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本身是一架战争机器，倚仗武力，劫夺地中海地区各处殖民地的资源，支撑自身的运转。这些行省中都没有秦汉时期的中国那样的郡县制度。
罗马的政权阶层和当地原有的统治阶层合作，收夺该地的人力和物力。罗马帝国本土与各省之间通常有专定的条约，因此各个属地和罗马帝国本土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属地只要缴纳当地资源，依然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原有的统治阶层还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地位，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这种殖民地和宗主国上层之间的结合，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松弛的复合体。
举例言之，《圣经》记载，耶稣被害时，希律①就是犹太的王，彼拉多②是罗马帝国派去的总督。以色列不是大省，彼拉多也不会拥有大量的罗马驻防军。希律王和以色列原有的律法师、法官等，都还是统治以色列的重要人物。从这些安排中，我们可以了解，罗马帝国依靠的不是一个整合成功的行政机构，而是征服并驻守在该地的军队。罗马需要不断地征发新兵，组织大军，兵锋四出，才能维持和扩建这个庞大的帝国。
这一军事占领的特性，成为罗马帝国的弱点。作为意大利北端的一小块地方，不可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力。于是，当罗马本身的人口不足以供给时，兵源往往来自附近的拉丁人或者奴隶。渐渐地，出征大军在外驻守，不能投入新的战争时，罗马就必须从拉丁人以外的族群中抽调新的兵源。这些兵源用尽之后，就必须将高卢人、日耳曼人、北非人等殖民地人口收入罗马兵团。这些新的士兵当时被称作“蛮族”，他们征讨各地，为帝国取得新的殖民地。
① 希律（Herod，约公元前73—公元前4） 即希律王，公元前37年希律王被罗马帝国任命为当地的统治者，公元前4年病故。耶稣遇难是在希律王的继承人希律腓力二世时期。
② 彼拉多（Pontius Pilatus） 全名本丢·彼拉多。1世纪时，他是罗马帝国驻犹太、撒马利亚和以土米亚的总督（26—36）。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由彼拉多判决钉死于十字架上。
如此演变的后果，就是罗马帝国的根据地被掏空。同时，贵族阶层及公民可以享受各处进贡的资源，过着悠闲而奢侈的生活。国家投入庞大的财力，让公民去观赏野兽或人类的格斗，同时也为公民提供一定的生活费用。
罗马许多巨大建筑的遗迹废墟，至今令人惊叹。环抱帝国的地中海等于是罗马的内海，罗马帝国的船队为罗马城市运回消费品。这样的经济结构，必然滋生城邦以外的新聚落。沿海的港口都发展为商业城市，这些新兴城市在罗马帝国时代逐渐壮大，甚至因为拥有独立自主的资源而成为城邦与行省之外的另一类经济体。
三四世纪以后，这些新兴城市成为欧洲社会一种独特的行政单位，由当地财富维持其相当程度的自主性。相对而言，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庄园经济的阶段，即由庄园的领主、罗马兵团的将军、当地的贵族指挥从战争中掳获的奴隶或者不具公民身份的族裔，令他们无偿地耕种田地，操持劳役，支撑庄园主人的生活，也支撑着各个行省向罗马进贡资源的能力。
古罗马帝国投入庞大的财力，建设专供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观看斗兽或奴隶角斗的斗兽场。图为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废墟外景，至今令人惊叹。
军人专政帮助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罗马的中央政府尽管已是皇帝体制，但元老院和百人会议代表公民，对执政官依然有相当大的约束。罗马的中央政府没有秦汊帝国那样的系统训练机制，官员基本上都是从百人会议中选举产生的，包括执政官。
实际上，禁卫军的军官才真正掌握着推选元首的权力。罗马的君主很少能子承父业，那些被称为养子的继位者，其实也就是有实力的军官。禁卫军的军官有力量册立新君。这种军人专政的体制，也与罗马帝国以军事手段征服、掠夺并维持帝国的特点相符合。
罗马军队逐渐改由蛮族组威，日耳曼人成为最大的兵源。这些蛮族实际上决定了谁来掌管罗马帝国的政权。君士坦丁大帝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发现禁卫军的主力——蛮族，都成为基督徒之后，便不得不借重基督教来赢得他们的支持，最终取得了帝位。这才是基督教从地下转到地上，成为罗马国教的主要原因。
基督教是由犹太教衍生出的单一真神信仰，并与希腊斯多葛思想结合而成的启示性宗教，主张人在上帝面前皆平等，上帝救赎使人脱离困厄、得到平安。此信仰，对于蛮族来说有极大的吸引力。蛮族的军士本来不过是雇佣兵，甚至是担任劳力工作的奴隶，普遍居于社会弱势地位。基督教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安慰，也提供了穷苦人彼此之间的内聚力。
在基督教被君士坦丁承认为官方宗教之前，它在城邦的保护神信仰势力心目中乃是异端。因此，基督教教徒的聚会必须偷偷进行。今天罗马城的地下坟场遗迹，就是当年早期基督教教徒秘密聚会的地方。传播基督教的使徒都是穷人，有的是渔夫，有的是雇工。彼得就是一个穷苦的渔夫，他曾徒步走进罗马城宣教。
在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以后，这一简易而又承诺救赎的信仰不仅吸引了穷苦群众，也渗入城市的知识分子和贵族阶层之中。基督教传教士广泛地传播了基督教信仰。
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进一步整理，将斯多葛派和罗马大城邦当年的希腊城邦精神都编入基督教教义，奥古斯丁①撰写的《论上帝之城》，就是这一努力的重要著作。他的自传《忏悔录》，描写的就是一个本来不是基督教教徒的知识分子转信基督教的过程。奥古斯丁所确定的几项重要教义，譬如圣父、圣子、圣灵三合一，善恶之间的区分，神是全能的、善的，人的救赎和蒙恩乃是神定的，等等，至今还是基督教的主要教义。
