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第一个学期很快就结束了，回到家就准备过春节。然而那个春节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忧郁和难忘的一次。
除夕那天，一个亲戚上我家来讨债，那个人跟我妈妈在厨房说话的情景至今仍在我脑海挥之不去。同是那一天，外公用马驮着几袋大米和几块猪肉给我们送来，妈妈跟外公在院长里卸米的情景也同样印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年初三那天，妈妈到邻村去借高利贷，我在院子里看到她顶着风雪失望而归的表情，我的心里无比的压抑和难受。节前置办简单的年货，节后所需开销，都不过是几百块钱而已，然而这区区几百块都要让我们一家人一筹莫展、心事重重。
我无法再忍受了，正月初八，我跟我姑姑去了广州。从此，我走上了农民工之路。
刚踏上广州这座大城市时的心情是兴奋的，但也是极其短暂的，因为我只是过客。下火车后我们又转了两次汽车来到一个镇上，我才知道，打工不在大城市里，工厂都在郊区。
姑姑在一家饭店里做事，那里不要人，于是姑姑带我找到了一家拖鞋厂。
那是个只有二三十人的小厂，每天上班十四个小时。我的工作是在流水线的后面，将线上流下来的鞋子配对打上吊牌，然后放到到一个大箱子里，后面的人打包。如果动作慢了，鞋子就会堆得越来越多，就会被线长骂。
在流水线旁一站就是一整天，仅仅中午跟下午各有半小时的时间吃饭和休息，到了晚上，我感觉我的那双脚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做了三天我就撑不住了。这不是人干的，当时我这么想。
姑姑只好带我从新找厂，我们又在周边的工业区转了几天。
肖艳青打电话到姑姑哪里找我。我很惊讶，没想到她会打电话找我。她在电话里有叫我回去读书，当时我也有过一丝犹豫，但最终还是没有回去。还聊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只深深记得那时候我接她电话的情景，在姑姑打工的哪家饭店门口旁边的一棵树下，一个电话打完，那棵树不知道被我扣下多少树皮下来。
第二次进的是一家电子厂，是生产手表的，我被安排在打磨部门，把各种金属部件放在打磨机上磨。上了一天班我几乎就要疯了，一整天十二个小时坐在打磨机旁盯着转盘，我感觉自己就是机器的一部分了，刺耳的噪音还很容易就让你心情狂躁，还要当心手碰到磨盘，不然就会被磨成肉泥。
这种打工生活枯燥乏味，辛苦劳累，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我搞不明白那些在鞋厂被过分的压榨和剥削工人为什么要坚持在哪里。
那时候我很坚定地认为，深圳才是天堂，我要去深圳。于是我打电话给肖刚，说了我的情况。
我坐汽车到深圳松岗，肖刚站在他曾经过夜的地方等我。
一年多的时间，肖刚变化很大，他越来越成熟，看起来更像个大人了。我们并没有因为一年多的分离而生疏，反而更亲密了许多。
肖刚带我去找他们老板娘，于是老板娘同意我在厂里做缝纫工学徒。开始一个月没有工资，但包吃住。
“第二、三个月也没多少钱，这里缝纫的工资是计件的，但是等你熟练了以后工资比我还高呢。”在带我去员工宿舍的路上肖刚对我说。
“你们杂工不要人了吗？”我问。
“现在人多了，再说你也不合适做杂工，出货的时候装箱很累，来的布料一卷有一百多斤，你做不来的。”
我承认我是做不了太重的体力活的，从我的身材就能看得出来。我欣然接受了做缝纫学徒，我想这里不会像在广州时的鞋厂和电子厂那样。
我跟跟肖刚住一个宿舍，整理好床铺已经是傍晚了，肖刚说带我去吃饭，好好喝几杯。
在厂门口遇到了肖刚信中所说的吴叔，一米七几的样子，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
吴叔看着我笑着说：“小娃儿，不读书跑来打工啊！”
我无言以对，对他笑笑以作回答。
我跟肖刚在市场上一家大排档抄了几个菜，拿了几瓶啤酒，边吃边聊从别后的事情。那顿饭吃了很久，久别重逢，我们都有很多话恨不得一口气说出来。
我不胜酒力，一瓶啤酒喝完我的头就晕晕乎乎了，到后来说话也口不择言了。
“吴玉娟长得漂亮不？你找她做老婆算了。”我笑着对肖刚说道。
“你少瞎讲，厂里的人老是拿我跟她开玩笑，现在我跟她说话都不好意思了。”肖刚说道。
“长得漂亮不？明天你指给我看看。”
“滚蛋！”
“你怕我跟你抢啊？”我笑道。
“你不喜欢我姐了？你不是要当我姐夫嘛？”肖刚反笑我。
我跟肖刚说过我喜欢肖艳青，给肖艳青写信，被她拒绝，我都毫无隐瞒地跟他说过。只是对于这个事情他从不表态什么，我想也是，他又不是肖艳青，他也不能去劝肖艳青来喜欢我，这不现实。
“她不喜欢我，现在我跟她更不可能了。”我收住了笑容。
“车间里做缝纫的姑娘多的很，也有贵州的老乡，你到车间泡一个得了。”肖刚笑呵呵地说。
“先挣点钱再说吧！”我说。
其实那时候的我们都不到二十岁，对婚姻都是没概念的。
正说着吴玉娟来了，肖刚放下手里的一次性杯子，对她说道：“娟姐，你怎么来了？你吃饭不吃？”
吴玉娟说：“我吃过了，我爸爸让我来看你们吃醉酒了没，你们少喝点酒。”
肖刚说：“没喝多少呢，没事的。”
“那我走了，你们早点回去。”吴玉娟说完就转身走了，她清秀的样子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