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兰香为黄泽如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黄佑国。这个名字是孩子的外公高伯给起的，意为保佑自己的国家风调雨顺，国富民安。黄泽如是个读书人，多少还是个举人，不说是满腹诗书经文，才高八斗，但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好听一点的名字，那点水平还是有的。他觉得这个名字起得也太土里土气了，哪里有这样起名字的？你再爱自己的祖国再怎么的也没必要起得这样直白直露，让人听了觉得好笑。给孩子起名字和爱祖国完全是两回事的。无奈高伯心意已定，黄泽如觉得也没必要跟老人较那个劲，一个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又不代表什么，也就佑国佑国叫开了。叫了一些日子，叫顺了，也没觉着有什么不好。心里想，挺好呢！
其实，黄泽如这时的心思已经放在了一家大小的生计上。他每天天一亮就要跟着高伯出去拉黄包车，要到夜里很晚才能回家，身心折腾得疲惫不堪。残酷的现实逼着这个没有吃过什么苦头的读书人，必须放弃过去那些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想法，面对现实，把生存放在头等大事去考虑，去奋斗；现在他才明白，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生存更加重要的事了。一个人连生活都不能保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还奢谈什么爱不爱国？所有的一切还不都是一句空话？如果说当初在国内时面对朝廷的无能他会感到愤慨，从而激情万丈，有一种不爆发誓不罢休的冲动的话，那么，到南洋后，在远离祖国的地方，那一切似乎都变得有点淡了，都离自己远去。所有的激情和对大清国腐朽衰败的无奈，都已经化作一种深深的痛埋藏在心底。要重新唤起它，需要时间，需要某种外在因素的配合。
现在，他的身份已经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了。为人夫、为人父的他必须以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责任感，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否则，他就是失职。
有时候，黄泽如会想起小时候的情景，父亲黄敬芳一边摩挲着他的脑袋一边对他说，我希望从我们黄家走出去的都是读书人，都是进士，状元，将来都能出人头地，在朝廷为官，替国家效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可不愿意看到在田间地头，贩夫走卒的人群中有我的孩子的影子，那是不能够容忍的；我并不是说那些人就有多下贱，但人分三六九等，各人有各人的分工，那分工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凭借着各人能力的大小进行分工安排。就比如你可以挑一百斤重的担子，为什么只去挑五十斤的担子？而一个小孩子又怎么可能担当得起百来斤重的重任？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差不多就是小孩子。他们怎么可能挑得起国家的顶天大梁？
黄泽如当时就在心里想着，父亲的观点虽然偏颇些，父亲的期望虽然高了一点，但他一定会照着父亲的愿望去做，他会朝着那条路一步一步稳稳地迈下去，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的，他不可能碌碌无为，让父亲失望。谁料，他满怀爱国热情，希望中国也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通过变法维新，变弱为强，变贫为富，谁知祸从天降，昔日的愿望早已成了泡影，别说在朝廷担当重任，就连在自己的国家他都已经无法呆下去了，弄了个丢家弃国，落荒而逃，在海外过起漂泊不定的生活。这样的悲惨下场，想想是多么的让人伤感！
黄泽如想着自己走过的路，感慨万端。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仍然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没有错，如果时间倒退到从前的话，他仍然还会坚持那样做的。一个人无能，没有作为可以，一个国家则不行。朝廷怎么可以那样无能？泱泱大国怎能任人蹂躏任人宰割？
