量史书，那就不仅仅是《隆中对策》不可信，整个《三国志》也不会可靠。其三，从诸葛亮的为人和抱负看，他是不会厚着脸皮“登门自见”的；当时诸葛亮并非无名之辈，也不只是徐庶一人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虽有远大抱负，但他一生“谨慎”，是绝不会轻易事主的。其四，当时刘备虽与汉皇同族，但他闯荡多年，还没有一个立足之地，他渴望贤能辅助。
因此，当他得知有条“卧龙”正待机而出，怎肯轻易放过呢？刘备“三顾”并不是什么低三下四，而是一种思贤若渴的表现。诸葛亮也正是吃透了刘备当时的心理，才有意让刘备“三顾”而测其心诚否的。其五，既然《魏略》成书于《三国志》之前，为什么陈寿不以其为据呢？陈寿对《魏略》记载肯定是了解的，但不以《魏略》为据，而是以诸葛亮本人的《（前）出师表》否定了《魏略》；尽管鱼豢是当代人，但诸葛亮毕竟是当事人，局外的当代人哪有当事人可靠呢？由此看来，要否定“三顾茅庐”的真实性，还为时过早。因此，对争论中提出的问题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由于诸葛亮《隆中对策》的影响很大。因此。在人们心目中，诸葛亮首先提出“三分天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