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派系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进入中国公学，当始于梁启超的接手。在此之前，中国公学由王敬芳出任校长，但其精力已逐渐转移到福中公司的运营上，常在北京，根本无暇顾及中国公学。这为政治上颇为失意的梁启超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机。
梁启超及其同道所属的研究系(前身为进步党)，是民国政治中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冲突不断的一支重要力量，最终不敌北洋政府与安福系的联手出击，在新国会中全面败北。
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的初衷，仍是视之为“文化运动、社会事业、政治运动之重要基本”，期冀有朝一日重新组党，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尽管梁启超素来主张新教育改革，但由于这一出发点的设定，一旦改革影响到政治的主张，便不惜将之牺牲。
对于这一点，应邀到中国公学主持中学部大局的舒新城异常清醒，他后来曾写道：“他们当初虽不曾明白说要把中国公学作为政团的干部，但在下意识中希望要把它作为政团的基础，当时不能免的。而任何出钱出力的人必得要干其适合本愿的事业，也是普遍的心理。若果这事业干到与本愿相违的时候，第一是撤换代理人，第二是停止不干，这也是最普遍的办法。”
在中国公学任内，舒新城始终保持着超然的态度，全力推进新教育运动，主张实施道尔顿制，在新学制及课程设置方面提出许多新举措，但最终未能获得校方的完全支持。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梁启超、张东荪的操持下，中国公学顺利完成了由中学向大学升格的重任。这是中国公学从艰难草创走向事业重振的一个鲜明标志，也是研究系在中国公学立下的最大功绩。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于次年完成了政权形式上的统一。为进一步巩固政治地位，国民党党部大力推行党化教育，这与当时正在中国公学里推行民主、自由理念的胡适产生了极大的冲突。1929年发生的“人权论战”，更令这一矛盾公开化、政治化。但当时国民党势力并未强大到可以纵横捭阖的地步，因而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冲突更像是互相叫板。
局势的变化，出现在胡适辞职离去之后。1930年5月，马君武接掌中国公学，依旧坚持教育独立的方针，与国民党党部势力保持着“不合作”的态度，力图为教育留下一块净土。
但此时校内各种势力派系林立，甚嚣尘上，纷纷扰扰，风潮不断，以致校董会束手无策，只能听凭国民党党部势力的全面介入，“成了一个党员吃饭机关”。这是中国公学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刻。
其后，中国公学执掌人几经更迭，从邵力子到潘公展，到樊仲云，到熊克武，到吴铁城，各方势力，轮番登场，却终究未能重续中国公学的辉煌。“一·二八”事变的日军炮火，更如雪上加霜，直接撕碎了中公人的复兴梦。
在二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中，除胡适掌校期间外，中国公学校内的风潮几乎从未断绝。各种利益群体、派系力量通过不同的途径，纷纷涌集到这个有着深厚革命传统的校园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上演着各自的大戏。主角与配角的轮换变更，便取决于其在政治舞台上的跌宕起伏。
当然，这种政治变迁的投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公学实行民主政治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学校的主业毕竟是办学，学生的主业毕竟是读书，过多地介入政治，同样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而无暇在学术成就、人才培养等层面有更大作为。
中国公学虽然在革命史、教育史上颇具地位，但日后声名不彰，留下无限遗憾。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悖论吧！
近代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1914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写下《非留学篇》一文，重新检讨晚清政府的留学政策：“政府不知振兴国内教育，而惟知派遣留学。其误也，在于不务本而逐末。”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提出要增设大学，以造新文明为目的。
大学，是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的渴盼。美国康奈尔大学英文老师亚丹先生曾问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言以对。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不无悲愤地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其实，当时国人已纷纷在为筹设各种性质的大学而努力。中国公学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早期创办人之一姚宏业的说法，中国公学瞄准的是“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所要努力超越的目标是美国的耶鲁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等世界名校，“不然者，民气将永不伸，即学术将永不振，而中国亦将永无强盛之日”。
只不过，当梦想照进现实，依然充满无奈和辛酸。由于缺乏足够持续的财力支持，中国公学自诞生起便捉襟见肘，经常没米下锅。姚宏业甚至为此蹈江自尽，希望激发国人的关注，共同维持扶助中国公学。如此状况下，创设大学，自然只能是一种奢望。
此后数年，中国公学一直在时局动荡、经费匮乏、风潮迭起等各种乱象中艰难跋涉。1913年冬，早期三干事之一王敬芳因不忍见中国公学无端凋零，遂牵头复校，并邀集好友胡汝麟(字石青)成立福中公司，每年拿出两万元，作为中国公学的常款补助，使其得以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即便如此，仍只能先行恢复商科专门及中学，离大学还有一段距离。
直到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中国公学由中学“升格”为大学。这是中国公学从艰难草创走向事业振兴的一个重大转折。根据梁启超等人的设想，要把中国公学办成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鼎足而立的第一流大学，且要造出“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彩”。
这一时期，中国公学聘请了不少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知名学者，如俞颂华、李石岑、杨端六、郭梦良、马寅初、刘秉麟等人，皆是各领域名重一时的不二人选，使得中国公学逐渐在大学阵营里站稳脚跟，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中国公学真正进入“黄金时代”，始于1928年4月胡适出任校长。在副校长杨亮功的全力辅佐下，胡适带领中国公学同人励精图治，自我革新，并继续倡导民主政治氛围的营造，学生人数由最初接手时的300余人，迅速增加到1300余人，为历年所未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胡适执掌时期，也是中国公学最出人才的时期。吴晗、罗尔纲、吴健雄、黎昔非等一批日后颇有盛名的年轻人，在吴淞江边的这所学校里接触到了梦想中的“自由天堂”。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公学自诞生以来，风潮便从未断绝，唯独在胡适执掌期间“学生增至三倍，不曾罢一天的课”。
胡适对于中国公学最大的贡献，是还原了大学的本来面目：坚持学术和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据学生罗尔纲回忆，胡适时期的中国公学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广场走道旁，竖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无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己见”。
后来发生“人权论战”，其实不过是这种大学精神的具象呈现。在与政治力量的角逐中，胡适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理性、平和与独立，宁可牺牲一己的私利，不愿放弃内心的坚守与信念。
正因为此，在中国公学遭日军炮火焚毁之后，尽管胡适一直不太赞成校友们的复校努力，但无论身在何方，无论人在何时，总是不忘强调一点：“我们目前应做的工作，是发扬中国公学的历史价值，确定我们母校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斯人已远，余音绕梁。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公学的诞生与衰亡，有如昙花一现，关于公学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过往，却沉淀在岁月的记忆里，永远闪耀着炫目的辉光。
中国公学的命运，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生动写照。这里，寄寓着一座大学的梦想，寄寓着一群学人的梦想，历久而弥新，从未改变。
章玉政
201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