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沈从文：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2)

正如王华莲所说，既然了解到沈从文有走极端的想法，此刻张兆和如果直接去见他并断然回绝他，实非明智之举。她建议张兆和先去找胡适。当时胡适虽已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但对于沈从文的事情还是非常关心的。之前，沈从文因为备受单恋的煎熬，决意离开中国公学，去找胡适辞行。胡适听说他是为了张兆和的事，呵呵一笑，对沈从文说：“你完全没必要为了这件事选择离开，如果是她家里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去解决。”最终，沈从文接受了胡适的建议，暂时留在中国公学。

解铃还须系铃人。张兆和考虑再三，尽管有些担心径直去找胡适会有些唐突，且可能会激怒极度自尊到自卑程度的沈从文，但这几乎是唯一解决纠葛的途径。于是，咬咬牙，张兆和敲开了胡适上海寓所的门。

关于这一次会面，张兆和在日记里有详细而生动的记载，可见当时主客对话的情景，更可见胡适的良苦用心。

到了约定的时间，张兆和如约而至。一见面，胡适可能是考虑到张兆和的矜持，开始装着不经意地寒暄了几句，然后才慢慢切入正题：“密斯张有什么话同我商量，请尽管说吧！”

张兆和犹豫了半天，不知如何开口，最终鼓起勇气拿出一沓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说：“我本不该来麻烦胡先生，不过到了无法可办时，而且沈先生也告诉过你，所以我敢于来请教先生。”

胡适原本坐在离张兆和较远的一张沙发上，此时已移坐到她的对面，身体微微前倾，谦逊而认真地听着她的倾诉。听完她茫然无措的陈述，胡适不由生出几分爱怜，但又忍不住想为沈从文多说几句：“沈从文是天才啊，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

“沈先生是天才不假，可是我对他并没有一丝爱慕的感情。”

“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

“这样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7

据说，在这次会面中，胡适还曾认真地劝慰张兆和：“我知道他顽固地爱你，我劝你还是嫁给他吧！”

“可我顽固地不爱他！”张兆和听完这话，几乎要流出泪来，断然否定了胡适的提议。

翻看幸存的张兆和日记，并无这段有趣的对话，但张家二小姐张允和曾撰文说，这是张兆和亲口告诉过她的话。不管怎样，张兆和“顽固”的态度是很坚定的。眼见如此，胡适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于是开始婉转着提出另一个建议：“那密斯张能不能跟沈从文做朋友呢？”

张兆和想了想，说：“做朋友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沈先生非同其他人可比，做朋友怕他会一直误会下去。”

胡适知道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又继续给张兆和出主意：“你最好还是自己写封信给他，再把态度表明一下。”

说完，停顿了一会儿，胡适仿佛又想起了什么似的，细心地叮嘱道：“不过，你得写得婉转些。你很可以对他说信是留着的了，你就明白说，做一个纪念、一个经验。”

张兆和觉得胡适的这个建议倒还可取，便决定回苏州后，立即给沈从文写一封信，表明心迹，让他不要再存幻想。想到这里，她感觉到压在心底很久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能放下了，遂向胡适告辞。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爬起来写信，然后带到苏州，寄了出去。7月10日，张兆和的日记里只有三个字：“心不定。”

她似乎预感到，沈从文并不会因为她的坚定拒绝而就此作罢。果然，第二天，她就接到了沈从文又一封来信，字有平时的九倍大，且颇为例外地称呼她为“兆和小姐”：

兆和小姐：

从王（华莲）处知道一点事情，我尊重你的“顽固”，此后再也不会做那使你“负疚”的事了。若果人皆能在顽固中过日子，我爱你你偏不爱我，也正是极好的一种事情。得到这知会时我并不十分难过，因为一切皆是当然的。很可惜的是若果你见到胡先生时，听到胡先生的话，或不免小小不怿，这真使我不安，我是并不想从胡先生或其他方面来挽救我的失败的，我也并不因为胡先生的鼓励就走所谓“极端”。我分上是惨败，我将拿着这东西去刻苦做人。我将用着这教训去好好的活，也更应当好好的去爱你。你用不着怜悯或同情，女人虽多这东西，可以送把其他的那一群去。我也不至于在你感觉上还像其人一样，保留着使你不痛快情形的。若是我还有可批评的地方，可怜处一定比愚蠢处为少，因此时我的顽固倒并不因为你的偏见而动摇。我希望一些未来的日子带我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因爱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生活，在这些上面学点经验，我或者能在将来做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的人也未可知。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S.S.W. 九日

过了几天，沈从文又写了一封信来，怀着歉疚的心情写道：

我是只要单是这片面的倾心，不至于侮辱到你这完全的人中模型，我在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一天的。本来不能振作的我，为了这一点点爬进神坛磕头的乡下人可怜心情，我不能不在此后生活上奋斗了。