和黄泽如不一样的是，一时头脑发热而触犯朝廷的高伯却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行为忏悔着。就像是他的一个不小心，欺侮了一个不该欺侮的老实人一样。那种歉疚和负罪的感觉一直如影随形，赶也赶不走，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让你多难受你就有多难受。有时，高伯冷静地想着自己做过的那些荒唐事儿，连自己都觉得有点惊讶和不可思议，好像一点也不相信自己会做出那等恶作的事。他真的那样做了吗？他怎么可以那样做呢？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在心里这样质问着自己。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那种负罪感和歉疚感便如挑在肩上的担子，挑的时间越长，便越觉得沉重一样，他差不多要被它给压垮了。他再也无法承受下去了。
我要回大清国去！这是最近以来高伯想的最多最强烈的一个念头。并且，因为这件事他常常在夜里做起了回乡梦。他梦见因为他到南洋了，兰香娘在家没吃没穿的，一边在到处流浪，一边在唱着一首十分伤感的福州童谣，那首童谣其实高伯也会唱，歌词这样唱着：拖砻伊弯，番仔走番；番船未到，无米煮罩（饭）……
忧伤的歌声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漂洋过海，传到南洋来，恰好和高伯的心情非常吻合，把高伯感伤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高伯对兰香说，这些日子心里怪怪的，我在梦里老梦见你娘，梦见你娘没吃没穿的，手里提着一个破碗到处去讨饭，后来，你娘碰上我了，你娘哭着向我要吃的，你娘骂我没心没肺的，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你娘求我赶紧回去，不然的话，她就要给饿死了。
高兰香说，那是做梦！我娘怎么会没吃的呢？我娘不会！
高伯说，反正我想回去。我出来已经六年了，我真的想家了！
兰香说，你现在怎么可以回去？你回去了朝廷还不找你？
高伯说，可我不回去又怎么办？在南洋想家想死了，还不如回家被朝廷抓去给打死。那种感觉还不都一样。
高兰香却不同意父亲回去，她说如果现在父亲回去，只有死路一条了，为什么不好好呆着，非得要去飞蛾扑火？不如等世道太平一点了再回去。
高伯说，世道什么时候会太平？等到世道太平的那一天，我早就已经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高兰香便劝他不要那样悲观，说情况总会有好转的那一天，回去也不过是早晚的事，为什么要不计后果不顾一切想回去就回去呢？
高伯虽然天天说着要回中国去，也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因为他如果真的要回去的话，首先必会面临着一笔相当昂贵的路费，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些人到南洋十几二十年了，都还不敢回去一趟，怕的就是出不起路费。或者说，回家一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仍然回到以前一无所有的老样子。过去来到南洋的那些人当中，年年想回家，年年又不能回家的人大有人在。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于把回家当成了一种美好的梦永远地留在了心底，或带着这个美好的梦离开了人世。
这些年，高伯到南洋后虽然也赚了一些钱，但一个人毕竟花销大，吃饭看病穿衣租房子，哪一样不要花钱？再说，女儿女婿的到来和黄佑国的出生，又花了一些，就几乎把他这些年来的所有积蓄都给花光了，现在他差不多已经两手空空了，还叫他怎么回去？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女儿女婿说，从今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了，你们赚的钱归你们管，你们用；我赚的钱归我管，我自己用，别搅在一起了。等到路费凑足了，我就回家去！你们可千万别耽搁了我，让我到死的那一天也不能够回到大清国去。
也真可怜了高伯的一片苦心，自此后他真的把有一天要回中国当做了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奋斗目标，并且一直在为那一天的早日到来不懈努力着。
实际上，高伯心里藏有一个秘密，那是他的女儿女婿永远不会知道的。几年前高伯才到南洋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叫凤的女人。凤信佛，比高伯小好多岁，最多不过三十多岁，广东汕头人。凤的丈夫到南洋已经有一些年头了。先到马来亚，再到新加坡。丈夫在马来亚的一个矿上做工，一次矿里出了矿难，丈夫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走了。凤和丈夫结婚多年，也没生下一个孩子。有一天，凤也找到南洋来了。凤到南洋是想找丈夫生个孩子的。没想孩子不但没有要到，就连丈夫也没了。丈夫一走，留下凤一个人。举目无亲的凤于是到新加坡投奔她的表哥，没想表哥早就随一个船老板跑轮船，当船夫去了，凤只得流落街头。接下去就像是戏台上演戏，凤遇上了高伯。高伯英雄救美，收留了凤。千万别以为高伯乘人之危，旧小说里多引用“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来赞扬男人的美德。