①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 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今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
蛮族诸国与五胡十六国的差异
奥古斯丁 他用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把神学和哲学结合起来，提出“理解为了信仰，信仰为了理解”的论点。宣扬“恩宠论”，认为人只有依赖上帝的恩宠才能得救。提出“预定论”，认为善人灵魂升天为上帝所预定，恶人灵魂下地狱为上帝所预知。图为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波提切利（Botticelli，1445—1510）所绘的奥古斯丁画像。
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只剩下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又维持了一千年之久，后来称为拜占庭帝国，其东方文化色彩比西方文化色彩更为强烈。因此，东罗马的历史不在讨论之列，我们还是以欧洲历史为探讨的对象。
西罗马帝国受到蛮族入侵，第一拨儿是西哥特、东哥特等族群，前面已经提过；第二拨儿是没有参加上述侵略的日耳曼族群，他们也纷纷建立自己的部落国家。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些日耳曼部落以及罗马军队中的一些单位，在罗马帝国的腹地，亦即今天中欧至中欧的东部，建号立国，自称王侯。法国的高卢人、英伦三岛上原有的凯尔特人以及后到的法兰克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小国。
新的蛮族也从欧亚边境大批拥入欧洲，其中便包括在中国北方被汉族击败从而向西移动的匈奴。小冰期千寒的恶劣气候，又使得匈奴人不得不继续向南移动，沿里海、黑海一线迁徙。
族群移动在欧亚大陆的内地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拨儿推动另一拨儿。西哥特、东哥特人从今日的东欧取道东西向的平原和谷地，进入法国，有的向南进入西班牙，有的进入英伦半岛。最后一批汪达尔人①，不得不渡过地中海进入北非。另外一批就沿着波罗的海两岸移动。最后一批诺斯人②（北人），经过北海进入英伦三岛，成为最后一拨儿蛮族征服者。这些蛮族族群，在各地成立了王、公、侯国。
① 汪达尔人（Vandals） 日耳曼人的一支，经高卢（今法国）迁至西班牙的汪达尔人，429年在其军事首领该撒里克（Gaiseric，约390—477）率领下，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占领大片地区。439年夺取迦太基城，建国。
② 诺斯人（Norseman） 也称诺尔斯人、北人、北蛮人，属北日耳曼语支。“诺尔斯人”意为“来自北方的人”，主要指中部与南部的北欧人。
这些国家和五胡乱华①时代胡人在中国建立的十六国很不一样。五胡十六国都想要取得全中国，他们自称帝号，目的是整合中国的天下，而这些欧洲蛮族国家却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最后，这些部落国转变为近代民族国家，列国体制随之形成。
在这些蛮族中，有一支匈牙利人最后打到了罗马城下。今天的匈牙利人自称匈奴人的后代，不过他们与当年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人其实并不完全相同。经过三百多年的迁移，匈奴人到达欧洲边界时，已经成为白匈奴，可见他们吸收了很多雅利安人的血统。今天的匈牙利人，尽管具有中国古代匈奴的血统，但已经是成分复杂的民族。
在思想方面，上面已经提过，基督教会“驯化”了欧洲蛮族，基督教神学思想成为欧洲思想的主流。奥古斯丁本来是摩尼教的信徒，他在放弃摩尼教改信基督教时，宣称只有基督教的上帝是真正的神，否定其他宗教的神——这是一种专断、排他的信仰。
① 五胡乱华 指中国东晋时期，塞北多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趁中原王朝衰弱空虚之际．大规模南下建立胡人国家而造成与中华正统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
当然，基督教也吸收了欧洲各地的许多本土信仰。日耳曼人、诺斯人等，本来信仰“天”，认为天是大神。他们的信仰，部分被基督教吸收到“上帝”的定义之内。欧洲许多异端的庆典和节日，也纳入基督教之内，比如复活节本来是欧洲高卢人和凯尔特人庆祝春天来临；基督耶稣出生的圣诞节，本来是欧洲地区认为的冬至，他们相信冬天走到尽头会重新开始；基督教里许多圣者就是原来当地的保护神。因此，基督教一方面融合，一方面排斥，将欧洲文化整合成了排他的基督教文化。
这一过程和佛教进入中国的方式大不相同。佛教进入中国，刺激了道教的成长，也使得儒家思想加入了新的成分，佛、道、儒三家是共存的多元文化。中国思想一向包容和多元，也因此和在欧洲成为单一排他的基督教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
前面说过，沿海城市和陆地主要交通枢纽城市，如那不勒斯、威尼斯、佛罗伦萨、科隆等商业城市，它们聚集和累积财富，逐步成为新兴小国这样的无法控制的自主个体。在欧洲的城市与腹地农村的领主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共存互济，但是没有整合。相对而言，农业和手工业合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编织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网络。凡此发展的差异，显示了在中古时代，欧洲和中国的形态具有很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