我要请你放心，不要以为我还在执迷中，做出使你不安的行为，或者在失意中，做出使你更不安的堕落行为。我在这事上并不为失败而伤心，诚如莫泊桑所说，爱不到人并不是失败，因为爱人并不因人的态度而有所变更方向，顽固的执着，不算失败的。8

这可能是胡适先生的劝慰起了作用。在张兆和离开后不久，胡适即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劝他选择放弃：“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尽管对胡适的有些话并不认同，但张兆和觉得，只要这些话真的能让沈从文相信她并非是一个能够了解他的女子，从此不再纠缠，倒也是好事，“无论胡先生写此信是有意无意，我也是万分感谢他的”。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

1930年9月，带着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沈从文离开了中国公学，到武汉大学任教。

这份差事，依然是胡适和徐志摩为他争取的。在听说沈从文苦追张兆和而不得的情况后，徐志摩直截了当地劝他：“这件事不能得到结果，你只看你自己，受不了苦恼时，走了也好。”

1930年6月，在沈从文为情所困不能自已的时候，胡适和徐志摩先后写信给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推荐他到武大任教。沈从文在武汉大学过得并不开心。他曾写信给好友王际真，对当时学校里守旧思想浓厚、排斥新学问表示不满，“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9。

每每失意的时候，他总会想起张兆和。当年12月，武汉大学刚放寒假，他就回到上海，名义上是去探望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妹妹沈岳萌，实际上是想探听一些张兆和的消息。在那封给好友王际真的信里，他这样写道：“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一面也还是自己根本就成为一种病态的心，所以即或不有这件事，我也仍然十分难过。现在还是很不快乐，找不出生趣。今年来，把文章也放下了。到任何地方总似乎不合适，总挤不进别人那种从容里面去，因此每个日子只增加一种悲痛。”

虽然胡适一再劝慰他说“爱情并非人生唯一的事”，但对于沈从文来说，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里的这位曼妙女子，是他生活的唯一与希望。只可惜，落花有情，流水无意，而距离的远隔，虽然能稍稍缓解他内心的煎熬与痛楚，却无法温暖夜深人静时刻那种无边的孤独感。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信守承诺，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再给张兆和写信。

1931年6月，沈从文听从徐志摩的建议，离开了武汉大学，回到北平，准备另谋去处。在北平停留的日子里，百无聊赖、心情寂寥，他忍不住又想起了张兆和，于是坐到窗前，拿起久已停滞的笔，充满虔诚和感伤地给心中的那只“黑凤”写信：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我念到我自己所写的“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

这就是开头那封以“甲辰”为笔名发表在南京《文艺月刊》上的情书。张兆和照例还是保持着沉默，没有回信，但面对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尤其是一封封感情真挚且处处为她着想的信件，内心还是不免有些波动。

其实早在1930年7月14日的日记里，张兆和就曾记录下内心的这种纠结：“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顽固的我说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究竟是个好心肠人，我是永远为他祝福着的。我想我这样写一封信给他，至少能叫他负伤的心，早一些痊愈起来。”

这封信终究还是没写。张兆和怕她稍一回应，立即就会融化沈从文冰封的热情，到头来终会演化成一场悲剧。或许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爱有时候会成为一种习惯。正如她隔三岔五就会收到沈从文的来信，有时候日子长了没有消息，内心反而有些小小的惦念了。爱，就在无声的纠结与期待中生长开来。

由于沈从文给张兆和的情书多已散失，两人关系转寰的具体时间已不可知。综合各方面资料看，应该是1932年上半年。

1932年2月28日，已到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在给好友王际真的信中，还在忧伤地感叹：“三年来因为一个女子，把我变到懒惰不可救药，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事都不想做。人家要我等十年再回一句话，我就预备等十年。有什么办法，一个乡下人看这样事永远是看不清楚的！或者是我的错了，或者是她的错了，支持这日子明是一种可笑的错误，但乡下人气分的我，明知是错误，也仍然把日子打发走了。”10

到了这年6月30日，一篇署名“黑君”的作品《玲玲》出现在了《文艺月刊》上，文后特别注明“改三三稿”。这个“黑君”就是沈从文，而“三三”则是他对张兆和的昵称。此文事实上由刚刚从中国公学毕业的张兆和所写，经沈从文修改后正式发表。显而易见，两颗曾经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涯的年轻的心，此时已渐渐碰撞出了爱的火花。

沈从文决定趁热打铁，利用暑假的空闲，从青岛赶往苏州，看望他爱慕追逐了多年的“三三”，并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关于沈从文的此次苏州之行，二小姐张允和晚年专门写有一文，详细做了记录，颇为生动有趣：

那是193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3号的张家大门上。约莫10点钟，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年轻人，身穿灰色长衫，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略带羞涩地敲响了张家的大门：“请问三小姐在家吗？”

张家用人吉老头儿打开门，回答道：“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谁料这个年轻人不但不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发愣。

吉老头儿觉得有点奇怪，连忙喊出二小姐张允和。张允和刚走到大门口，就认出了前来敲门的年轻人，正是苦苦追求三妹的沈从文，她立即上前问候：“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进来，屋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